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金璐

读英士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曹百川的资料，有一种遇见少林寺藏经阁扫地僧之感。他的A面，是一位语文老师，教过小学、中学、大学，桃李成蹊，晚年则是在游埠古镇上喝早酒、散步的乡村老人；他的B面，则是著作丰厚的学者，40岁出版了《文学概论》这部具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47岁出版了《韩非法治论》这部法学著作，他还在李渔研究领域占据重要一席。有人以魏征《谏太宗十思疏》中的句子比喻他：“江海下百川，则思谦和以为度”——胸怀如江海般宽广深邃，姿态却如百川归海般谦逊。

清末举人 执教国文

曹百川祖籍安徽绩溪，从祖父那辈就迁居到了兰溪市游埠镇。曹家世代书香，他父亲曹清泉是光绪年间的乡试解元，还曾被官府选拔出洋留学，可惜未行便病逝了。曹百川出生于1891年，名谦，字伯春，后来改字百川。

根据厦门大学史料，曹百川幼承家学，在清末考中举人，又毕业于杭州高等师范学堂。因此，他的旧学功底精深，又通新学。

据《金华文史资料》教育专辑第5辑 ，曹百川的教师生涯始于1913年，这一年他22岁。当时，正处于书院教育向新式小学教育转型的阶段，曹百川所在的兰溪以及附近的龙游都设立了“高等小学校”，因为曹百川在旧学上的盛名，两校都来邀请他担任老师。之后，浙江省立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又聘请曹百川担任国文教员。1930年，曹百川由于阅读进步书刊，言论日益激烈，被校方视为思想左倾，暗中进行监视，于是他接受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邀请，前去担任国文兼中国史讲师。一年后，监视停止，在七中校长方豪邀请下，他回到七中继续任教。

抗战初期，上海沦陷，暨南大学迁校于福建省建阳，聘请曹百川为中文系副教授。之后，曹百川曾到衢州中学任教。1942年起，他担任金华中学蒲塘分校主任，直到抗战胜利。此时，英士大学迁来金华，聘他为中文系副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曹百川在金华一中当语文老师，1963年退休回到游埠老家居住，直至1970年元旦逝世，终年80岁。

金庸之师 桃李盈门

曹百川的学生中，最出名的是著名武侠小说作家金庸。

许多金庸的传记中，都会提到他在省立衢州中学的求学经历，而且会强调，当时衢州有一个阵容强大的国文老师群体，其中就包括曹百川。

1940年7月，金庸因写文章讽刺训育主任，被浙江省立联合中学开除，在师友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继续学业。正是在这里，他有幸受教于包括曹百川在内的诸位先生，接受了扎实的古典文学训练，打下了深厚的国文基础。这段求学经历不仅塑造了金庸的文学审美，也为其日后创作武侠小说中的文言意境与人文精神埋下伏笔。

比金庸高一届的学长、原上海教育学院教授刘衍文在《忆抗日战争时期的衢州中学国文教师群》一文中提到：“曹百川、张厚植二师的旧学根基甚好……他们教书育人，一丝不苟，而且以身作则，有古君子之风，在学生中有口皆碑。”

金庸本人对这段经历的回忆是：“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

曹百川对学生的培养，不只在学业方面，还在于人格的塑造与志向的引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以静水流深的师道，点燃学生心中的理想之光。《兰溪的抗战文化》一文中说：（曹百川）抗战初期在金华中学任教。浙赣之战日寇逼近金华，他上完最后一课后，以《毕业歌》为内涵赋：“东南半壁渐沉沦，铁骑纵横寇日深，寄语吴宁诸志士，玉笥遗志待君伸。”诵毕，介绍了东阳张国维（字玉笥）的爱国忠贞气节，鼓舞学生抗日斗志。最后，他宣布迁校决定，不让敌人接管学校。

曹百川不仅教书育人，还关怀学生的后续成长。金华一中老师方艾峰在诗集《紫岩续韵》中提到：曹百川是他表伯卢福康、大伯方镛声、舅舅金博文的高中语文老师。三人告诉方艾峰，曹百川对他们的人生道路有着重大的影响。卢福康中学临近毕业，曹百川找他谈话，了解他家的经济状况后，特意推荐他报考自己弟弟曹谟担任校长的南京中央陆地测量学校，因为该校学费全免，毕业后还能迅速投身国家建设。卢福康听从建议报考并被录取，后来成为中国大地测量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接着，方镛声也考入了这所学校，后因测绘仪器短缺，改行从事测绘仪器的研发，成了光学专家。金博文后来则成为杭州大学教授。方艾峰为此赋诗《纪念百川先生》：“婺儒宏富张高论，授道金中秉圣言……惠泽吾家三学子，业成回念谢师恩。”

这样教出来的学生，对曹百川也很有感情。曾任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的金旦生在回忆文章《我的教育缘》中感叹：“像我校的曹百川老师，已经工作42年了。在祖国各条战线工作的学生，要是经过金华，都会来向他问好。他替社会造就了多少人才啊！”这种对曹百川的崇敬，也是金旦生走上教育之路的重要动因之一。

著作盈箧 遗响不绝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扫地僧”隐于少林藏经阁，日日扫地不辍，看似平凡无奇，实则身怀绝世武功，一招一式皆蕴大道。在曹百川作为一位普通语文教师的A面人生之外，其学术生涯的B面实则蕴藏着令人惊叹的深度与广度——他是一位在文学理论与法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均有著述，且成就斐然的学者。

《金华文史资料》 教育专辑第5辑说，曹百川自幼跟着父亲学习，治学严谨，博通文史，尤精版本之学。在接触西学之后，他又以西方文艺理论重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形成融通中西的学术视野。

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曹百川的《文学概论》，这是他在暨南大学任教期间的著作。这本书，直到今天仍然有文艺理论学者在进行解读。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支宇在论文中指出，曹百川的《文学概论》是20世纪3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文艺理论著作，是中国古代传统文论话语向现代文论话语转型期的代表模式。

支宇在文中还强调，曹百川在西方理论观点的引述背后，有着丰富具体的中国文学文论知识资源与文艺例证，灵活穿梭于《诗经》《诗大序》《论语》《昭明文选》《六一诗话》《日知录》《诗集传序》等中国古代文论典籍中，且间或引注杜甫、李白、温庭筠、王维等人的诗句作品。支宇赞叹道：“在自觉追寻西方现代知识的同时，曹百川显然对中国古典文学与艺术资源烂熟于心，故而能够在文本写作与理论论述过程中信手拈来。”他还说：“曹百川在写作《文学概论》前后总不忘治学，著有诸多抒怀旧体诗以及研究清初戏剧家李渔剧作及理论的学术专著。这也正是他深厚古典传统文论知识积淀在现代文艺理论知识生产中的重要学术资源。”

1948年，曹百川的《韩非法治论》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他在英士大学任教期间的著作。此时，他已由研究文艺理论转而探究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

西北政法大学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钱锦宇在《法家新论：历史与现代语境中的先秦法家》一书中介绍，民国时期出现了新法家，代表人物为明确提出此概念的陈启天、常燕生，以及思想上与之共鸣的梁启超、章太炎等，曹百川也是其中一员。他们认为，儒家思想已不足以应付列强并争的“新战国时代”，需要复兴法家，以凝聚力量、救亡图存。他们为历史上备受贬抑的法家人物如商鞅、韩非子正名，称赞其历史功绩，认为法家主张的“法治”精神与富国强兵方略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

钱锦宇还说，先秦法家信赏必罚等法治思想，也为当时人所重视，曹百川曾经指出，民国立宪后，各界虽时有厉行法治呼声，“终因败法的力大人多，以致成效未见。而国人法治的理义不明，守法的观念不强，亦给败法的以可乘之隙”。故须将法家思想适合国情部分，与现代法律相结合，“建立新法家，当有益于法治的推行”。

曹百川的研究爱好，还在于兰溪清初戏剧家李渔的剧作和理论。他研究李渔的主要成果体现在《昆曲家李笠翁》一文。刘敬圻主编的《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第3卷中《三四十年代古代戏曲研究的进展》一章认为，曹百川等重学问的学院派将“笠翁与戏剧理论”这一主要研究范畴确立了下来，他们充分肯定李渔的戏曲理论有系统具卓识，在学理、文学批评方法上具体阐释其戏剧理论。退休之后，曹百川继续研究李渔，可惜相关文章已经散佚。

此外，曹百川擅长写抒怀的旧体诗，曾在1947年结集成书，名《藕孔集》，分赠友好。其诗清婉沉郁，寄托遥思，字里行间皆见学人风骨与时代悲欢。

曹百川晚年寓居陋巷，犹手不释卷，笔耕不辍，其人其学，恰似暗香浮影，不炫于时而自远。

金天游：

为中华典籍“分类”一生

今天的我们，鼠标一点就能检索到百万册书，但在之前的千百年里，想要检索图书，只能靠分类法。如果说图书馆是一座城，分类法就是它的地图，通过登记每一本书的“经纬度”，后来者便能在知识的海洋里快速靠岸。而在1937年的战火里，能把这样的地图一笔笔画出来的人，罕见。金天游，就是那位在硝烟里仍握笔画图的人。

蚕校走出的“书痴”

1898年，金天游出生在兰溪芝堰乡洞山后金村，原名步瀛，字仙裁，号孤鸿子。1922年，他从杭州蚕业学校毕业，本该去养蚕制种，却一头扎进了刚兴起的公共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先做掌书，后当编目主任。那一年，他才24岁，月薪不高，却给自己找了份“终身职业”——给天下书找“家”。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省立图书馆紧急疏散，万卷古籍装箱西迁。金天游和同事一起肩挑背扛，把卡片目录、分类表和珍本一起运到浙南山区。

1940年，金天游应英士大学之聘，来到该校图书馆工作。英士大学在抗战烽火中临时组建，校舍散在丽水、云和一带祠堂、庙宇。图书馆更是简陋，几间木屋、两张长桌、一人高的土墙，便是馆舍。可金天游偏偏在这里，把“乱书堆”变成了规整的书籍仓库，保证师生们能够在短时间内借到所需资料。

1941年9月，金天游带着战时积累的经验回到省立图书馆，任采编部主任，直至1966年逝世，始终深耕于此。在接下来25年里，他继续修那张“地图”，把《浙江省立图书馆中日文图书分类表》扩充为《古今图书统一分类表》，1954年被学界评为“最佳分类法”。

构建图书分类体系

20世纪是中国图书馆事业从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金天游青年时在浙江省立图书馆亲历了图书馆从“书本式目录”向“卡片式目录”的转型，依靠新的目录方法，极大提升了图书检索效率。金天游敏锐地意识到，分类法的科学性直接决定知识获取的效率，于是潜心研磨体系结构。

20世纪30年代，金天游发现当时流行的《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存在不足。他以《杜威十进分类法》《日本十进分类法》为蓝本，结合浙江图书馆馆藏特点，于1935年推出《浙江省立图书馆中日文图书分类法》。这套分类法，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平装书至今仍在沿用。

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参照《列宁图书馆分类法大纲》等，主编《浙江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该分类法沿用到1976年，成为当时浙江省图书馆界的通用标准。

金天游提出的“知书”理念，至今仍是图书馆学的重要思想遗产。他将“知书”细化为“明义、辨体、致用、互著”八字要领：“明义”是理清图书的学术系统，“辨体”是区分著述体裁，“致用”是确保分类服务读者需求，“互著”是通过多维度标引扩大图书利用范围。这一理念超越了单纯的技术层面，将图书馆工作从“整理图书”升华为“连接知识与读者”的文化服务，为后世图书馆员素养建设提供了核心标准。

“车间制”流水线分类图书

金天游在工作流程优化与人才培养上的探索，为图书馆管理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1952年，面对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对于图书需求极大，而全国有1000多万册旧书尚待整理不能投入使用的情况，金天游创新推出“车间制”分编流程。他将采编工作拆解为采购、编目两个“车间”，细分为18个工段，根据工作人员的经验、学科背景分配任务，形成流水作业模式。这一改革让人均日分编图书量从20种提升至43.6种，大幅提升了工作效率，也为后续全国图书馆分编流程规范化提供了范本。

据同事回忆，金天游性格沉静寡交，却从不以长者自居。年轻馆员提出合理意见时，他总能欣然采纳，以谦和的态度营造了开放的学术氛围。这种“传帮带”的精神，让他的专业理念不仅停留在纸面上，更融入了一代图书馆人的实践中。

金天游的成就不止于图书馆学，他在诗词、金石、古琴、摄影领域均有造诣，是一位兼具专业深度与文化广度的学者。他编纂的《中国藏书家考略》《丛书子目索引》，不仅是图书馆工具用书，还兼具文献考据价值，至今是研究古代私家藏书史的必引书。

方载震：

毕生奉献体育教育事业

方载震，金华人，在浙江体育教育领域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终身从事体育教育事业，教过小学、中学、大学，其中就包括了英士大学。

年轻时的方载震，当过浙江省立第七中学（今金华一中）附属小学的体育老师。他的学生、著名山水画家施明德在老年写的《回忆省立金华七中附属小学》一文中，用不少篇幅写了这位让他印象深刻的老师：“体育先生方载震，是孝顺那边人。脸上有麻子，个子高，动作敏捷而带些彪悍，稳健扎实。对学生很好。”施明德还记得，那时学校会在周六晚上安排在校学生听初级部老师讲故事，其中方载震先生讲《水浒传》中的“武松打虎”“醉打蒋门神”“鸳鸯楼”等故事，绘声绘色，非常生动。

之后，方载震前往南京中央大学体育学系读书，1933年毕业，继续担任体育老师，后到英士大学从教。他将现代体育理念融入教学实践，注重学生体魄与人格的双重塑造，在动荡时局中坚守教育热土，以强身救国为信念，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身心俱健的青年。

据王煊城《解放初的金中》一文介绍，英士大学解散停办后，金华中学为了增强自身师资力量，特地从原英士大学教师中选聘了一些教师，其中就包括方载震。王煊城说，方载震在体育界颇有威望又积极肯干，在金华中学，人们给了他一个昵称叫“大方”。方载震来到金华中学后，不到一年时间就设立每人每天一小时课外体育活动的制度，并培养了一支出色的运动队，在一年后的全地区第一届运动会上成绩十分突出，大会共设锦旗48面，金中体育队得了47面。可惜不久之后，方载震调到杭州，离开了金华中学。

方载震来到杭州后做了一些什么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史》一书提到，1951年下半年起，我国进行了高等院校院系调整，1952年春，浙大的一部分体育老师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科，以培养体育师资为目标，这也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体育系科之一。体育科主任是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舒鸿教授，而主管教务工作的就是方载震，他们共同担起体育科初创时期的建设任务。

为了加强体育的专业教育，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科自1955年起先后成立5个教研组。其中公共体育教研组于1956年成立，组长是方载震。书中介绍，方载震擅长田径、游泳、游戏等项目的教学研究和竞赛工作，在器材设施、场地建设方面经验丰富，是国家级田径裁判。

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科自1952年创办至1958年暑期，为国家共计培养了330余名体育专门人才，他们的教学和训练开展很出色，20世纪60年代《体育报》曾发表《西子湖畔的体育教授》一文，赞扬这些体育专家对体育教育所做出的贡献。

1962年，浙江体育学院、杭州师范学院和浙江教育学院进行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师范学院，三所学院的体育专业同时并入新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体育系。方载震也成为该校的骨干力量，与同仁一起，积极研究，努力工作，为创立浙江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教学体系，奠定浙江体育教育发展的基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感谢曹百川外甥胡汝明先生在本文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