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历史认识的主体对其所处时代的理解与形成的观念，会或多或少地投射到其对整个过往历史的理解。宋代士大夫对历史的理解与塑造，离不开他们对本朝历史的理解与关切。可以说，宋人的本朝史观既是他们对宋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或整体或诸方面历史的理解，亦在他们的历史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南宋时期，面对国家逼仄窘迫、内忧外患的局面，南渡君臣需要从历史，尤其是在本朝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提炼本朝政治文化的利弊得失，以寻求国家中兴之计，增强民族精神，恢复国家自信。

“深仁厚泽”与“纷更之弊”：

金华学派的纲举目张与经世逻辑

南宋乾道、淳熙年间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潮。在两浙东路的婺州（今浙江金华），以金华吕祖谦兄弟的“性命之学”、永康陈亮的“事功之学”、金华唐仲友的“经制之学”为代表，注重实事实功，强调经世致用，从而构成南宋时期最为重要的学术流派金华学派（也称“婺学”），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作为南宋最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之一，金华学派以治史、论史见长，主张经、史并重，注意历代制度、人物之优劣和实际效果，并从历史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为南宋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提供借鉴，从而明显区别于同时代强调以“义理”评价历史的朱熹之学。在“本朝史观”上，南宋金华学派表现出更加“事功”的倾向，他们积极总结本朝历史，系统提出和阐释对本朝历史的见解，以供当世及后世帝王借鉴，这种见解与阐释值得深入探讨。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学界展开对包括金华学派在内的浙东事功学派的研究，对金华学派学者的史学思想的研究成果日益丰富。总体来看，学界对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金华学派史学思想研究，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深入拓展。不过，以往的研究偏向对金华学派各学者在整体历史思想与历史哲学的讨论，缺乏综合考察，偏重人物而轻视学派，重视个案分析而轻视综合考察。同时，忽视南宋金华学派学者对本朝历史的认识与塑造方面的研究，这也是金华学派学者历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金华学派对两宋政治文化的认知和诠释，能够集中反映金华学派的集体意识及他们对南宋社会的现实关切。基于此，依据金华学派“略陈祖宗立国深仁厚泽之意与熙丰崇观以来用事者之纷更”，从祖宗、变法两个维度，考察南宋金华学派对本朝历史有哪些基本认识和思考，并将之作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讨论金华学派“本朝史观”以何种目的为旨归，从中发掘金华学派诸学者的历史认知和现实关切。

“祖宗法度”与“事变因革”：

金华学派的中兴之道与经世张力

南宋金华学派“本朝史观”是对北宋历史、人物的认识、评价与检讨，在国家政治导向和个人思想立场等因素综合影响下，对北宋祖宗形象、立国法度的诠释与再塑，对北宋治道得失、学术派别的总体认识和反思。

具体而言，金华学派的“本朝史观”有3个维度的内涵。

金华学派对北宋历史之史实、人物的认识、评议与反思，是作为反映浙东学派“本朝史观”最为直接的表现。他们通过书写和塑造本朝祖宗的形象，赞扬本朝祖宗法度“宽大忠厚”，并通过对比宋与以前各朝代的利弊得失，阐释“祖宗家法”是本朝“国朝治体有远过前代者”的立国之本和治国精神，当今之君必须遵守。他们力劝孝宗“修艺祖法度为恢复中原之本”，取法太祖立国宽厚的精神，“渐复祖宗旧制”，这才是革除南宋弊病、恢复中原的制度基础。

金华学派诸学者在认可和谨守祖宗立国之本的同时，主张南宋想要中兴必须变革。这些改革思想是建立在检讨北宋数次变法基础上的，他们通过“略陈祖宗立国深仁厚泽之意与熙丰崇观以来用事者之纷更”，从本朝历史中提炼国强民富方略。吕祖谦以“回复三代”为理想来谋划现实政体的完善，但又注重历史经验，主张渐进和审慎的变革。陈亮为“恢复”正名，强调谨守立国法度和因时变通并不相悖，以“事功”精神来敦促孝宗“复仇雪耻”。唐仲友以经制论事功，寓德治精神于功利主义之中，一方面指出民众与国家在利益上的相统一，国家应当爱护民利，富强之本在于深厚的民众基础；另一方面，因势利导，积极寻求现实的变通。三代德治固然堪为典范，但唐仲友同样强调因时制宜而增益加损，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解决南宋中期的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寻求国家“恢复”之道，甚至是实现“回复三代”理想的政治“良药”，既是南宋金华学派“本朝史观”的出发点，也是其旨归。金华学派诸学者都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无论是对祖宗之法的称道和弘扬，还是因时事而变通的改革主张，都是以“恢复”为中心。金华学派在总结本朝建立以来的利弊得失基础上，认为要寻求国家中兴，实现恢复的理想，当政者必须向本朝“祖宗法度”回归，依据“艺祖本旨”寻求找到变通解困道路。他们对北宋变法革新运动的俯瞰，就是站在回归“艺祖本旨”、本朝立国规模的高点上，才能看清前者的偏颇和隐患，从而切实把握政治改进的要害。

与同时代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相比，南宋金华学派诸学者虽也以“回复三代”、立百世王道君道为最终理想，但又有很大不同。作为哲学家的朱熹，更希望本朝从道学出发“回复三代”，他对本朝“祖宗法度”的认识，对庆历和熙宁两次变法的认识都是以其道学思想为准则的。在他看来，只有依照道学知识分子格君心之非、得君行道等正确的学术思想，才有可能在本朝重新“回复三代”。

金华学派诸学者则以历史学家更为现实的态度，认为遵循孔子之精神，实现“回复三代”之理想并非不能因势利导。三代以降并非全然一无是处，并且更需要运用夫子之法阐明正道，于世变之中发扬《春秋》拨正乱世的志业。在这样的思维基础上，吕祖谦善于分析历代政治兴衰治乱的机理，从历史中总结利于当下的经验，而陈亮、唐仲友等精研世变经制，均将国家现实的中兴和恢复作为首要关切。在这样的关切下，诉诸理学家道德主义式的正君与教化，或因循南渡以来的故事典制都不足够。不能回溯太祖立国的本旨之中，以当今天下的形势为考量，是难以找到中兴道路的。正如陈亮所言，“陈国家立国之本末而开大有为之略，论天下形势之消长而决大有为之机，务合于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本旨”，代表了南宋金华学派“本朝史观”的主要取向。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本文系2024年金华市社科联重点立项课题：《祖宗、变法与学术治道——南宋婺学（金华学派）的本朝史观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