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桢瑾 文/摄 傅军杰/绘图

文庙，历史上承载着崇文、重教、尊师、家国等，是传承文化的载体。古时，各地文人学子汇集在此，他们希望从这处文化渡口出发，乘船摆渡，由此岸到彼岸，修身齐家治国。

在金华，文庙也有着它的精彩故事。

翻开史书，你会发现，明太祖朱元璋命知府王宗显在金华开郡学时，引进的人才里就有宋濂；吕祖谦和“北山四先生”的文章被编成了教材，专供文庙学子研习；在“庙学合一”的历史浪潮中，八婺各县官学兴盛……

宋濂曾任五经师

“初读不识文章意，再读已是书中人。”前段时间，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引起众人共鸣。有人说，教育在此刻实现了闭环。那么600多年前，在金华府文庙（府学）任教的宋濂，是否也在学生面前，以自己少时艰苦求学的经历现身说法过？

关于王宗显聘请宋濂讲学，颇有三顾茅庐的味道。

元至正十八年（1358），在朱元璋攻取婺州前的一个月，王宗显便已向宋濂发去就职邀请，希望聘请他当五经师。不过，宋濂拒绝了，还十分正式且有礼貌地写了一封回绝信《答郡守聘五经师书》。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来山中，赐以书币，强濂为五经之师，闻命惊愕，不知所云……”可见正在诸暨勾无山避难的宋濂对突然的就职邀请，当时内心是十分惊讶的，之所以写下这样的辞章，可能是碍于当时战事频繁，形势混乱。

不同于鲁迅直白地说“不干了”，宋濂拒绝得很委婉。他在书信开头提到，西汉蜀地郡守文翁，在当地修官学，兴教化，蜀地因此大有进化，可与齐鲁之地相比。他表示，王宗显想效仿文翁兴教化民的用意是好的，但要兴学，择师是关键，所以他建议王宗显在这件事上要慎之又慎。

如此一番简单铺垫后，宋濂开始解释自己并非“良师”和难以胜任的原因。洋洋洒洒写了许多，就差把潜台词“另请高明”写在明面上了。

他说，自己不聪明，从小体弱多病，对许多事情都力不从心。读书千卷是习惯使然，自我安慰罢了，他并没有什么才能，而且自孟子后就没有通晓《五经》的人了，自己没有这个能力给学生讲《五经》。

他又说，自己轻浮浅躁，懒惰成性，近来更是粗心大意，不修边幅，知道坏了规矩，痛心悔过却无法改变，这样的他无法给学生以身作则。

他还表示，婺州是东莱先生吕祖谦开创“婺学”的地方，受杨时、朱熹等大儒影响，世家巨室大多遵道而浅功利，据案谈经，比比皆是。言外之意，不一定非要聘请他当五经师。

不过，宋濂真如自己说的那样不是“良师”吗？实际上，25岁时，师从大儒吴莱的宋濂就已经在浦江郑义门教书讲学，时间长达20余年。

据《宋濂年谱》记载，元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廿七日，朱元璋聘宋濂为婺州郡学五经师，戴良为学正，吴沉、徐原为训导。这与明万历《金华府志》《明史·宋濂传》记载的内容一致。

虽然之前拒绝了一次，但面对朱元璋的“boss直聘”时，他大概不好再次婉拒了。

当宋濂置身讲堂，面对生员时，他大抵也和写《送东阳马生序》这篇赠序一样，同学生们讲述自己艰苦求学的经历，以此勉励后辈。

除了在文庙讲学，宋濂还就文庙祭典提出过一些建设性意见，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洪武四年（1371），宋濂擢升为国子司业，成为中央官学国子监的“副校长”。彼时，他写的一篇文章《孔子庙堂议》，引起了朝堂轰动。

他认为，“亵礼”是当时孔庙祭祀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主张在学校祭祀体制内，立四代之学，并祀舜、禹、汤、文王为先圣，还提出要把孔子的塑像换成木主。他的这些想法，在当时不被大多数人认可。

11年后，朱元璋重建南京国子监时，采纳了宋濂的建议，改孔子塑像为木主。明嘉靖九年（1530），全国撤像易木主，各地文庙里的孔子像换成了木质牌位。后来的建启圣祠、增祀、罢祀等系列举措，也都与宋濂提出的建议不谋而合。

文庙与金华学派

有人评价说，文庙是儒家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物化象征，是一地文脉的存续。而“庙学合一”的核心属性，又注定了文庙与教育始终紧密相连。

金华府文庙与金华学派，一个是赓续文脉的见证，一个是浙学的先声之一，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历史上，金华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吕祖谦以及“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是否在金华府文庙内讲学过？

记者翻阅《金华府志》等资料，发现并无笔墨记载他们在金华府文庙的讲学经历。不过，我们根据一些细枝末节可以大胆推测一下，吕祖谦当时讲学的丽泽堂离文庙很近，“北山四先生”又都在金华讲学，他们虽不像宋濂那样接受过官方聘书，但鉴于讲学之风，几个人很有可能受邀作为临时讲师，在文庙传道授业解惑过。

尽管无法考证他们是否在金华府文庙内讲学过，但可以明确的是，吕祖谦与“北山四先生”的文章被编成了教材，提供给当时的生员学习。这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赵鹤，明正德六年（1511）任金华知府一职。

当金华知府的那些年，赵鹤秉持着养士治民、政教兼举的施政理念。他自己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职的儒生，自然十分重视教育。当时，他还给府学生员编了两本教材，分别是《金华正学编》和《金华文统》。

赵鹤先是把吕祖谦和“北山四先生”的文集编辑成书，出了一本《金华正学编》。显然，这本教材很受欢迎。他在《金华文统》的引言中提到，学子们读了《金华正学编》后反映：“家乡大儒写的好文章远不止这些，现在不收录完整，以后的学生怎么能读到呢？”

赵鹤觉得学子们的意见很中肯，于是又整理并收录了除吕祖谦和“北山四先生”以外，那些在学问、道德、才能各方面出挑的金华大儒的文章，有宗泽、梅执礼、范浚、陈亮、柳贯、吴莱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书的引言中，赵鹤还高度评价了金华文化，他表示：“由有宋建炎逮皇朝成化几三百年，而海内之文，萃于金华矣。”意思是从南宋建炎至明成化300多年间，四海之内的文章，精华都集中在金华这个地方。其评价之高，十分少见。

毫无疑问，在儒士心中，吕祖谦和“北山四先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5人从祀孔庙，更是让金华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知道，有资格从祀孔庙的人，无不是世之楷模、思想大家、先贤先儒，2000多年来，从祀孔庙者还不到200人。

吕祖谦是5人中最早从祀孔庙的，在他逝世80年后，也就是南宋景定二年（1261），他被追封为开封伯，与张栻一同入祀孔庙。如此一来，“东南三贤”全部从祀孔庙。

相比吕祖谦，“北山四先生”的从祀之路就没那么顺利了。吕祖谦之后，宋末至明初，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扛起金华学派的大旗，成为浙东学派的中流砥柱。尽管四人在学术上颇有建树，但他们的入祀之路漫长且坎坷。

明成化四年（1468），浙江提刑按察使司佥事辛访上奏，请求将“北山四先生”从祀孔庙，未被批准，但准许在金华建正学祠以祭祀，明宪宗赐“正学”匾额。明正德年间，金华府知府刘茝又上《四贤从祀奏疏》，又未成功。

清雍正二年（1724），朝廷决定增祀孔庙，此次增加的先贤共有20人，其中就包括“北山四先生”。其中，金履祥、许谦入祀西庑，何基、王柏则入祀吕祖谦所在的东庑。至此，金华从祀孔庙人数居浙江之首。

八婺大地文风兴盛

唐宋以来，金华州学、县学具备，官学昌盛。所辖八县均设有县学，且都有文庙，礼器齐备。

在清康熙《浙江通志》中，各县官学介绍里大多都提到了一个词“即庙建学”，也就是说，当时的文庙及学宫既是祭祀孔子的场所，也是开展教育和传播儒学的中心，这便是前面提到的“庙学合一”。

1983年9月，在武义县广播站施工过程中，发现一处宋代铜器窖藏，出土了鼎、壶、觚、爵、熏炉、匜等13件较为完整的青铜祭器。其中，有一件刻有“州学宝器”四字铭文的青铜爵，这里的州学指婺州州学。铜器的窖藏地点位于武义文庙直线距离的两三百米处，后来经考古专家鉴定，出土的青铜祭器正是文庙的祭祀用器。

宋时，各州府县兴起修建文庙之风，并为孔庙释奠专门制定了包括礼、乐、歌、舞四位一体的释奠仪式。清嘉庆《武义县志》对这些释奠礼的流程和细节都有清楚记载，在当时，释奠先圣先师的纪念仪式对民众具有教化与训导作用。

武义文庙至今还保留着旧时的泮池和泮桥。泮池是官学的标志，古时生员入学称为“入泮”，武义文庙的泮池为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贡生范希纯、范希尧所建，因其形状如半月，当地人便把泮池称为“半月池”。

东阳黉门，是东阳文脉的核心，这里是东阳文庙所在地。黉门即学宫之门，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历史上，从东阳黉门走出去的名人不在少数，比如东阳的第一个进士厉文才，他开婺州及东阳科举入仕之先河，还有冯宿、舒元舆、乔行简等东阳名士。

作为百工技艺之乡，东阳文庙在八婺文庙中显得有点特别，它在庙、学结合基础上，还附设辉映楼等文化设施，是庙、学、文三位一体，这样的情况，在全省也不多见。

东阳文庙的尊经阁，始建于南宋淳熙六年（1179），现存尊经阁为清嘉庆六年（1801）重建。尊经阁，顾名思义，是庋藏经籍的楼阁。据清道光《东阳县志》记载，尊经阁内藏书颇丰，有御批、钦定、圣定、御纂等各种典籍，共1200余册，都是科举考试的必读经典。有意思的是，过去，尊经阁除了藏书，有时也会作为考试的场所。

武义、东阳文庙是八婺文庙中的代表，它们大多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历史上，金华各县文庙都经历了多次的修缮、增扩、被毁、重建。可即便是屡修屡废，屡废屡兴，文庙都从未远离世人的精神世界，它存在过的痕迹一直留在这片土地上。

如今，在都市一隅的婺州古城内，金华府文庙原址复建得以重生，人们在建筑实物中感受历史的厚重和文脉的传承，在吟咏诵读中感悟经典的韵律和文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