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贤/口述 孙媛媛/整理

我今年99岁了哦，厉不厉害？

我原是四川泸县人，却在金华生活了73年，这和我早年当兵的经历有关。身边很多人并不太清楚我的这段经历，家中那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是一个见证。

我争取了好久，总算进了部队

我生于1928年。我一个女孩子会选择去当兵，和我爸爸一直以来的教育很有关系。

我的家庭不富裕，没有很好的房子住，也没有田地可以耕种，但是家里每个人都有文化，都是知书达理的人。我的爸爸虽然是清朝时期出生的人，但思想开明，他一直认为，不管家里多穷，孩子一定要读书，要有知识。

妈妈一共生了7个孩子，最后只养大3个，大哥、三哥和我。还不到10岁时，我就听到爸爸教育两个哥哥，一定要培养自己的能力，要有本领，不要有依靠任何人的思想。我知道的第一个成语是“自食其力”，就是听爸爸讲的。我的两个哥哥都是中专毕业，大哥是小学校长，三哥在重庆一个很大的百货公司上班，都算有出息。

初二第一学期时，三哥把我接到重庆去读书，我可以说是在大都市成长起来的人。1949年9月，我考上了四川相辉大学文史系。那时已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知识青年接受到很多先进思想。重庆刚解放，解放军就贴出广告，以军政大学的名义招收大学生。

我想都没想就报了名。笔试有问答题和判断题，还要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当前形势的认识。笔试过了以后是面试，解放军的干部和我们面对面交流，由他们提出问题，我们来回答。

考官看我是个女生，又瘦瘦小小的，认为我吃不了解放军的苦。我就和他争，争了好久。我说我吃得了苦，我已经下了决心来参军，当解放军再苦，我也吃得消。他说解放军的苦，不是你所想象的苦。我想了想说，你们解放军也有女同志啊，那些女同志都吃得了苦，我也是女的，我为什么不能和她们一样呢？我要参军的想法很强烈，小小的身体里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

过了几天，街上就张榜公布了参军名单。我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里找到了自己的名字，这下安心了。就这样，我如愿以偿成为了一名女兵。

很多年以后，我常常想，当初读大学那会儿的行李丢在哪儿了？我的被子、衣服、箱子和书都不见了，我觉得很奇怪。直到前几年才想起来，原来就丢在学校里了。我参军时很兴奋，想着部队里会发衣服，带了三套内衣内裤就跑去当兵了。

爸爸夸我是花木兰

我报名参军的事并没有提前和爸爸讲。我是有顾虑的，爸爸把我抚养到上大学很不容易，我还要荒废学业去参军，担心爸爸不同意。

但是我那时候已经有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了。我当时已经21岁，是成年人了。我扪心自问，对于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民族，我究竟应该担负什么责任？应该有怎样的理想？总要为国家做点什么事吧。

入伍以后，我才写信给爸爸。我说我已经参军了，穿上军装，是部队的人了，离不开部队了。我心想，现在我已经在部队了，你也拉不回我了。

爸爸收到信以后，马上和三哥来部队看我。没想到，爸爸不但没怨我，还夸我。他很高兴，说我有志气。部队领导对他们也很好，还给他们开小灶。回到家以后，爸爸骄傲地和邻居们说：“告诉你们，古代有花木兰，今天有我女儿张景贤，她参军咯，我们全家都光荣。”你说我爸爸好不好？我真佩服他。

在军政大学，我们扎实地学习政治和理论知识。毕业以后我留在十二军校部当文化教员，由于表现好，没多久就被提到机关担任文化教育干事。

开往东北的火车上，头发结了冰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1951年，我们坐上了去往东北的火车。那年怪得很，四川从来没有这样冷过，那一年冬天居然下起了雪。车厢里铺着稻草，我们就坐在稻草上。当时没什么御寒装备，大家仅穿着薄薄的棉袄，戴着布帽子，没有棉鞋。

我们一个个靠着坐，车厢里坐得满满当当，夜深了，车厢摇摇晃晃，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我当时还梳着两条麻花辫搭在胸前，第二天早上醒来把辫子解开梳头发，一梳，好痛哦，手上的皮肤划破了一道口子，这才晓得头上都是冰霜。原来，车厢里我们呼出来的水蒸气停留在头发上成了露水，天气太冷，都结成了冰。

火车开到武汉停了下来，我们下车去吃早饭。我都不晓得脚冻麻了，还像往常一样从车上跳下去，结果摔在地上，只能慢慢爬起来跷着脚去吃早饭。

早饭吃的是馍馍。男同志发6个，女同志发4个。男同志6个不够吃，女同志4个是吃不了的，我们就分两个给他们。馍馍好硬，很难咬，就像我们的手脚一样，冻得硬邦邦的。

在随营学校给官兵上课

我们在东北的一个小村庄下了火车，解放军不占用老百姓的房子，一般是住在村里的公房或庙宇里。住一段时间后又换防，一步步往前推进，慢慢靠近鸭绿江。

到了驻地，部队就办了一个随营学校，我是文化教员，不用上前线，具体工作就是给官兵上文化课。当时上前线的官兵是一批批轮换的，不上战场的会来我们这里学文化。

我教的是语文课，从小学知识教到中学知识，教材都是部队自己编写的，和地方课本不一样，是一种速成的形式。

战士们在战场上是很辛苦的，美帝国主义装备先进，白天总在丢炸弹。那时候我们的武器装备大大不如他们。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下，前线官兵依旧坚持作战，让人敬佩。

抗美援朝最终取得了胜利，大家士气高涨。1953年7月，我到北京参加“八一球队”集训，在排球比赛中获得亚军。

枪杆子和笔杆子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们就跟着部队到了金华。我喜欢金华的环境和气候，住着很舒服。我还把爸爸和哥哥接到金华住过一段时间。

头两年，我在高山头给干部上课，他们对教员很尊重。老远看到我们来了，便立正敬礼，叫我“教员”。给他们当老师很有味，他们学得很认真。

有一次，我在教室里看到一个20多岁的战士在写字，一笔一画写得很认真，当时天气还不算太热，他却写得满头大汗。我对他说，你把汗擦了再写吧。他慢慢抬起头来，对我笑笑说：“教员，这笔杆子比枪杆子还重呢！”

后来，国防部下通知，没有战争了，部队里非战斗人员要转业。1955年，我转业了，是女同志里最后一批转业的。

我转业以后才结婚。转业后，我先后在衢州中学、兰溪一中、金华六中等学校教书，退休时已经是高级教师，其间很少同他人讲起当兵时候的故事。

1987年退休后，我又当回了学生——在老年大学上了20年的学，我喜欢唱歌、跳舞，会吹口琴，还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弹钢琴、舞太极剑，生活丰富多彩。现如今，女儿把我的生活照顾得不错。

我有一个小小的铁盒子，里面保存着读军政大学和参军时佩戴的徽章。这些徽章颜色不再亮丽，它们诉说着，我曾是一名女兵，新中国成立那年的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