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黎航 高旭彬

金华太平天国侍王府纪念馆原为唐宋州治，这里文物古迹众多，今天比较受人关注的是它的建筑、壁画与石雕。历史上，人们首先看重的却是里面的六方宋碑，所谓“堂阴谁可话畴昔，六碑首问熙宁石”，其中一方北宋熙宁年间的碑刻尤其受到大家的重视。那么这到底是“六碑”中的哪一方碑刻呢？这引发了我们的强烈好奇心。

失而复得的《骑牛图诗刻》

今天我们走进侍王府二堂后院这座庭院，比较醒目的是它至今保留基本完好的《封魏王诏》与《州官题名记》两块碑刻，就在西面的天井廊下，为玻璃罩子罩着。在西厢房内，被一堵砖墙隔断的《骑牛图诗刻》，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它的整体保存状况实在太差了，风化脱落非常厉害，一眼看过去，几乎识读不出任何内容来。占有四分之一地位的右上部分黝黑一片，中间残存着一些像是云纹的刻画。在它的中间偏上部位，经辨认能识读一些文字，它就是失传已久的《骑牛图诗刻》。

什么是《骑牛图》

故事还要从它的主人公之一苏东坡朋友陈舜俞开始说起。

陈舜俞，字令举，祖居湖州乌程，后迁嘉兴，遂称嘉禾人。他文学才能杰出，北宋熙宁年间，以屯田员外郎知山阴县，因为反对王安石实行的青苗法，被贬江西南康军“监酒税”。

在南康，他遇见江西有名的“高安三刘”之一刘涣。

刘涣，字凝之。他是欧阳修同年进士兼江西老乡，由于性格清高耿介，不善逢迎，当官只当到安徽“颍上令”，就辞官回乡了。他南返时许多人前来送行，欧阳修曾经写了一首名为《庐山高》的长诗来赞美，声望很高。

刘凝之隐居在属于南康的星子县，这里正在庐山南麓。陈舜俞来后，两人甚为相得。于是就效仿五代时在庐山隐居的前辈名士史虚白，买了两头牛作为交通工具，“尝以六十日尽南北山水之胜”，好不潇洒快活。

为了留住这样的美好画面，于是陈舜俞作歌，刘涣作序，产生了《骑牛歌并序》这样一篇文学作品。当时就“敢砻石以永其传”，力图流传千古，这就是《骑牛图诗刻》最初的来历。

哪一块是“熙宁石”

这个故事发生在熙宁六年（1073）。

所以，《骑牛图诗刻》本来即“熙宁石”是不会有任何人怀疑的。如前所述，侍王府里还有一块同样刻着陈舜俞诗的《寄题欧川留槎阁诗图石刻》，这个认知是有一定模糊空间的。

这里，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是“欧川留槎阁”？

欧川，即浙南古邑龙泉，因春秋时名匠欧冶子在此铸剑而闻名。

留槎阁，龙泉名胜，在其城“南大桥”附近的江中，后代屡有重修，今犹存。溪水流至此为一舟形的沙洲一分为二，故称“留槎”。宋时，当地望族何氏在洲上设桥，桥上架屋，这屋应即“留槎阁”，所以这桥与阁本是一体的，今分为二。

据历代龙泉志，宋时著名的乡绅何才翁（名之奇）客居杭州时，认识在此地为官的苏东坡。两人泛舟湖上，何才翁向其盛称家乡的留槎洲与留槎阁之胜，东坡说“得非张骞氏所乘之槎乎”，于是慷慨留题“留槎阁”三字相赠。在这之前，不知应谁之请，陈舜俞已经先行给“留槎阁”写过诗了。

陈诗在当地很有名，内容如下：

闻说欧川似沃洲，一溪分作两溪流。

长桥跨岸虹垂地，高阁凌空蜃吐楼。

浩荡乾坤供醉眼，凄凉风雨送行舟。

凭谁为问乘槎客，未必无人犯斗牛。

据《光绪金华县志》，侍王府的《留槎阁诗图石刻》上就有这首诗。

时间上再晚一些，北宋的另一大书法家米芾又应龙泉何氏的另一大人物何执中的邀请，给桥题写了“济川”之名。

由于这些人活动的年代都在熙宁前后，所以把《留槎阁诗图石刻》说成是“熙宁石”好像也说得过去。

楼钥的说法

但是，龙泉志的说法却遭到了南宋理学家楼钥的否认。

据楼钥《攻媿集》《跋袁光禄与东坡同官事迹》一文，请苏轼题“留槎阁”之名的其实另有其人，此人就是此文的志主袁毂。袁毂时任杭州通判，正在第二次回任杭州知州的东坡属下。他一方面曾任龙泉知县，与龙泉有旧；另一方面他的一个女婿，正是后来当了宰相的何执中的长子，又根据著名宋史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的研究，龙泉何氏其实有两支，何之奇这边一脉，何执中那边一脉，两脉虽然号称为一，其实各有不同的渊源。

据此，这件事当在哲宗元祐年间发生，此时距熙宁已过10多年了，所以“留槎阁”为前人眼中的“熙宁石”的可能性不太高。

两大“故事”的幕后推手

当然，这里面还有个问题，那就是没有苏轼的光环，光凭陈舜俞的诗作可不可以就在熙宁年间刻石，成为后人眼中的“熙宁石”？

这就涉及了我们怎么看待《骑牛图》与《留槎阁图》的问题。其实我们不应当把它们看成是单一的文化事件，它们的幕后其实有一连串的整体设计与推动。

《骑牛图》里的刘涣，出身于科举仕宦之家，父子祖孙几代人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比如刘涣的儿子刘恕，是司马光推荐的《资治通鉴》的三个同修官之一，三国至南北朝那一段历史就主要由他分修，很受司马光的器重。刘恕的儿子刘羲仲则不仅继承乃父乃祖在文学与史学上的才华，还精通天文，经他重编的《太初历》，深受时人好评。在《骑牛歌》与《骑牛图》流传的过程中，陈舜俞固然也是其中的重要角色，但真正的主角无疑应该是刘凝之，在他身上产生的“庐山高”这样的文化意象的生命力，直到明代还有强劲的回声。

《留槎阁图》也一样，通过我们前面的分析，明白了这个文化景观的形成，其实幕后一直都有当地望族何氏不懈地推动，他们不仅出资建造了硬件——留槎阁的建筑本体，而且还不断地找当时著名的文化人、文学家、书法家来作软件上的装修，使留槎阁之名能走出那个偏远的山区小县，使自己的出身不比通都大邑的人更少文明与教化。这从这两支何氏的互相竞争就可以看出来了。

从整体上来说，龙泉何氏的发达时间晚于“高安三刘”，他们在熙宁年间就把留槎阁的故事推向外界，被刻碑流传的可能性要小一些。

“何□”是谁？

《光绪金华县志》在《留槎阁图诗石刻》的注中还提到了一位姓何的作跋者。“后镌郎中何□跋语七行，行书，尽泐，并庐江何□书”。

这个何□是谁？

黄钺的说法是龙泉何氏的后裔何偁。

“郎中何公者，何偁也。字德扬，号玉雪。绍兴廿七年中甲科，隆兴间为吏部郎中，殆才翁之裔。”

不过，他这里又把何偁误称为何之奇的后人了。

实际上何偁是何执中胞弟何执文的曾孙。何偁本人在历史上名气虽然不是很大，他的儿子何澹却是于中国文化史、思想史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是宋宁宗朝声名不佳的“庆元党禁”的重要推动者之一，曾任参知政事之职，是龙泉何氏中第二个身居高位的人。

据《龙泉何氏宗谱》和当代考古资料，何偁及其子何澹等人晚年致仕后都回到了丽水、龙泉一带，他们是这一支中少有的一直在乡土的后裔，龙泉当地的“济川桥”“留槎阁”景观与他们的关系肯定比较密切。

其次，何之奇的儿子何琬也有可能。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九十一“元祐二年十月八日，朝请郎何琬为工部郎中”。

他也曾为“郎中”之职，所以好像还是不能完全听楼钥所代表的何执中、何执文一脉的一方之辞。如这个何□是他，那前面那个故事里请苏东坡题词的是他的父亲何之奇的可能性较大。

至于庐江，则是何氏的郡望所在。陈师道《后山诗注》中曾明确称其为“庐江何琬”。何琬本人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都有交往。

不知以谁为是？

两碑为何出现在金华

这是看到这两块碑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

如黄钺曾说，“不知二碑何以在此”。《光绪金华县志》的作者也说《骑牛图诗刻》“独流转于婺，无从考知其由”。

实际上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看待问题。比如，从陈舜俞视角看，我们便会以为，这两块碑上的诗既然都是陈舜俞写的，那么就必然是因为陈舜俞和金华有某种关系才会在此刻碑，或者从其他地方挪过来。然而，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尽管陈舜俞此人以一己之身串联起了这两块碑，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这两块碑中所反映的文化事件，经过幕后“势力”的推动，其实早已走出一个较为狭窄的地域，它很可能是当时人所熟知的文化典故，既可以出现在甲地，也可以出现在乙地，有很大的公共性。不知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比如，《骑牛图诗刻》就是这样的，图的作者是一代绘画大师李公麟，后来在同题材作品上题字的有南宋的吴儆、陆游，元明的张雨、戴良、高启等，早已泯灭了地域性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