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金璐

本次巴黎奥运会，“跳水女王”郭晶晶以裁判身份亮相，引起网络热议。如今，中国人担任奥运会裁判，大家早已司空见惯，只有当事人是知名运动员时才会吸引公众视线。

然而，88年前却不是这样。第一位中国奥运裁判，曾经面对所有人的质疑，而当他完成使命归来，国人为他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把他视为中国体育之光。

这位裁判，就是被誉为“奥运中国第一哨”的舒鸿。

舒鸿除了当裁判，还当老师；先当体育老师，后来又当体育老师的老师，成为浙江体育师范教育的创始人之一。1962年他成为浙江师范学院（也就是后来的浙师大）的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为浙江培养了大批体育人才。

“奥运中国第一哨”怎样炼成？

舒鸿不但是第一个在奥运会上担任裁判的中国人，还是1936年德国柏林奥运会上篮球第一次被列入奥运会项目时的决赛裁判。这个“第一哨”含金量极高。

一个中国人，缘何能够被赋予如此重任？

其中有偶然因素。柏林奥运会的篮球比赛，美国男子篮球队进入了决赛，出于回避原则，美国籍裁判不能执裁这场比赛，而当时篮球运动在欧洲开展的时间不长，欧洲国家的裁判普遍经验不足，使得找决赛裁判成为一件难事。

其中也有必然因素。舒鸿的履历太强了——他从读中学起就开始打篮球；在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春田学院）体育系读书时师承篮球运动的发明人詹姆斯·奈史密斯教授，篮球的各种规则、技巧早已烂熟于心；他曾经在大量篮球比赛当过裁判，经验非常丰富；在奥运会预赛阶段担任裁判期间表现可圈可点，看过比赛的人都认为他执法公正、判罚准确。正因为如此，当中国队代表团总教练马约翰推荐他担任决赛裁判，舒鸿的同门师弟、美国的助理教练杜平对此极力赞成。就在国际篮联官员们犹豫的时候，詹姆斯·奈史密斯教授一锤定音：“舒鸿是我的学生，我向你们保证，他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

当时随中国队到柏林的记者冯有真在报道中说：“裁判一职，由我国教练舒鸿担任，舒氏抵德后，经大会篮球委员会聘为裁判员，屡次执法，铁面无私，目光犀利，赏罚分明，极得好评。故决赛一幕，特聘舒氏充任裁判，极为荣誉。”

那一届奥运会中国代表队在比赛方面颗粒无收，但舒鸿成为决赛裁判，以及武术和毽子等传统体育表演震惊了外国人，令中国人扬眉吐气。

中国人当裁判，靠自己抗争而来

舒鸿成为“第一哨”的路途并不平坦。尽管他是科班出身，但1925年刚回国的时候，想在大型比赛中当篮球裁判却被拒绝了。

当时，篮球是舶来品，在中国举行的篮球赛，即使双方球队都是中国人，也要由外国人来当裁判，执裁用的是外语。舒鸿觉得不应该这样，于是他组织成立中华运动裁判会，自任会长，培养本土裁判。

1928年上海万国运动会期间，舒鸿向组织者提出要让中国裁判参与，用中文执裁。外国裁判们纷纷表示反对，认为中国裁判没有那个水平。最终，有人提议，以考试定输赢，所有报名的中外裁判都要参加，由当时最为权威的美国裁判会出题并阅卷。考试结果出人意料，包括舒鸿在内的4名中国裁判全部通过，分数最低的也有88分；而5名外国裁判只有1人及格，还只考了60分。于是，这次比赛由中国裁判执裁；而之后的大型比赛，中国裁判也都有了一席之地。

这次抗争还让舒鸿他们拿到了美国裁判会的正式会员资格，成为中国第一批国际级裁判。这也使舒鸿有了在奥运会上担任裁判的条件。1936年，他以中国队助理教练兼队医的身份来到柏林后，申请参加奥运会的裁判工作，经大会审核，被聘请担任篮球比赛和拳击比赛的裁判。

后来，舒鸿曾经对自己的弟子陈裕明回忆说：“当时中国在国际上没有地位，被西方人看不起，篮球项目当时为世界所瞩目，绝不会请中国人当主裁判。我之所以能当上，是自己去争取来的。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得看得起自己，中国人并不比洋人差。尽管我不是运动员，不能在规定项目上夺金牌，但在裁判战线上，我同样可以为国争光。”

舒鸿还说：“怎样当好裁判，首先是去掉一个‘怕’字。我认为，欧洲裁判不比我吹得好，这有目共睹。尽管决赛中美国队和加拿大队势均力敌，但只要我执法公正、不出差错，相信观众不会起哄。我努力做到胆大心细和果断，终究得到大家好评。”

不满“东亚病夫”之称

追求“体育救国”

舒鸿曾经对自己的弟子说过：虽然由于时代的关系自己已经错过当运动员的机会，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实现自己的体育理想。

舒鸿的体育理想是什么呢？是以体育救国，让中国人不再有“东亚病夫”之称。

1894年，舒鸿出身于上海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舒高第也曾出国留学，回国后成为一名教师兼翻译，出版了30多部译作。舒家并不富裕，便把孩子送进免费的教会学校读书，后来舒家的10个孩子中有8人大学毕业，其中还有5人曾出国留学。

当时的教会学校重视体育，舒鸿因此很早就接触到田径、篮球、游泳，并成为学生中的体育尖子。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他赴法国青年会工作，为在法国的中华劳工服务了一年。法国是第二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举办地，舒鸿在此接触并了解了奥林匹克运动和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中有关体育的内容，并被深深吸引。1919年，舒鸿决定前往美国以体育为特色的春田学院留学。

奥林匹克思想认为，体育是人类身心的教育，体育是实现人类身心教育最好的手段。舒鸿留学时期，也是美国体育思想大发展时期。美国体育界对体育教育目标、教育方法和教育理念开展大讨论，对体育的价值功能、作用意义进行重新界定，并提出了科学合理的认定——体育就是教育，体育能全面培育人，可以对人从身体到心理进行塑造。舒鸿从这些理论中看到了一直苦苦追寻的强国之路。

后来，当舒鸿向自己的学生阐述学体育的必要性时，会问他们两个问题：为什么外国人要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为什么我们在体育赛场上不能取胜？

为抵御侵略而坚持上体育课

美国春田学院是近代体育开展得最好的学校，篮球、排球等项目都是春田学院的学子们发明和传播的。舒鸿在该校系统学习了体育理论、心理学、运动学、训练学等知识。他认为体育和健康密不可分，于是又到美国克拉克大学读了卫生学硕士，系统学习了生理学、公共卫生学、体育健康学、卫生急救等专业知识，才回国工作。

之后，舒鸿历任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等校体育教授，并担任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校篮球队教练，同时在各种比赛中担任裁判。1934年，舒鸿被浙江大学聘为体育部教授、主任，校长英文秘书。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打响后，浙江大学全体师生在竺可桢校长带领下西迁。当时，战火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许多学校已经对体育课放任不管。但浙大依然对体育课严格考勤，还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

当有学生质疑继续上体育课的必要性，舒鸿回答说：“我们的条件为什么会差？时局为什么会动荡？你们想过吗？我们的国家太落后，国民身体素质太差，别人就会来侵略，你们是国家的希望，你们不仅要学好知识，还要练好身体，更要培养勇敢顽强的拼搏精神，将来为国家出力。你们说，一个健康的身体重要吗？”

在学校搬迁过程中，每到一地，舒鸿都会首先安排运动场地。需要器材的运动不方便，他就在河流中划出水浅处，让学生练习游泳。有些“旱鸭子”不敢下水，舒鸿就想了个办法，他抱着一张桌子游到某处，摆上花名册，要学生去签到。学生们扑腾的次数多了，也就学会了游泳。

为国家发展体育培养人才

1936年8月，舒鸿完成柏林奥运会的相关工作后，又加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组织的体育考察团，考察了德国、瑞典、意大利等7个国家的体育发展情况。

这次考察的目的是吸取体育发达国家经验，改变“国人体质之脆弱，非持不足以服务国防，且亦不胜繁重劳役”的窘境。尤其在奥运会上，中国健儿尽管努力拼搏依然全部被淘汰，使中国体育人士深感，必须从增强国民体质和学校基础训练抓起。

舒鸿在事后做出的总结是：欧洲各国的体育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对体育发展有科学的计划，进行系统性的管理。而要发展学校体育，必须加强对体育教材、体育教学方法的系统性研究，必须加强对体育教师的培养和管理，要开展体育研究，建立研究队伍。

在浙大，舒鸿进行了一系列体育教学实践与研究。在他的倡导下，浙大成为我国首个推行课外体育活动制度的学校，要求人人参与，并严格考勤；同时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动，以满足不同学生需求。

1952年院系调整后，舒鸿担任浙江师范学院体育专修科主任，后扩建该科为杭州体育专科学校并任校长，1960年建立浙江体育学院并任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1962年8月，上级决定将浙江体育学院、杭州师范学院和浙江教育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即今浙江师范大学），同时将各院校的体育专业学生也并入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系，舒鸿成为新组建的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兼体育系主任。

在那些年里，舒鸿亲自编写教材，亲自上课，培训体育骨干，推荐优秀教师到国外进修、深造。他桃李盈门，培养出来的人才成为浙江体育事业发展的中坚力量。

体育文化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学院二级教授、浙师大校友於贤德认为，舒鸿为改变中国竞技体育落后面貌呕心沥血，为培养体育人才付出了毕生精力，说明他对奥林匹克运动伟大意义有着深刻理解并身体力行，是积极主动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先行者；他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民能够在竞技体育领域上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斗，对于人民强身健体和民族解放事业产生重大影响，体现了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裁判队伍的培养和建设是中国现代竞技体育展翅高飞不可或缺的一翼，舒鸿的远见卓识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图片来源丨浙江大学校史资源信息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