婺城区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盛琳虹 童锡麟 瑞金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钟士先/文 记者 陈斌/摄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把党的报刊作为党的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共通过的第一个决议中，就对出版党的报刊作了原则性规定，并借鉴俄国党报经验积极创办报刊，以期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被迫从城市转向农村，开辟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

日前，金华市青年记者踏上前往“红都”——江西瑞金的征程，深入革命老区纪念场馆、当年战争的发生地，寻访在党领导的革命处于低潮时，根据地发生的与新闻工作有关的故事。

半部电台 开启通信新纪元

在瑞金叶坪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玻璃展陈柜里的电台文物复制品，把我们带回战火纷飞的岁月。

时间回溯到1930年，中央苏区红军的通信方式极为落后，除少量电话外，主要靠司号、旗语、烟火等进行联络，距离远的，只能派通信员骑马甚至徒步传递。12月30日，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龙冈战斗成了一个转折点。红一方面军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还意外缴获一部通信电台，俘虏10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然而，由于红军战士对电台这一新鲜事物缺乏了解，在缴获过程中不慎将电台的发报部分砸坏，一部完整的电台只剩下“半部”，只能收报不能发报。

当半部电台被送到红军总部驻地时，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展现出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他们指出，虽然这部电台失去了“嘴巴”，无法发报，但它仍保留着“耳朵”，能够收听情报，这对于红军来说是极为珍贵的。他们立即指示，以后在战场上缴获敌人的物品，若不了解其用途，不可随意破坏，要完好无损地上交。

不久后，红军在东韶战斗中又缴获一部完整的电台。至此，红军拥有了“一部半电台”，这成了红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端。被俘获的10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被红军的政策、纪律和作风感染，自愿参加红军，其中就包括后来被誉为“中央苏区和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创建者”的王诤。

以“一部半电台”为基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支无线电通信队在赤坎村陈家土楼成立，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为了满足红军部队对通信技术人才的紧急需求，毛泽东、朱德签发《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在赤坎村开办无线电训练班，王诤担任教员。训练班用木块、铁片制作电键，用废旧铜线制作电码训练器，在短短4个月里，为红军培养出了第一批无线电通信技术人才。从半部电台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电讯，在保卫红色政权和建设革命根据地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一间土墙瓦房里，21岁的发报员刘寅用电台播发了“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消息。这条电讯，是当天刚刚成立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为新华社前身）发出的第一条红色电波，向世界发出了红色中华的声音。自此，革命根据地的新闻传播事业为中国新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红中社与《红色中华》

构建新生政权新闻传播平台

在瑞金市史志研究室，研究人员廖九平满怀深情，向我们讲述根据地红色新闻事业发展的艰辛历程。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与红中社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报纸是文字传播的主要载体，电台则负责突破时空限制。作为传达党的声音、动员群众、推动苏维埃事业发展的新闻传播机构，红中社与《红色中华》将苏维埃政权的声音传向更广阔的区域，极大提升了新生政权的舆论影响力。

成立初期，红中社工作人员仅3人，到1934年也就十几人，就在瑞金叶坪村的一座普通民房内办公。这群平均年龄仅20多岁的年轻人，在简陋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叶坪革命旧址群讲解员赵薇介绍道：“除了采访、写稿、译电外，他们还兼刻蜡纸和校对，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有的患了坐板疮、烂了腿，就趴在床上编写稿件。”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刘付春说，积极动员根据地军民投身苏维埃各项建设是《红色中华》宣传报道的第一要务，它以命令、条例、指示等形式刊发各类公文达473则，内容涉及苏维埃建设的方方面面。

要承担起革命动员的重任，仅仅依靠十几人的力量是不够的。《红色中华》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办报，积极发展通讯员队伍。为培养通讯员，《红色中华》还开辟“写给通讯员”专栏，出版《工农通讯员》刊物，并将列宁关于“集体组织者”的名言印在毛巾上，发给通讯员作纪念品。最多时，通讯员达到500多人，让《红色中华》取材更广、内容更活。

报纸图文并茂，行文通俗易懂。如体育报道：“昨（二十二）日演习阅兵毕，午后一时许有红大，特校，军委无线电联合球队与国家保卫局篮球队大战于阅兵场……”报道生动活泼，画面感十足。又如一篇报道写道：“黄陂红军势甚活跃，国府已令鄂省李鸣钟、皖省邱盛宜、豫省张钫三省围攻云。”但文尾又加上一句旁白，“又来送枪支子弹”，尽显面对强敌时的无畏与豪迈。

《红色中华》记录了苏区军民战斗生活的点点滴滴，是当时苏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红色中华》发行量从最初的3000份增至40000多份，超过当时著名的《大公报》，成为连接党、政府与群众的重要纽带。据统计，“群众”一词在《红色中华》上出现了10886次，仅次于出现了13316次的“红军”。在艰难的战争岁月，《红色中华》将苏区军民紧紧连接，号召群众武装起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和解放。

坚持党性原则、走群众路线等我党新闻工作的宝贵经验就是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形成的，并在此后更为艰苦卓绝的斗争考验中逐步完善、成熟，走向延安，走向西柏坡，走向北京。

“留苏版”《红色中华》

在绝境中延续红色新闻火种

1934年4月下旬广昌战役失利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在9月8日刊发的第231期《红色中华》上，可以发现隐秘的信号。《中央各机关号召募集廿万双草鞋慰劳红军》一文号召苏区群众在10月10日前捐赠20万双草鞋，10月10日，正是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的日子。

根据安排，瞿秋白留下来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主编《红色中华》，以迷惑国民党军，保守主力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

当时的苏区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物资极度匮乏，纸张、油墨、印刷设备难以获取，甚至连安全的办公地点都难以保障。那时，瞿秋白的肺病很严重，他带病坚持工作，白天随军行动，与大家一起步行爬山，沿途做宣传鼓动工作。到达宿营地时大家休息了，他还要连夜写稿审稿，以保证《红色中华》按时出版。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一张残破的《红色中华》报静静陈列在展柜中，这是第264期，它只有全张报纸的三分之一，是目前能见到的、在中央苏区出版的最后一期，刊于瞿秋白被捕的一个月前。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前，《红色中华》出版至第240期（1934年10月3日）。这意味着红军长征后，在瞿秋白的带领下，《红色中华》“留苏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至少坚持出版了24期。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突围转移到长汀县濯田区牛庄岭附近时被国民党军俘虏。国民党招降瞿秋白无果，下达处决令。

1935年11月25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红中社恢复新闻文字广播，《红色中华》在陕北瓦窑堡复刊。由于当时并不知道瞿秋白在苏区继续出版《红色中华》，因而复刊号接续长征前的期号，从241期开始刊发。

不一样的两张报，却同名同期号，这是新闻工作者在艰难困苦中为革命事业不懈奋斗留下的特殊密码。

与无数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壮烈牺牲一样，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踏着前人的足迹义无反顾地前进——1934年11月，《红色中华》首任主笔兼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人周以栗在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队袭击英勇牺牲，年仅38岁；曾任《红色中华》代理主笔的梁柏台，和瞿秋白同年出生，同年被捕，同年牺牲；曾任红中社秘书长的徐名正，也在1935年2月突围途中被捕，在长汀英勇捐躯，时年23岁；在罗汉岭下，中国红色新闻事业的缔造者之一、36岁的瞿秋白到刑场后盘腿而坐，回头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高唱《国际歌》《红军歌》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斯人已逝，先辈用生命守护的红色新闻火种，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指引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者延续他们未竟的事业。

记者手记

红色接力 百年传承

踏上江西瑞金这片红色土地，“溯源铸魂 致敬先辈”这八个字便从活动主题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历史温度。

我们参观了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这间简陋的土坯房，曾是苏区新闻事业的重要发源地，无数承载着革命理想的文字从这里发出，跨越山川阻隔，将党的主张和苏区动态传递到各地。一块饱经岁月洗礼的“红色中华”牌匾，一扇为了伸出天线而开凿的小窗，一个编排稿件的场景复原，让我们仿佛看到先辈们挑灯夜战、奋笔疾书的身影。看着《红色中华》的复刻版，密密麻麻的文字不仅记录着苏区的生产生活，更凝聚着先辈们用笔墨作武器、以纸张为战场的坚定信念。

那一刻，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手中的摄像机、笔记本，已不是简单的工作用具，而是传承了近百年的“红色接力棒”——先辈们用新闻传递真理，如今我们更要用专业传递时代声音。

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泛黄的油印报纸、斑驳的手摇印刷机、磨损的钢笔静静陈列，每一件展品背后都藏着动人的故事。讲解员提到，当年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战士们边打仗边行军，负重物资逐渐被抛弃，但转移前刊发的240期《红色中华》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这次旅程不仅是一次历史的回溯，更是一场精神的洗礼。作为新时代的青年记者，我们既要带着“溯源铸魂”的敬重之心，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背后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更要带着“致敬先辈”的责任之心，在日常工作中践行新闻人的使命，用有温度、有深度的报道，记录时代变迁、传递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