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胡睿哲

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是一项诞生于我市基层农村的创新探索。

2004年，在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成立前夕，时任武义县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骆瑞生带队深入后陈村，牵头调研这项制度探索，并提出完善措施。之后，村监委会制度等创新做法被习近平同志亲自总结提炼为“后陈经验”。

村监委会制度何以入群众心，在基层开花？20多年后再访骆瑞生，他说的三句话似乎解答了这个问题——从群众中来的制度，一定要解决群众实际问题，让群众满意。

“解剖后陈村这只‘麻雀’”

21世纪初，对于信访矛盾突出和干群关系紧张问题，武义县委想了很多办法：数年前，全县就推行村务公开工作；让退二线的老同志下沉村里做工作；组织“问题村”的党员干部到县委党校培训……

由于白洋街道后陈村信访矛盾特别突出，2003年，组织上选派街道工办副主任、后陈村人胡文法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在他带领下，后陈村开始“自救”，2004年春节前后建立村民财务监督小组，每月审核财务支出。

骆瑞生马上注意到这簇村级民主监督的星星之火。在武义县委推动下，县纪委、街道、农业、民政等多部门组建专题调研组，计划驻村调研。出发前，骆瑞生对组员说：“我们一起去解剖后陈村这只‘麻雀’，直到想出可以推广的办法为止。”

说是驻村，为了不给村里添负担，一行人一辆面包车，到了饭点就开回县政府食堂吃饭。

扑下身子调研，看到的全是办法。调研组肯定了探索，也发现了局限：村民财务监督小组力度还不够。骆瑞生认为，必须在村两委之外，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

两个月后，调研组提出成立独立于村党支部、村委会之外的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想法，并草拟出村务管理和村务监督两个制度的讨论稿。同年4月，武义县委在后陈村推出“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试点。6月，全国首个村监委会——后陈村监委会挂牌成立。

“老百姓看不懂，制度还能管用吗”

后陈村监委会成立当天，村民代表大会还表决通过两项制度：一项是《村务管理制度》，明确监督的依据，解决凭什么监督；另一项是《村务监督制度》，规定监督程序，解决怎么监督。

“一个机构、两项制度”，缺一不可。

调研组在起草这两项制度文件时，没有经验可循，只能依据当时的法律、政策框架，严谨制定。可到群众家中征求意见时，有群众不买账：“我们村已经有十几项制度，你们的新制度专业性强，我们没时间看，也看不懂。”

“老百姓看不懂，制度还能管用吗？”骆瑞生回忆，他和组员们反复讨论，把村里的所有制度提炼、简化，归纳为一个制度——《村务管理制度》。光有制度不行，还要有人监督。他们又细化完善了《村务监督制度》。骆瑞生要求，所有制度起草都必须简明扼要，让老百姓看得懂。

再次征求意见，又有群众说：“制度不执行，监督没有用怎么办？”

骆瑞生介绍，《村务监督制度》中特意设计了一系列“救济”机制。比如，不仅可以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建议，对违法违纪、严重失职的监委会成员，也可予以罢免。当村监委会监督功能无法正常运作时，有权向镇街申请“救济”。

“这是保护干部，更是推动发展”

2004年10月，武义县首批70多个村成立村监委会。制度推行同时，也遭受了一定阻力。

有些村完全照搬后陈村的做法，没有考虑本村实际，群众因此接受度不高。

更大的阻力在于部分村两委干部。一些村干部认为制度会束缚干事手脚，增加决策和管理难度；一些村集体经济较弱，认为监督多此一举；更多的村干部觉得监督代表不信任干部，有了抵触情绪……

当时武义有句顺口溜：初任村干部是好人，真抓实干成能人，一经宣传成红人，放松监督成狂人，发展下去变罪人。

“这是保护干部，更是推动发展。”骆瑞生说。为防止走过场，2004—2005年，骆瑞生带队深入这70多个村走访群众、开座谈会、查找资料，不厌其烦地对村干部说：“如果遵守制度，那你们的工作就推进得更顺利，村庄就能更快发展。”

2005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武义调研时指出，不受监督的权力，肯定会趋向腐败，这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制度的问题’把我们点醒了。”骆瑞生说。

二十年来，在传承和深化“后陈经验”过程中，我市始终坚持制度内核，不断完善全过程监督闭环，不断拓展村民参与基层自治路径，最大限度变制度优势为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