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何晓琴

多次走进武义县桃溪镇陶村古街，是因为陶建勋。

据民国《宣平县志》记载：“陶建勋，清光绪甲午年中武举人，光绪乙未年中武进士，钦点花翎侍卫，派乾清门行走。”他的故居，就位于陶村古街。

陶公家族源流

溯源陶公家族，陶村西山下陶氏宗祠有一幅陶氏57世孙陶焕弘拟的对联生动形象，曰：“五柳古韵出渊陶山问柴桑，千年溪水入卷瓯川归东海。”

“五柳古韵”意指陶氏第18世孙陶渊明。陶渊明是陶侃曾孙，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去职归隐，绝意仕途。由于陶侃、陶渊明世居浔阳，陶氏遂以浔阳为郡望。

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归园田居思想，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桃溪人。西山下的陶姓，始祖陶善，是陶氏44世孙，在南宋淳熙年间由处州缙云陶山析派而来。据陶氏宗谱记载：陶善，任大理评事（官名，职责是判案），宋淳熙庚子年自栝仓陶山徙居桃溪之鼻祖也。相传陶善入赘余太师家，迎娶余太师之女，生六子，世居桃溪。

陶建勋故居是陶建勋回乡后所建，并居住到老，直至1950年离世。故居坐西朝东，砖木结构，石雕辅助，是典型的三合院江南民居。至今还保存有书房、陶建勋画像、圈椅、茶几、石床、练功石等。

最显眼的三块练功石，俗称“千斤石”，半米多高，是陶建勋平时用来练臂力的，又叫做“练臂石”。三块石头都有石刻标注，依稀可见“叁号240觔”“贰号280觔”“大号，石叁百四拾觔，光绪十七年，陶□堂办置”等字样。练功石置办年份是光绪十七年，那一年光绪21岁，陶建勋22岁。

武进士之路

据说陶建勋从小力气大，长大后更是身材魁梧，他因习武走上科举之路，似乎也顺理成章。

武进士是明清时期武举殿试及第者之称。清末武进士需要历经四个等级的考试：武童试、武乡试、武会试、武殿试。

对于很多考生来说，这个过程相当漫长，一次落榜之后要等三年才能再考。据村里老人说，因为陶建勋资质好，敏慧过人，勤奋刻苦，所有考试都一次性通过。

光绪甲午年（1894），陶建勋乡试中试，成了武举人，这在宣平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为了获取更高的功名，在家族长辈的鼓励下，陶建勋进京赶考。据说，当时陪伴陶建勋进京赶考的有师父郑树标和村民陶寿勤的祖父，三人还携带一把重达120斤的大刀。大刀是陶建勋师父郑树标所赠，郑树标由国学生得中清朝同治庚午科第十四名武举人。陶建勋得到师父这把大刀之后，武艺突飞猛进。每逢四邻八乡有迎龙头、“擎大蜡烛”等活动，陶建勋经常上街表演，手舞120斤大刀虎虎生风。这把大刀现存陶村旗杆巷郑树标老屋前厅。

古时举人进京赶考会有官府所发的“火牌”，“火牌”上书“奉旨会试”字样。利用“火牌”，陶建勋在路途中可得到官府提供的方便，如享受茶水便利、兑换车马代步等。即便这样，陶建勋的进京之路也花了两个多月。

据记载，清代武举考试的外场科目为马射、步射和技勇。马射、步射合格之后，拉弓、舞刀、举石称为技勇。技勇实际上就是比力气，考试要求弓必开满，刀必舞花，石必离地一尺。弓分八力、十力、十二力；刀分80斤、100斤、120斤；石分200斤、250斤、300斤。据说陶建勋会试时候选择的是头号：十二力弓、百二斤刀、三百斤石。

通过了会试，陶建勋就成为贡士，从字面理解，是贡给天子的“士”，意思是可以做官了。一个月后，陶建勋迎来殿试。

武殿试通常由皇帝亲自主持。据说殿试时，陶建勋提刀千斤重，舞刀鸿毛轻，刀飞钢环响，刀落寂无声。看得光绪帝连连叫好。

笔试内场考试地点据说在太和殿前廊内。据陶建勋孙子陶柏新讲述，陶建勋在大殿上完成策论的时候，忍不住抬头看了光绪皇帝一眼，这下可不得了，因为皇帝不是随便可以看的。正当要被怪罪时，与陶建勋初识并对其颇有好感的翁同龢出面求情，解释说陶建勋在家乡以孝出名，来之前母亲曾经吩咐，不管中不中功名，要代替她看一看当今圣上的龙颜。陶建勋牢记母亲的吩咐，故斗胆抬头仰望了皇帝一眼。听罢如此解释，皇帝感动于如此孝顺又优秀的武生，便免去陶建勋的“欺君之罪”。

陶建勋文武双全，放榜后，中了第五名进士。

给光绪当侍卫

考中进士后，仕途之路开启。陶建勋被钦点为花翎侍卫，派乾清门行走。

通俗地说，侍卫的工作就是在皇宫里轮番值守，保护皇帝。当然也包括陪在皇帝身边参加各种典礼、检阅等，平时还兼收发公文，办理章、奏，还有可能被派到民间了解情况等。

清朝侍卫划分为一等侍卫、二等侍卫……侍卫级别不同，享受的待遇也不相同。

花翎是孔雀翎，它有单眼、两眼、三眼之分。上边的“眼”其实就是孔雀羽毛上的圆，这种翎称为花翎。花翎是侍卫最突出的标志，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陶建勋画像的帽子上，清晰可见两眼花翎。

清朝不设专职的官员或不专任的官员叫作“行走”。“行走”是有一定官职，又派到别的机构办事的意思。乾清门行走，就是派到乾清门的护卫，是清代朝廷侍卫的一种，常值班于内廷，皇帝出巡时扈从值班，其官阶次于乾清门侍卫，由御前大臣统领。

乾清门为紫禁城内廷的正宫门，乾清门后的区域是帝后寝宫以及嫔妃、皇子等居住生活区域，通俗地说，就是皇帝卧室的大门。

清末，宫廷侍卫的日常生活待遇与保障相对比较优越。皇帝生日、庆典时有赏钱、赏物等恩赐，日常有“马钱”（即养马的费用，由宫中支付马料钱）可领，还可以穿黄马褂。

晚清的侍卫出身于武举考试，不熟谙军队、不洞悉枪炮，在时代更迭之际，面临严重危机。早在鸦片战争开始之时，擅长开弓、射箭、舞刀的清军已经无法抵挡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武举考试的内容也无法适应战争的需要。

武备学堂应运而生。武备学堂是清末的陆军学校，早在光绪十一年（1885），李鸿章就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陆军学校。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兵部选派20名侍卫进入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其中就包括陶建勋。江南陆师学堂是1896年由张之洞奏准设立的，以培养现代化将才为目的，地址在南京。

在德国教习的带领下，陶建勋学习兵法、行阵、地利、测量、绘图、算术等功课及马、步、炮兵阵法，经过学习，有些武士走上军事将领的道路，有些成为学堂教官，有些成为新军的一员。

据《宣平县志》记载，宣统时期陶建勋曾经担任陕西参将，因为缺少相关资料，具体起止时间和情况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作为一名经过军事培训的将领，陶建勋走上了新的职业道路。

心地芝兰有异香

乱世动荡。陶建勋对清末形势认识深刻，深感失望。恰逢辛亥革命，时局剧变，陶建勋遂辞职回乡，退出仕途，归隐田园。

1911年11月25日，处州府光复。陶建勋被推举担任宣平县临时主官民事长，直至1912年3月知事到任。此后，陶建勋还连任两届宣平县议会议长。他参与地方基础建设与教育事业，进而关注百姓民生，他尚“武”尚“义”的行为，得到后人称颂。

陶建勋回乡后的生活，如他书写的对联“书田菽粟皆真味，心地芝兰有异香”一样。他在乡间清静淡泊，兴教办学，倡修桥梁，造福一方。后人评价他“居庙堂之高则护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利其民”。

陶建勋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据相关资料记载，桃溪中心小学的创办，可以追溯至1912年，当时清代知名人士郑学祥创办了育英学堂，1913年郑邦瑞又在陶村郑家祠堂创办了陶范小学校。到了民国六年（1917），由陶建勋牵头，在西山下祠堂创办陶范高等小学校，这是宣平乡间第一所高等小学校。当时的教育经费在陶建勋的争取下，得到了各方的鼎力相助。到民国十七年（1928），陶建勋等人发起，将育英学堂、陶范小学校、陶范高等小学校合并，改名为宣平县亲仁区第一小学，后又相继改名为宣平县第三区中心小学和宣平县陶村中心小学，校址迁移至陶村东祠。除了解决桃溪本村孩子的入学问题，学生还来自邻村的西塘和金华瀛头等地，教员大多是师范讲习所毕业，培养了大批人才。

修建陶村桥梁

俗话说：造桥铺路，功德无量。陶建勋一家，和陶村几座桥梁颇有渊源。

陶村是通衢古镇，东溪、西溪穿行村中，便多古桥。现存四座古石拱桥：普济桥、广济桥、镇澜桥、镇西桥。

1890年4月，福缘桥因为“洪水骤发，桥遂倾坍矣”。光绪二十年（1894），陶建勋的父亲陶启星与村民郑树标、陶昱南等人“筹商巨款，估计工料”，筹集了“六七百金”，陶启星个人捐出“百余金”，重修福缘桥。为了让新桥更加稳固，他们把桥址上移百余步，选择一个更为合适的造桥地点。新桥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十月修成。为保风调雨顺、一方平安，又把新桥取名为镇澜桥。当年百姓到延福寺进香礼佛，镇澜桥是重要通道。

广济桥原名余桥，1921年8月，山洪暴发，余桥被冲毁。在陶建勋等人倡议和努力下，历时8个月，原来的木桥改建为二孔一墩的石拱桥，改桥名为广济桥。现今桥身上“广济桥”三字依然清晰可见，据说是由陶建勋题写，并且撰有《广济桥碑记》。

“北阙恩光”，西山下陶氏宗祠门楣上这四个字，“北阙”代指朝廷，“恩光”表示来自皇帝的恩赐，可见当时的朝廷对陶建勋的肯定和嘉许。与陶建勋同朝为官的同治、光绪两代帝师翁同龢，在陶建勋被钦点侍卫后，两人常有接触，翁同龢曾经送给陶建勋一副楹联：“秀句满江国，芳声腾海隅”，由此可见，翁同龢对陶建勋的才、德评价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