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孙媛媛

他是英士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吴兆莘，和当年许多的大学教师一样，秉持着一颗赤诚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为学生们继续奏响弦歌。

他还是一名英勇无畏的革命者，2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26岁任中共东阳首个党组织负责人。在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中，他遭恶势力打压中断学业，曾被捕入狱，但革命的斗志并未消散。后来，他改道研究财政，以学术报国。至今，他撰写出版的财政、税制书籍仍是专业学生的工具书。

积极投身革命 是中共东阳首任县委书记

吴兆莘的照片，两次出现在中共东阳历史馆第一展厅。这个展厅讲述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东阳。1927年6月，中共东阳独立支部诞生，吴兆莘任支部负责人。1928年1月，中共东阳县委成立，吴兆莘成为首任书记。那一年，他27岁。

当时，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云尚未散去，东阳的街巷间，弥漫着剑拔弩张的肃杀之气，政治斗争尖锐复杂。正是在这血雨腥风的危急时刻，吴兆莘临危受命，以非凡的胆识与战斗力，在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崭露头角。殊不知，这份炽热的革命激情与卓越的组织才能，在他少年时代便已星火初燃。

1901年，吴兆莘出生在东阳吴宁镇，是家中的长子。他自幼潜心好学、才思敏捷，15岁考入东阳县立中学（现东阳中学）。在校期间，渴望新知识的吴兆莘组织同学们成立“博文会”，以会费购买书籍，并鼓励会员捐赠，还制订购置、保管、借阅等制度。日渐丰富的藏书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潮起到积极作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反帝爱国的浪潮激荡着青年学生。心怀进步思想的吴兆莘不仅担任学生会会长，还兼任全县学生联合会会长，始终站在学生运动前列。

1987年刊印的《东阳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中，有一篇郭立风写的《吴兆莘传略》。文中提到，以吴兆莘为首的东阳学生联合会与各界人士合作，在城区大演“文明戏”，演《打城隍》等破除迷信为内容的剧目，使观者耳目一新。

1919年寒冬，东阳县立中学的3名进步学子在毕业前夕突遭校长无理除名。面对不公，吴兆莘挺身而出，组织同窗抗争。这场洋溢着青春热血的学生运动以当局撤换校长而告捷，然而吴兆莘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被校方除名。翌年，他来到衢州就读浙江省立第八中学，待到金秋毕业，考入上海震旦学院继续深造。

1923年至1926年间，吴兆莘重返东阳，先后执教于东阳升苏小学与东阳县立中学，播撒知识的火种。1926年11月，他别离东阳，经南昌、九江两城，乘渡轮溯长江而上抵达武汉，于岁末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元月，他奉组织派遣返浙任职，先后在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及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教育科工作。不久后，他以青年运动指导员的身份潜返故土，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点燃革命的星星之火。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上级党组织的指导下，7个月内，能力出众的吴兆莘相继担任中共东阳独立支部负责人、中共东阳区委书记和中共东阳县委书记。其间，吴兆莘在学生、知识分子和农民群众中发展组织，积极开展革命工作。他还利用在东阳县立中学执教的关系，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齐社”，吸收知识青年参加。当时所有的东阳地下党员都加入齐社，以读书、探讨知识为名配合党的革命工作。

东阳革命事业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恐慌。1928年9月，东阳反动势力以“学联”“农会”“工会”等名义向上级部门发出《快邮代电》，控告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要求缉拿法办。当月，吴兆莘被捕入狱，东阳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遭到通缉。

经过党组织持续3年多的营救，吴兆莘于1932年出狱。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吴兆莘被迫离开家乡，辗转于上虞、江阴等地，最后选择在1935年4月踏上东渡的轮船，赴日本求学，换一种方式寻求报国道路。

执教多所大学

是一位正直进步的教授

在日本求学期间，吴兆莘先后在东京法政大学经济学部和东北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研究财政学。他不仅深入研究世界各国的财政学理论，还搜集大量中国历代税制资料，积累了深厚的财政税制知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吴兆莘在日本留学期间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中国税制史》这本书稿，并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7月，吴兆莘学成回国。当时，正值国内全面抗战爆发，他辗转在福建、浙江等地任职，度过了一段坎坷艰难的岁月。直至1942年遇到何炳松，41岁的吴兆莘开启了成为大学教授的人生下半程。他先后在暨南大学、英士大学、厦门大学和沈阳东北行政学院任教，传道授业、著书立说，为我国财政学发展作出贡献。

吴兆莘的学生、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解树民先后在东南联合大学、暨南大学史地系和英士大学经济系求学，他曾写有一篇《关于老师吴兆莘教授的点滴回忆》：“在1942—1949年期间，我受到吴老师的教诲、关怀和资助，感到吴师兆莘确实是一位正直的学者，进步的教授和革命的长者。”

1942年，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兼任东南联合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在联大初创之际，学生们暂借暨南大学的校舍，解树民便是当时史地系一年级的借读生。是年，吴兆莘应何炳松之邀，来到暨南大学执教，为战时的高等教育增添一抹亮色。

1943年，解树民转学到暨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成为吴兆莘直接授业的学生，一直到1946年毕业为止。解树民回忆，“吴老师授课极其认真，每堂课均备有充分的讲稿，从不缺课”。

1944年春，暨南大学法学院并入英士大学，辗转迁址至浙南山城云和的小顺。在这偏远山村，师生往来日渐密切，从课业切磋到生活点滴，吴兆莘以渊博的学识与温厚的风范，在解树民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吴老师一家在学院附近租了一间民房，我常到吴老师家借老师的参考书和讲义拿到学生宿舍摘抄。吴老师不苟言笑，但待人十分诚恳，师生关系颇为融洽。天冷了，我帮老师糊窗户，老师也不推辞。当时生活很清苦，特别是1944年秋学校再迁至泰顺里光山村，更加闭塞。但是老师镇定自若，不以为意……我写过关于合作经济等方面的论文，吴老师介绍在报刊上发表。”

1945年秋，抗战胜利，英士大学迁至温州。1946年6月，解树民完成学业离校之际，吴兆莘应时任厦门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王亚南教授之邀，自温州至厦门执鞭任教。

三载光阴流转，1949年5月，两人在香江之畔意外重逢。其时，解树民在福州任职，正候船取道香港再北上华北解放区；吴兆莘则受聘于沈阳东北行政学院，静待启程赴东北任教。吴兆莘关切询问学生近况，得知解树民旅费短绌时，当即慨然解囊，资助50元港币以解燃眉之急。这段师生情谊，犹如暗夜灯光，温暖人心。

半生著述丰厚

是税收学科的学术先驱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局势逐渐稳定，1950年8月，49岁的吴兆莘再次受王亚南之邀回到厦门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在吴兆莘的诸多著作中，写于留学日本期间的《中国税制史》至今仍是从事中国税制史研学的必备参考书。正如他在该书序言中所说，“一为资料芜杂未经整理，二为记载不详又多残缺，三为考据上之异说分歧未有定论”，在异国他乡搜集古籍撰写专著尤为不易。

在困境中完成的书稿依旧保持着较高水准。《中国税制史》按照朝代划分章节，依据税种设置小节，对中国自商代至民国时期的税制演变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兼具历史资料与文化思想的双重价值。

《中国税制史》书稿写成后不久，商务印书馆就将其纳入中国文化史丛书出版面世。这套大型丛书以分科编撰为特色，涵盖经学、理学、法律等41个领域，收录蔡元培、郑振铎等学者著作，被学界誉为“擎起了有史以来全面研究中国文化的第一把火炬”。

据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漆亮亮所言，学校将吴兆莘视为厦门大学税收学科百年积淀的先驱。他在《吴兆莘：半生革命，半生治学》一文中写道：“在厦门大学的执教生涯中，吴兆莘与王亚南、郭大力等教授一起，共同创立了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干的经济学课程体系，在当时全国各大学中独树一帜。”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经历大规模调整，厦门大学财政金融专业被裁撤。学术薪火从未因时局变迁而熄灭，吴兆莘始终坚守在财税基础理论研究的阵地上。他秉持马克思主义财政观的科学火炬，在学术园地中笔耕不辍，相继在各类刊物发表《关于财政学改造的商榷》《国家预算的本质与职能》《马克思、恩格斯的财政学说初探》等系列力作。1960年，吴兆莘与邓子基合著《资产阶级财政理论批判》，该著作以马克思主义财政观为锐利解剖刀，揭示了资产阶级财税理论的内在本质。

吴兆莘于厦门大学工作期间，不仅学术成果斐然，还相继担任经济系主任、财经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总务长、校务委员会常委等职务。漆亮亮在文章中写道：“吴兆莘担任厦门大学总务长期间，由于学校经费并不充裕，教师住房紧张，每引进一位人才，他总是先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来一位，让一次，最后他自己一家人退到后来被改造为开水房的一间教室。吴兆莘克己奉公的故事在当年厦门大学师生中被传为美谈。”

1978年7月1日，吴兆莘病逝于东阳。生前好友与众多学子的唁电纷至沓来，大家深切缅怀这位东阳革命的先驱、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厦门大学的韩国磬教授在唁电中写道：“昔年铎振南疆，叨陪末座，此日泪飞东越，长挹清芬。”

1981年，也就是吴兆莘去世3年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35万字的《中国财政金融年表》上册。这部著作源自他生前所撰写的约100万字手稿，经整理后分为上、中、下三册陆续发行。

由于吴兆莘逝世时下册尚未完成，由厦门大学洪文金、刘聚星、林宝清三位教授接力续编。全书以《二十五史》《十通》《会要》《资治通鉴》等典籍及其他史料为依据，系统收录了从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至辛亥革命期间，共计2700年的中国古代财政金融政策与学术论述，按公历年份排序，并在卷末附专题索引。这部凝聚多年心血的著作，成为吴兆莘留给后世的极其宝贵的专业工具书。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吴兆莘所著的《中国税制史》《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等书籍持续被各出版社多次再版，历经四十余载，流传不息。

（东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老党史工作者厉明方、金承善为本文撰写提供诸多帮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