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梦熊

人世间有种种不经意间令人唏嘘的事情。

在偶然的机会下，我在查找日本近代诗之父萩原朔太郎的作品时，得见程鼎声编译的萩原朔太郎的《诗的原理》，没想到这就像沉船的一根缆绳，随之浮现的却是整艘沉船。

程鼎声即程鼎兴，又名鼎鑫，他与表妹金淑姿相恋的故事，见诸他所辑录的《淑姿的信》。此书之所以流传至今，是因为作序的是鲁迅，这篇序更是鲁迅仅有的一篇骈体文的序。

在序中，鲁迅对金淑姿贯注了极大的同情和哀婉，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同情妇女》里对程鼎兴则是下了一个严重的判断，她以为程鼎兴的所谓怀念之情，“从表面看来，是一番好意，但从淑姿的信里细看，他却是一个薄幸郎君，使淑姿赉恨以殁的。鲁迅深为淑姿抱不平……到‘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句则简直痛责程鼎兴了”。

然而，这种单单从《淑姿的信》中读出来的一种罪责，是否即为真相？

01

程鼎兴是金华雅畈人，妻子金淑姿是金华二湖乡（后改为秋滨街道）马鞍山村人。

1908年，金淑姿出生，程鼎兴至少比她大四岁。金淑姿是程鼎兴姑母的侄女，行居最小，所以她的乳名便是“小妹”。

程家祖上是徽商，富有声望。金氏则是金华望族，金淑姿有两个比较有名的堂哥，一个是原浙江省西湖博物馆馆长金维坚，另一个是原安徽省马鞍山钢铁厂总工程师金维楷。金维坚的祖父金凤纪是金华最大的国药老字号九德堂的创始人之一。

金淑姿自小聪颖，七八岁时，已经被程家奉为上客，所谓“两小无嫌，绕床记弄青梅”。十四岁那年，金淑姿再到程家做客的时候，程鼎兴不觉有了别样的情愫。金淑姿常常要到他的书室来找书，一如他在《冠在<淑姿的信>上》所说，“彼此交情，才得融洽；离前别后，情思转切”。金淑姿的第一封信，谈及收到程鼎兴给她寄的一包书，让她心里非常快活，以致有了“我看了你的信以后，就好像看见了你的面一般”，这种“见字如面”的喜悦，以后几乎贯穿了金淑姿的一生。

当程鼎兴在信中问她“将来求学的志愿”，读书的种子也就在金淑姿的心中萌发，“如果以后，我都不能达到求学的目的，那么就没有趣味的日子了”。但凡收到程鼎兴的来信，对她而言，便是一个有趣味的日子，“看了你的信之后，一座静悄悄的花园，忽然变得热闹极了，好像你站在我面前谈了话的一般呢”，这种天真的热情，往往让人为之心动。

金淑姿发现程鼎兴回信的时间多在夜里十二点前后，又听到表哥程鼎铭说他如何不分日夜地用功，金淑姿便为他担着几分愁忧，彼此的渴念也就变得更加真挚深切。

程鼎兴不仅给她寄书和杂志，也寄了自己的一张小像，恳求金淑姿也赐予他一张小像，这张小像便收录在《淑姿的信》中。在第16封信中，金淑姿心中忐忑，每天早晨，她时时看着程鼎兴的小像，好像须臾不忍分离，她想问程鼎兴：“那末，你果真爱我的吗？”

两个陷入爱河的青年，此时，他们相信诗人徐志摩的话，爱是实现生命的唯一途径。在第23封信中，金淑姿这样写道：“自从和你感情一天高似一天以后，我心中却非常之担忧，只怕你读书的志向反被情思战胜，今天看到你却被读书的志向战胜……这样就好。并很希望你要永久都这样呵！鼎兴，我们俩的爱情虽然是这样好，但要知道我们的爱情是洁净的，永远的，不是那套污秽的，只图顷刻之欢的。我们是要求将来永久的快乐的呵。”然而，谁能够想到他们最终的命运，却要步入雪莱的预言，“爱的需求或力量一旦死去，人就成为一个活着的墓穴，苟延残喘的只是一副躯壳”。

02

1924年的秋天，堂哥金维坚和叶瑞芝在金华酒坊巷的县民众教育馆礼堂举行新式婚礼，新娘不坐花轿，不穿戴凤冠霞帔，也不行跪拜礼，这种文明婚礼，让金淑姿万分羡慕。第二年，金淑姿18岁，她与程鼎兴订婚，这也成了他们奔赴文明婚礼的前奏。

此时，程鼎兴的诗作开始屡屡见诸《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觉悟》副刊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各种刊物中影响较大的一家副刊。

当然，恋爱中的青年，绝非永远的甜蜜。

金淑姿在信中有时便低到尘埃里，把自己看作“寄生虫”。为了消除误会，两个人在信中谋划一次约会，地点定在双溪通济桥的懋和饭店。1926年5月18日下午，金淑姿和她的三姐以去城里镶牙为借口赴约。程鼎兴为此写了一首《新来的蝴蝶》，发在《觉悟》副刊上，“你偕你底姊妹同来了！这临流桥头——我们约好的欢会呵！我底暖掌，紧握着你底温手，我底眼儿，凝觑着你的明眸。我俩底洁白的心呀，好像溶成一池泉水，滢澈无纤尘的”。金淑姿则用“下了三次雨”来形容这次约会，“第一次，我们和你都在茅亭中避雨；第二次我们却已在那不绝的风雨中找寻归路了”，第三次雨下在她的梦中。

程鼎兴先是在复旦大学求学，后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其间，他写给金淑姿的信变少了。金淑姿的父母对程鼎兴十分满意，金淑姿不仅期待着程鼎兴的信，同样，她更期待着恋人的假期，“当我正在焦念时，能忽然间把你底可爱的信儿飞到我底手里来，那时的我真要快活得什么似的了”。

03

1929年，程鼎兴从中国公学毕业后，在福建仙游中学任教。等到下半年，金淑姿和程鼎兴的姐姐兰蕊同来仙游。她们在现代中学，程鼎兴在仙游中学，所谓“城南城北，时通音息：有邮寄者，有便带者，有留条于我书桌上者，莫不情词并茂”。在仙游师生眼中，他们是“以自由恋爱冲破封建婚姻制度束缚的一对先进人物”。

程鼎兴着手翻译萩原朔太郎的《诗的原理》即在此时。然而，他在仙游的日子并不长。据《淑姿的信》中所说，“（淑姿）二十二岁时，与吾姊兰蕊自闽返杭后，当时姊妹都在一起，因此我们即在湖滨结婚。奈蜜月中，其父见背，多所不欢，就邀同维楷兄南归。时我餬（同“糊”）口天涯，未得同行”，可见两人成婚是在1930年，此时程鼎兴已离开仙游。

在第108封信中，“会过了鼎晟兄，将你的信交给了他，并将你的情形也告知了，承他的盛意，他说：‘这几天正在打算着，本想他自己于是月十六号到杭时带来的。现已知道了情形，就赶早先寄几十元给你起。’我听了感激极了。不知现在可曾寄来没有”，足见程鼎兴的“餬口天涯”所言不虚。此时，程鼎兴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的名作《杜子春》，发表在《北新》第4卷第21/22期。

04

从杭州到上海，程鼎兴或许得到姨父盛俊的帮助，进入北新书局工作。北新书局与鲁迅的渊源极深，鲁迅的《呐喊》《彷徨》等24部著译均由北新书局出版。

北新书局拟推出《北新活页文选》，由著名教育家姜亮夫负责，程鼎兴则是姜亮夫的助手，姜亮夫选好初高中国文教科书篇目以后，由于他要去法国学考古，标点和注释便由程鼎兴负责。

北新书局职工费慎祥与鲁迅相识，后来，程鼎兴托他请鲁迅为《淑姿的信》作序也就在情理中。

程鼎兴在上海尚未站稳脚跟，他跟金淑姿之间情感的裂痕随着书信的减少而扩大，金淑姿的身体也出现种种状况，之前，她得了疟疾中最麻烦的一种三阴疟，从此落下病根。程鼎兴的冷淡，更加重了金淑姿的忧悒，以致信中时有这样的话，“每见来函中只几句很简单的话语，连一句亲热的话也得不到安慰，更使我寂寞了。不过我会原谅你的，知道你没暇的呵”“近来不知怎的心绪非常缭乱而易怒，我真随它去罢！总之，惟有听从天命罢了”，从热烈的相爱走向冷寂的等待，金淑姿心中的希望如同一截即将燃尽的蜡烛，接续它的只有眼泪。

“现在的鼎兴，恐怕‘只闻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了。当我去年十二月时，几次寄信给你，都毫不理我，而当我那落月之时，若稍有情的人，多少总有点挂心的”。在金淑姿看来，以前的信有多么滚烫，现在的信就有多么冰凉，金淑姿的信自此变得极为哀切，“而今竟又会有写如此痛心断肠的信。唉！世事原来是这样的。男人的心呵！诚使我什么也难形容了”。

1931年9月22日，金淑姿颐下（下巴）忽患一疔，就诊于城中，医生用针将疔挑破，以为痊愈，不想三日后，唇中复发一疔，医院不敢收治，用药也不及时，9月26日中秋夜，金淑姿抱恨而死。而“一切都灰了心”的金淑姿，临终只剩下一句：“恨呵！鼎兴！”

05

金淑姿的死，完全出乎程鼎兴的意料。上海既是一座声色场，也是一座修罗场，程鼎心自言“没有异心”，只是“流寓上海，窘于生涯；客怀落寞，终鲜裁答”，这种不堪与不甘的心境，如何能够告人？

等到他赶回雅畈时，“一棺已盖，万难开矣”。让雅畈的乡亲们瞠目结舌的是，程鼎兴竟为金淑姿披麻戴孝，在金淑姿的棺木前下跪，给她当孝子。这样的行径在信息闭塞、风气保守的乡村轰动一时。后来，程鼎兴远走天涯，此事当为一大原因。

重返上海的程鼎兴，在创作上是幸运的，他的诗作不仅见诸北新书局发行的文学刊物《北新》《青年界》，而且在徐志摩主编的《新月》《诗刊》上屡有登载。在《诗刊》第三期上，程鼎兴和徐志摩、孙大雨、林徽因、卞之琳、陈梦家、梁宗岱等人并列在一起。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身亡。如果说金淑姿的死，让程鼎兴失去了现实感；那么，徐志摩的死，则几乎断送了他继续写诗的勇气。他在怀念徐志摩的诗中，有一句让人印象深刻，“日出是伟大，伟大的还是日落”。

至于程鼎兴编辑、整理《淑姿的信》，缘何要找鲁迅作序，若是从传之久远、不被湮灭的角度去看，或许也是一个理由。当然，前有蒋光慈和宋若瑜的书信集《纪念碑》一时走俏，有人以为程鼎兴便是要赶这一波书信热。

1932年6月19日，程鼎兴在上海编完《淑姿的信》，鲁迅的序则完成于7月20日，曾让鲁迅和许广平一起朗诵的这篇音调铿锵的骈体文的序，其中如是写道，“远瞩所至，始见来日之大难，修眉渐颦，终敛当年之巧笑，衔深哀于不答，铸孤愤以成辞，远人焉居，长途难即。何期忽逢二竖，遽释诸纷，閟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抔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而中国韶年，乐生依旧。呜呼，亦可悲矣，不能久也”。程鼎兴不仅要遭受丧妻之痛，而且还要受到鲁迅这样的前辈的苛责，若是不“乐生”，难道还要他“赴死”来表示一往情深么？

9月15日，《淑姿的信》由创造社出版，北新书局发行，初版两千册。据北新书局编辑胡嘉回忆，这本书为程鼎兴自费出版，北新书局代售，流传并不广，程鼎兴曾把《淑姿的信》送给他作为纪念。当然，程鼎兴送给鲁迅的那本，上面题签：鲁迅先生辱存，后学程鼎兴抆泪敬赠。

如果程鼎兴真如许广平所说的是一个“薄幸郎君”，那么鲁迅又如何能够与其再有交往？检索《鲁迅日记》，尚有两条与程鼎兴相关的信息，一条是“1933年3月6日，午后得程鼎兴信并火腿二只”，另一条是“1933年7月13日，程鼎兴君赠鲜波罗二枚，又罐装二个”。鲁迅在给编辑杨霁云的信中曾说，“那一篇四不像的骈文，是序淑姿的信，报章虽云淑姿是我的小姨，实则和他们夫妇皆素昧平生，无话可说，故以骈文含胡之”，当然，鲁迅的妻子许广平不认同这样的谦词，鲁迅的研究者们更是如此。

姜德明和胡从经都是著名藏书家，号称“北姜南胡”。姜德明在《鲁迅与淑姿女士的<信>》中对程鼎兴大加挞伐，胡从经在《“铸孤愤以成辞”——<淑姿的信>》中则把程鼎兴与种种文学作品中忘恩负义、薄幸无情的反面角色相提并论，真可谓“杀气腾腾”。

有关《淑姿的信》，比较中肯的一个意见，要算谢怡萍、李乐平的一篇论文《论鲁迅婚恋生活与小说创作的相互影响》。其中提到鲁迅的表妹琴姑之死，只因为两人生肖不合，鲁迅的母亲便断送了这段姻缘，琴姑临终前有一番话，“以前周家来提过亲，后来忽然不提了，这件事是我的终生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鲁迅事后方知，以致无法忘怀。谢怡萍、李乐平认为，“后来鲁迅答应为素不相识的程鼎兴出版《淑姿的信》作序，自然就与琴姑的死联系起来，用骈体写成的《<淑姿的信>序》，字里行间充满对已逝淑姿的无限追悼与纪念，把素未谋面的淑姿的纯情和悲剧把握得如此精确而深刻，不能不说这与琴姑同样悲惨命运如出一辙”。

06

1935年10月10日，由戴望舒主编的《现代诗风》第1期上推荐了程鼎兴编译的萩原朔太郎《诗的原理》。其间，程鼎兴的诗作则见于储安平主编的《文学时代》。一首《夺回》最为简明，“这个夜里真是寂寞，别的声音一点没有，只见野兽在暗里伏。哦，我们须要一起走，千万不要慌，小心着，振作起来，便不会抖。别怕风里餐，露里宿，只要团结起来就够。夺回那光明的快乐，先要赶跑这些野兽”。赵景深说他的风格近似李长吉，然而“夺回那光明的快乐”，对程鼎兴来说，却是一个渺茫的希望。

当时，赵景深仍在北新书局工作，程鼎兴的文章尚能在北新书局发行的《青年界》上看到。1937年，程鼎兴的一篇日记《海月楼日记：李琼芳之死》登在《青年界》第12卷第1期上，这是目前我所能看到的程鼎兴最晚的一个踪迹。此篇日记，后来收录在赵景深主编的《现代作家日记集》中。

女学生李琼芳的死，再一次拨动了程鼎兴的心弦。此时，程鼎兴已经再婚，他的妻子和李琼芳曾是同学。李琼芳因与一位有家室的林老师恋爱，不堪受林妻以及林母上门羞辱，最终吞鸦片而死。

程鼎兴写道，“我以为妇女在我国的地位，数千年来都在被压迫之下讨生活，到现代方将解放，稍得抬头在世，正如婴儿起初学步，颠来倒去，在所不免，正须人提携扶助，即有失足，亦不为过。当今恰像一个婴儿，跨不上两步，便仆倒在地，而目击之人，能不扶她一把”？为此，他又作一首旧诗：“才展轻枝欲倚风，可怜风竟碎柔红。风无宿愿难回顾，蕊有余芳讵转浓？本拟风流春作主，那知云散梦成空！摧眉一恨风萧瑟，花事人间去太匆。”

只不知此时的他可曾想到金淑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