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溪草

整五个月了，总觉得有许多话想说，想写点文字，却又不知从何写，怎么说，心底仿佛压了什么，难以舒展。

2024年杭州的冬季，气温变化总是来得猝不及防。银杏叶才刚刚泛黄，古墩路的行道梧桐已开始零落。金普森老师就在这个冬天离去了。

与金普森老师的最后一面是在杭州绿城心血管病医院，靠鼻饲维持着生命的他，已处于半昏迷。但听到我的声音，他竟然睁开了眼睛，微弱却清晰地说：“没想到你还来看我。”说完合上眼，手指在床单上轻轻敲击，仿佛在打着某种只有他自己懂的节拍。轻抚他那并不显老的手，白皙、瘦弱，他均匀呼吸着，平静地睡着了。

（一）

金普森老师的家位于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附近一栋朴素住宅里。客厅里的装饰组合奇妙而令人震撼，一侧是直抵天花板的书架，按照严格的分类法排列着中外历史典籍；另一侧则挂满了山水花鸟画作，画案上散落着颜料与宣纸。这是两位大家的共同空间：一位用文字重构历史，一位用笔墨描绘山河。

金普森老师多次跟我说起他的夫人，楼老师是他的初中同学，浙江美术界知名画家，擅长山水与花鸟。她的画作里总带着江南特有的温润与灵动，与金老师那些严谨的史学著作形成奇妙的互补。“我们俩一个写实，一个写意，”金老师曾这样调侃，“她画的是眼中山水，我写的是心中历史。”每当金老师伏案至深夜，楼老师总会适时地端来一杯温热的龙井，然后静静地在一旁，或作画，或读书。那些年，他们的生活就像一首和谐的二重奏，学者与画家，理性与感性，在同一个空间里各自绽放又相互滋养。

2022年冬天，虽说卧床也有些时日，但楼老师走后，金老师明显地衰老了，我分明看到这位91岁老人的背影突然佝偻了几分。

（二）

金普森老师1932年出身于浙江义乌一个书香门第，解放初期曾经参加华东法政班学习，在衢州江山县委担任主要领导的秘书，1956年考入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从此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曾担任杭州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等职。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直至2024年11月9日20时19分，他停留在了这最后一刻。

金老师的学术生涯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几乎同步。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大学教育急需新教材。金老师临危受命，参与主编《中国现代史稿》，这是我国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被全国100多所高校采用，1980年被教育部列为重点推荐教材。这部著作奠定了金老师在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

在专业领域，金老师主要致力于近代中国经济史和浙江地方史研究，著有《重阳文存》《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浙东革命根据地》《清代外债史论》等专著。而他最为人称道的学术成就，当属主编12卷本《浙江通史》。这套580万字的巨著历时十年完成，上起史前时期，下至1949年，首次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浙江7000年的历史与文明。

“写地方史最忌偏狭。”金老师在《浙江通史》首发式上说，“我们要写的不是封闭的地方志，而是将浙江放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考察。”这套书打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框架，注重环境、人、社会、文化诸要素的互动，被誉为“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重大成果”。

金老师培养了数10位硕士、博士研究生，不少已成为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引导学生思考历史背后的逻辑。

金老师告诉我学习靠天赋、勤奋、导师，越到后来，老师的交流和引导非常重要。一辈子与书打交道，读书、教书、著书，他最得意的还是《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金老师多次提起，他的夫人还引录了南京大学韩儒林教授的一副对联“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送给他。

（三）

我与金老师的相识，始于1998年杭州大学历史系办了个研究生课程班，杨树标教授主导，金普森老师开的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他退休后在义乌老家建重阳书院，而我的头一本拙作《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刚巧出版，就登门去他家讨教。

那时金老师精神非常好，依然健谈。他简单翻看目录后说：“你的视角很新颖，将规则演变作为理解文明兴衰的主线，这个切入点很有价值。”接着话锋一转，“待我先看看吧”。接下来，他与我聊起自己的父母、家庭，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还说自传已经写好，但要等到自己身后再出版。

一个多月后的某一天，突然接到金普森老师打来电话，让我去他义乌老家坐坐。他花了两周时间通读我那本书，然后拿出一摞稿子，说已经为这本书写了篇书评。“好书值得认真对待，尤其是年轻人写的书，更需要老一辈的鼓励与批评。本来可以写万字文，想说的话不少，删了一下，6000多字。”他松了口气说，“眼睛还是有些疲惫，这可能是我这一生最后的长文章了。”

金普森老师写的书评题目是《赤子之心之心作》，把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以及学术观点摆出来，认为书中“将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置于统一规则演变视角下考察”的方法论创新，最后金老师写道：“余又记起屈原在《离骚》中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愿与作者、读者共勉。”

此后《博览群书》杂志以《在新冠病毒对面》为标题，刊登了金普森先生为拙作撰写的这篇书评。不想这篇6000余字的文章，竟成了这位史学大家生前最后公开发表的文字。

（四）

金普森老师与楼老师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学术与爱情、坚守与陪伴的故事。他们一个用文字雕刻时光，一个用画笔凝固美好；一个理性严谨，一个感性洒脱。在60多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明规则”——相互尊重，各自精彩，又彼此成就。

金老师和楼老师一生淡泊名利，过着简朴的学者生活。他们的住所陈设简单，最值钱的财产可能就是那些书籍和画作了。两位老师都曾表示，身后不举行任何告别仪式。“静静地来，静静地去。”金老师说，“不打扰别人，也不被别人打扰。”

这种低调的处世态度源于他们对学术与艺术的纯粹追求。楼老师生前从未举办过个人画展，她的作品大多赠送给了朋友和学生。金老师虽然著作等身，但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以外的社交活动。“时间太宝贵了。”他常说，“与其应酬，不如多读几页书。”有学生提议为他举办学术思想研讨会，他婉言谢绝：“学术价值自有时间检验，不必急着盖棺定论。”

遵照他的遗愿，一切从简，不举行告别仪式，也不通知亲朋学生，仅留几位家人安静地送别。这些意思，金老师生前也曾经与我交流过，但当时未曾往心里去，如今忽然成真，难抑心酸。2024年11月14日，浙江大学发布讣告，各新闻媒体传出“著名历史学家金普森教授逝世，享年93岁”的消息。金老师生前曾要求“过一周再通知学校里”，可见家人也是用心遵从了先生的遗愿。

如今，两位老师都已远去，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依然滋养着我们。金老师的学术著作继续指引着历史研究的道路，楼老师的画作依然传递着美的感动。而他们那种淡泊名利、专注学问的生活态度，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更显珍贵。

夜晚的窗外，滴答下起的已是春雨。我轻轻合上金老师签名的《近代中国外债研究的几个问题》，打开一盏台灯。灯光照在那些黑色笔迹上，仿佛跨越时空的对话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