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金璐

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星河里，英士大学虽历经烽火变迁，却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为国家培育了一批批栋梁之才。其中，四位曾在金华求学或任教的校友，凭借在各自领域的卓越成就当选院士，他们如同四盏明灯，照亮了专业领域的发展前路。

从控制科学到数学理论，从矿物加工到农业育种，这四位院士的人生轨迹虽不重叠，但都刻着英士大学的治学底色——在困境中坚守求知初心，在风雨中笃定报国志向。正是这片诞生于抗战烽火中的沃土，为他们埋下了追求真理、服务国家的种子，最终让他们在不同领域成长为支撑民族科技发展的脊梁。

机械系助教张嗣瀛： 我国控制科学 与系统科学领域先行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控制科学及系统科学领域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张嗣瀛，曾在1948年9月至1949年8月担任英士大学机械系助教，当时，他刚刚从武汉大学毕业。他一生桃李满天下，便是从此时开始的。

今年，恰逢张嗣瀛百年诞辰。1925年，张嗣瀛出生于山东章丘，生逢乱世，他的青春与祖国的屈辱交织在一起。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2岁的张嗣瀛正在济南省立第一中学读初一，在日军即将占领山东之前，学校南迁，在四川绵阳集中了山东流亡学生，成立了国立第六中学。张嗣瀛后来在北京崇实中学读高中，当他发现学校来了日本教官，强制学生学日语后，决定离开日本占领区，去四川寻找母校。18岁的他经历一个月的奔波、两三千里的路程，终于入读国立第六中学。一路上，他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和祖国的累累伤痕。让祖国强大不受欺侮，成为他一生发奋学习、扎实工作的内在动力。

1948年8月，张嗣瀛从武汉大学机械系毕业，经导师推荐，来到英士大学机械系担任助教。

在英士大学的一年里，张嗣瀛开启了他的教育生涯。尽管当时条件艰苦，但他始终怀揣着对知识的敬畏和对教育的热忱。作为助教，他协助教授进行教学工作，批改作业、辅导学生，认真对待每一个教学环节。他不仅将自己在武汉大学所学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在这里播种下了科学与教育的种子。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张嗣瀛迎来了人生的新机遇。他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任教，从此踏上了为新中国培养科技人才的新征程。1957年，他前往苏联莫斯科大学进修，主研运动稳定性理论。在莫斯科大学期间，他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全身心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他拒绝了所有的参观、游览活动和舞会，将全部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说要把这两年当成国内的四年用。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主席到莫斯科大学接见在苏留学人员，张嗣瀛现场聆听了“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著名演讲，这更加坚定了他科技报国的决心。

1959年，张嗣瀛谢绝了导师的挽留，回到祖国，继续从事自动控制方向的科研工作。此后几十年，他一直奋斗在科研一线，成为我国控制科学及系统科学领域教育和科学研究的先行者之一。他在微分对策理论、复杂系统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还参与了“红箭-73”反坦克导弹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的国防安全提供了有力保障。

2019年10月4日， 94岁的张嗣瀛溘然长逝。他从教70余年，培养出百余位博士、硕士研究生，他常说：“人生最大价值，莫过于把自己的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贡献给祖国与人类！”

数学系学生王元： “哥德巴赫猜想”证明路上的先驱

说到“哥德巴赫猜想”，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陈景润。然而，在他之前，有另一位中国数学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3+4”“3+3”与“2+3”，取得了当时世界上关于证明“哥德巴赫猜想”的最好成果。而在陈景润证明“1+2”时，此人也是他论文的审阅者。这位数学家就是王元，1948—1950年曾经是英士大学数学系的学生。

王元祖籍江苏镇江，1930年出生于兰溪。他出身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很早就受到启蒙教育，4岁就上了学，那时他还是个贪玩的小孩，没学多少东西，反倒留级了两年。之后时局动荡，他随全家南逃，一路上兵荒马乱，他无法继续接受正规教育，直到10岁才在重庆进了一所乡村小学。幸好在逃难途中，父亲为他补习了语文、数学，没有完全荒废。

王元16岁时，他才回到江苏，定居南京，并转入南京社教附中（后改为市立六中）就读。中学时的王元爱好广泛，喜欢拉二胡、画画、书法，还喜欢远足、游泳、读小说、看电影、野外露营等课外活动，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班级中等水平，只有数学与英语较好。1948年王元高中毕业时，出于工业救国的理想，第一志愿填报的全是电机、化工等工科专业，并选择了数学作为保底。但由于分数不够，那些工科院校都没有录取他，只有英士大学与安徽大学的数学专业要他，王元便来到了金华。

王元对于自己中学时贪玩而没有考好这件事耿耿于怀，在英士大学读书期间，还一直想着，要不要退学，重新考一个工科专业。考虑到解放军已经渡江，他决定留校等待解放。没想到金华解放后，英士大学理工科学生被并入浙江大学，他成为浙大数学系的一名学生。当时老一辈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在浙大多年执教，在他们的指导下，王元的数学天赋得以展现，并在1952年毕业后被推荐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在那里，他遇到了华罗庚。

1953年冬，华罗庚在数学所举办了两个讨论班，主题之一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王元是讨论班里最早的成员之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王元首先将解析数论中的筛法用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并证明了命题“3+4”。1957年，年仅27岁的王元又证明了命题“2+3”。这一命题的证明让中国学者首次在这一研究领域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其成果为国内外有关文献频繁引用。陈景润在1972年证明出“1+2”，向这颗数学界的明珠又接近了一步，当时数学所指派王元审阅他的稿子，两人整整讨论了三天，王元签署了意见“没有发现证明有错误”，一锤定音。

1973年，王元与老师华罗庚合作证明“用分圆域的独立单位系构造高维单位立方体的一致分布点贯的一般定理”，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华—王方法”；20世纪80年代，他又在丢番图分析方面，将施密特定理推广到任何代数数域，并在丢番图不等式组等方面作出了领先研究。王元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以及数论方法应用等方面均作出了卓越贡献，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元不仅在数学专业领域里取得杰出成就，他还花了不少精力在数学科普上，写了大量科普文章，汇集在论文集《王元论“哥德巴赫猜想”》《王元文集》和《华罗庚的数学生涯》等书中。华罗庚去世后，他还专门花费近10年的时间写了约40万字的传记《华罗庚》，以独特的视角呈现了这位数学大师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

王元于2021年5月去世，享年91岁。他晚年体弱多病，却以令人惊叹的毅力与疾病抗争，继续坚持数学研究，并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院乃至全国数学的发展操劳费心，一直到生命的终结。

机电系学生陈清如：

我国矿物加工工程学科

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

曾几何时，我国在选矿领域深陷“卡脖子”的被动困境——作为煤炭资源大国，却因分选技术落后，只能眼睁睁看着优质煤炭被低效加工，不仅造成资源大量浪费，更要依赖进口设备与技术，在国际能源竞争中处处受制。尤其是在缺水的西北煤炭基地，传统湿法选煤技术难以为继。彼时，国家对高效、环保选矿技术的渴望，如同久旱盼甘霖。就在这一关乎能源安全与工业发展的关键节点，一位科学家挺身而出，以毕生之力撕开了技术封锁的缺口，为中国选矿事业开辟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他，便是1947—1948年曾在英士大学就读的陈清如。

陈清如1926年12月3日出生于杭州。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山河破碎的阵痛中度过的。11岁那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的铁蹄踏遍华北，他目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不会做亡国奴”的信念，早早在心底扎下了根。在南京钟英中学读书时，他加入进步组织洪流社，用手抄本传递真理，用话剧唤醒民众，在沦陷区的黑暗里点燃爱国的星火。1947年，带着“科学救国”的初心，他考入英士大学机电系。

当时的英士大学，学费、杂费全免，可每月15公斤米的伙食费仍让陈清如倍感压力。他出身杭州名门，却因时局动荡家道中落，父亲寄来的生活费仅够勉强维生。每月接到家里汇款的第一件事，便是将费用换成赖以生存的米票。为了不耽误学业，他省吃俭用，把更多时间泡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这段日子里，他不仅夯实了工程学科的基础，更在与师长同窗的交流中坚定了“实业救国”的方向——他深知，国家要强盛，离不开工业的支撑，而机电技术正是工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然而，命运的考验很快降临。1948年初，陈清如的父亲因肺病失业，再也无力承担他的伙食费。父亲劝他放弃学业去当学徒，补贴家用，这是那个年代多数贫困学子的无奈选择。可“科学救国”的火苗在他心中从未熄灭，他红着眼眶说服父亲：“让我再考一所奖学金高的大学，一定不拖累家里。”

不久后，陈清如得知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招生，不仅提供全额奖学金，毕业后还能提供工作岗位。他立刻收拾行囊，带着英士大学打下的工科基础奔赴考场，最终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从此与选矿工程结下不解之缘。

新中国成立后，陈清如投身选矿科研事业。他远赴苏联深造，在中苏关系紧张、资料封锁的困境中，想尽办法收集数据；他主持研制我国第一台筛下空气室跳汰机，打破国外技术垄断；1984年，他瞄准“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这一世界性难题——彼时美国、苏联等国研究多年却无果，而中国西北缺水地区的选煤需求迫在眉睫。1990年，就在研究关键阶段，他被确诊为肾癌，手术前却对校领导说：“若癌细胞没扩散，就尽快手术；若扩散了，让我出院完成工作。”手术后不久，他便拖着病体奔赴七台河选煤厂，甚至在遭逢老伴去世的打击下，强忍着悲痛坚守在施工一线。1994年6月，世界上第一座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示范厂调试成功，在全球选煤界引起轰动。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清如2021年5月26日在徐州逝世，享年95岁。耄耋之年的他，仍心系洁净煤技术，为减少燃煤污染奔走呼吁，用一生践行着“科学救国”的初心。

农艺系学生刘大钧：

我国著名小麦育种学家

农业历来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可在20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片孕育了农耕文明的土地，却受困于耕地资源有限、良种匮乏、种植技术落后的枷锁。小麦、水稻等主粮作物不仅产量低下，抗病虫害能力更是薄弱，一场白粉病、一次洪涝灾害，便能让农民一季的辛劳付诸东流。众多农业科研工作者为破解这一困局，守护百姓“饭碗”而苦苦探索，1946—1947年就读于英士大学农艺系的刘大钧便是其中之一。

刘大钧1926年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家里是当地望族。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9月，刘大钧就读的武阳小学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学校不得已关闭，他被迫辍学，跟随家人在广州、上海等地辗转流亡。曾经的锦衣玉食变成了颠沛流离，可父母“兴学重教”的信念从未动摇，即便典当财物，也要供子女读书。在上海私立齐鲁小学、晓光中学的求学时光里，刘大钧尝尽了战争带来的动荡：太平洋战争爆发，晓光中学解散，他再次辍学；举家迁往南京时，沿途百姓流离失所的惨状，让他深刻读懂“国家落后就要挨打”的沉重。

1943年，刘大钧高中肄业，由于实在无力去外地求学，为求学费食宿全免，进入南京实力最强的大学读艺术专业，可“实业救国”的念头始终在他心中翻腾。他深知，艺术无法直接解决百姓的温饱、国家的贫弱，唯有实业，才能为破碎的山河注入生机。一年后，他申请转入农艺系，从此与麦田结下不解之缘。1945年抗战胜利后，入南京临时大学就读，后南京临时大学解散，刘大钧被分配至英士大学农艺系就读三年级。

在英士大学的日子里，刘大钧从未因条件艰苦而懈怠。农艺系的实验室里，仪器陈旧短缺，他便用最简单的工具反复操作，记录每一组作物的生长数据；课堂上，教授们用手写讲义传授知识，他便逐字逐句抄录，深夜在煤油灯下梳理笔记。深知“农业要进步，离不开国际视野”的他，还主动找到一位美国牧师，每周坚持用英语对话……

彼时的中国，农业落后，粮食短缺是常态。在英士大学的田间试验里，刘大钧看着长势参差不齐的作物，心中愈发坚定：“要让老百姓吃得饱、吃得好，必须培育出高产、抗病的优良品种。”正是这份在英士大学里愈发强烈的信念，让他在1947年初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为追求更好的学习条件，他选择退学，回到南京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重读三年级。虽告别了英士大学，但这段求学经历如同一块“磨刀石”，磨砺了他的意志，更让他明确了“以农业报国”的方向。

1949年从金陵大学毕业后，刘大钧留校任教，1955年远赴苏联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专攻小麦遗传育种。回国后，他成为我国小麦辐射育种领域的“开拓者”——在技术空白、条件艰苦的年代，他带领团队攻克最适辐射剂量、诱变效应等难题，耗时14年培育出高产小麦“宁麦3号”，1981至1985年累计增产小麦10亿多斤，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麦田焕发生机。他在国际上首次发现簇毛麦、鹅观草等分别高抗小麦白粉病和赤霉病，并将其抗性基因成功转移进栽培小麦，育成一大批优异抗性种子。为解决我国小麦赤霉病难题，他带领团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小麦亲缘植物大赖草、鹅观草和纤毛鹅观草进行了大量基础性研究工作，攻克多种新技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又带领团队专攻我国特有种质西藏小麦、新疆小麦和云南小麦，对其起源、进化方式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弄清世界小麦起源中心的东界和中国小麦进化起源的方式和途径有着重要意义。刘大钧于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刘大钧于2016年8月溘然长逝。回望他九十载的人生轨迹，他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农业的发展紧密相连，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筑牢国家粮仓点亮了一束束希望之光，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有了更坚实的科技支撑。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