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金璐

义乌佛堂与水有缘，其名字的来由与“渡”有关。相传南朝梁武帝时期，天竺僧人达摩云游至此，见义乌江上洪水泛滥，他怜悯此地百姓，使出神通，将自己的佛磬投入江中，佛磬化为渡船，被洪水围困的百姓得到解救。百姓感念达摩之恩，在此处建“渡磬寺”纪念。而“佛堂”二字，便取自渡磬寺中“佛光透彩传万代，堂烛生辉照八方”的楹联。

传说总有现实因素。从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出，佛堂与义乌江的关系历来紧密，名字里有个“渡”字的寺庙古已有之，寄托这方百姓千百年来“化水害为水利”的希冀。佛堂享受到的水之利，是灌溉，是通航，是水运，是依水而生的商贸业。

因水而兴，以商为魂

据义乌市地方志编纂室副研究员傅健研究，达摩“渡磬”的传说，最早见于南朝梁代傅翕的《善慧大士语录》。

该书第四卷记载，天竺僧嵩头陀“行至余山，江水泛溢，船人不肯渡。法师乃布伞水上，手把铁鱼磬，截流而渡”。这段故事与今天的传说大同小异，根据傅翕的生卒年推断，故事诞生已有1500年。那时，此处已有渡船，有专门的撑船人，是个像模像样的渡口了。

在五代，有另一个与义乌江航运有关的传说故事：吴越国王尊崇佛教，专程派人来佛堂镇附近的云黄山，要取义乌双林寺始祖傅大士的骨殖舍利，迎至钱塘供养。然而，在傅大士墓被开启之际，突然有两只老虎蹲踞在墓墙上大声吼叫。当夜，暴雨倾盆，雷电交加。运送队伍启程时，老虎一路跟随，直到因江水阻隔无法前行才返回。这个故事被记载在明万历续道藏本《搜神记》中，从情节可以看出，吴越国王使者走的是水路。

宋、元、明三个朝代，义乌江水路继续通航。宋代义乌人喻良能《青岩道中》诗写“寒食江村路，东风野渡航。一篙春水碧，两岸落花香”，元代义乌人黄溍诗《寒食舟中》“东风溪水碧涟涟，溪上青萝独系船”，皆能看出。元末明初义乌人王袆《舟中口号》里出现了纤夫：“挽舟上逆水，欲进不得前。丈夫得意日，何异下滩船。”

义乌江水运的兴盛，带来了佛堂的繁荣。从地理上看，佛堂的位置得天独厚：义乌江水流经此处，水量趋于稳定，河床趋于平坦，沿岸是航运的天然码头。明朝万历《义乌县志》第一卷的地图上出现了“佛堂埠”的地名，可知最迟在明朝万历年间，佛堂已经是埠头。

至清朝乾隆年间，佛堂镇成了“四方辐辏，服贾牵车，交通邻邑”的商贸重镇。清朝嘉庆《义乌县志》第一卷中说“佛堂镇：南负云黄，北临大溪，跨以浮梁，船只泊岸如蚁附。”岸边的船密密麻麻，多得像蚁群一样，我们可以想见佛堂航运之盛。

民国时期，佛堂成为义乌县的第一大镇。1949年12月的中共义乌县委会《义乌县佛堂镇农村调查》中提到，当时的佛堂，水道循婺江南达金华、兰溪，可航帆船；北通东阳江，折东阳南江，坐竹筏可抵东阳横店；自东阳北江可达东阳巍山。这份调查报告还强调“义乌、东阳两县土产及商品大都借此水道运输”，由此可知水运给佛堂带来了何等繁荣。

报告还说，每逢佛堂集市之日，四乡农民及邻县商贩都来贸易，每次有七八千人，之前最多的时候有15000余人；沿江各地前来赶集的船只少则300余条，多则500余条。整个江边桅杆林立，炊烟缭绕，堤岸茶馆酒肆，鱼肉飘香。

航运兴埠，浙之要津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官场现形记》第十二回里，介绍了钱塘江上的几种船，只运客不运货的江山船，既运客又运货的茭白船，还有船身较小、客货两运的义乌船。彼义乌便是此义乌，这义乌船即晚清从义乌出发前往各地的木船，以佛堂为中心使用，别名“交通船”“义乌通”“快船”。

《官场现形记》里介绍义乌船，说它“两头通”。据傅健研究，这指的是义乌船为两头尖式，上盖箬篷，中立桅杆，张帆借风增加航速；船尾用舵掌握航向，船舷有桨，划水前进；溯流而上时须借助纤夫之力。这种船虽然不大，却很能装，平时通载量3至5吨，汛期可通载10吨。从佛堂出发的义乌船，航线远可达金华、武义、兰溪、淳安、建德、桐庐、富阳、杭州、衢县、龙游、江山、常山和屯溪等地。

到了民国时期，义乌船依然是义乌江上的航运主力。据史料记载，1937年佛堂的金佛交通组有快船14只，沿途停靠低田、孝顺、洪村、金华。抗战胜利后，佛堂有“振华”4艘交通船，运行佛堂至金华间；“惠商”6艘，“六和”6艘，运行佛堂到兰溪间。这船有固定班次，每日上午8时从佛堂、兰溪、金华等地对发。此外还有交通船运行于稠城至佛堂之间，每逢集市增开班次。义乌船从佛堂至稠城3.5小时，顺风到金华四五个小时，在当时已很便捷。

航运业的发达，使得佛堂的修理、搬运、仓储等服务业兴旺起来。佛堂镇附近的稽亭塘村，成为当时整个义乌拥有人力推挽车辆最早以及最多的地方。村民从江西引入木制独轮的羊角车和两个木轮的塌车。1942年，佛堂的王晋文等人成立了“保证质量”义乌县佛堂镇人力车合作社，10人10车运行在佛堂至东阳、永康之间。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交通方式在义乌出现。1931年12月，杭（州）江（山）铁路铺轨至义乌，之后浙赣铁路接轨，义乌站与全国铁路网联结在一起。这个时候，铁路并没有影响佛堂在交通上的地位。第二年，佛堂商人集资建成佛堂至义亭的公路，全长6.06公里，来自佛堂的货物可以从义亭上火车，这使佛堂成为水运、陆运的交通中心。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记载：“南乡佛堂镇附近一带之氟石矿，皆由佛堂出口后，经兰溪入钱塘江，装杭转沪者居多。至兰溪一段，或船或筏，须视水之大小而异。至兰溪后，皆须船装至杭州之江干，再由江干用火车运沪，每吨运费均约八元，若直接由浙赣线运杭，较为昂贵，每吨相差一元以上，故大致舍铁道而由水道运输。”这一元钱的差额，使商人们宁愿费时费力地采用水运转火车的方式，而非全程用火车运输。

到1942年，随着日寇侵略的扩张，铁路遭到破坏，佛堂成为浙江的交通中心，不但接转前方退兵及难民，还成为从仙居运来的粮食、盐类转铁路的运输点。之后，佛堂的水运继续繁忙，据统计直到1956年，义乌江与南江还有多个码头在使用。从佛堂外销的大宗货物，有本地和周边出产的红糖、稻谷、陶器、萤石、桐油、茶叶、木材、菜油、玉米，以及外地运来的棉布、盐、丝绸、瓷器、小百货、布匹等。

随着现代陆路交通网络的完善，义乌江上的码头、渡口一个个消失，佛堂镇依托义乌江的水运优势逐渐丧失。至2002年以后，佛堂镇域内最后两个农村渡口马渚渡和舟墟渡被撤销，完成历史使命。

古埠遗韵，新景生辉

凡有古镇，必有发思古之幽情的游客。在佛堂老街边上的凉亭里，一名身着汉服、头戴花冠的女游客，以义乌江为背景摆着各种姿势，旅拍摄影师龙龙为她拍摄。龙龙说，他所在的摄影机构就坐落在佛堂老街上，无论是老街的店铺、老宅子的花园，还是江上的浮桥、江边的码头，都让游客觉得很有历史感，想要穿一身汉服徜徉其中。

进入龙龙镜头中的这座浮桥，名叫万善浮桥，始建于清乾隆廿七年（1762），2017年重建。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由当时佛堂镇各界士农工商捐资建成，汇聚万千善意。桥身以木舟串联铁索构成，船间铺设厚实桥板，远望如赤龙卧波。清代义乌诗人张选写诗赞道：“桥浮佛镇贯长空，两岸云衢路自通。一带松舟横水面，千寻铁索锁江中。波澜滚滚排轻鹢，汹浪滔滔落彩虹。何用乘舆争利涉，四民千载渡西东。”

浮桥建成后，桥头自然成了码头。在清朝末年，因长年江水不停地折弯冲击，浮桥头码头已形成佛堂镇最大的一个深水码头。1928年，佛堂商会在多家富商的倡议下，由镇内商铺集资，将旧码头重新改建成客货并用的大码头，名为“浮桥头”。

佛堂作协主席、佛堂镇志办原主任王春平介绍，沿佛堂古镇江边商埠码头多达15个，除了浮桥头码头，还有各种形貌、用途的其他码头。

沿着义乌江自北向南漫步，还可看到其中9个大型码头：福星殿码头、友龙公祠码头、官厅前码头、老市基（猪市）码头、狗市码头、浮桥头码头、盐埠头、新码头以及竹园码头。其中，盐埠头最为古老，因在此处装卸官盐而得名；友龙公祠码头主要装卸木材、毛竹；新码头以装卸百货、山货为主，因其建造历史不足百年而被呼为“新”；猪市码头、狗市码头则体现了历史上佛堂商业划行归市的特色；此外，义乌江佛堂段下游的下市滩有个王家田心火腿专用码头。上游还有石柱埠码头遗址，据说是佛堂最早的码头，始建于南宋绍兴年间。

出现在龙龙镜头里的，还有远处的伏虎桥，这是一座廊桥，古色古香，因这里有傅大士伏虎的典故而得名，建成于2020年。它的前身是1975年建成的公路桥——佛堂大桥。而在更早的时候，这里有个汽车渡码头。20世纪60年代，稠（城）佛（堂）沙石公路开通，到佛堂汽车无桥可通，便在此建造了码头，车子过江可乘船摆渡到对岸。

从汽车渡码头出发，在通往福星殿码头的一段路上，一组组栩栩如生的铜像悄然矗立，生动再现了古码头航船时代背货、挑担、拉纤的繁忙景象，将往昔码头的喧嚣与活力凝固于当下。佛堂老街上的一间间店铺，则让人得以窥见佛堂镇繁盛时期“店前搭棚子，棚下摆摊子，摊前放篮子，篮前跑车子”的盛况。而今，老樟树守望的街巷中，新式咖啡馆飘出咖啡香，艺术工作室亮起创意灯，传统手艺与现代潮流在此碰撞出独特韵律。当游客提着红糖、火腿，抚过民国木牌门，在临水石阶驻足观景时，方知这座古镇从未老去……

本版老照片由傅健、王春平、王曙光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