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罗钟炉

邵飘萍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秘密党员、中国报业的先驱、中国新闻教育的奠基人，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做出过突出贡献。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见证了《京报》发展壮大和最后终刊闭馆的艰难曲折，也见证了邵飘萍和汤修慧这对“报界伉俪”在腥风血雨的北京铁骨铮铮，无所畏惧，以笔为戈，以《京报》为阵地，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全过程。

今年是邵飘萍诞辰140周年、牺牲100周年。记者跟随邵飘萍嫡孙邵澄一起走进京报馆，听他讲述京报馆的前世今生和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创办《京报》

北京市西城区魏染胡同30号和32号，是著名的京报馆旧址，也是邵飘萍故居。邵澄说，从1925年10月京报馆落成以后，邵飘萍一家就一直住在这里。他小时候听祖母汤修慧讲了很多有关祖父邵飘萍的故事。

“祖父与京报馆的故事，要从1916年他带着祖母来北京说起。来到北京后，祖父先是自办通讯社，后又创办《京报》，他生命的最后10年集中体现了他的新闻救国思想。”邵澄说。

1916年6月，刚刚结束在日本近两年半流亡生活的邵飘萍受《申报》社长史量才之聘，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这一年，邵飘萍30岁。汤修慧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从此他以青年志士的姿态献身于北京报界。”

邵飘萍到北京后，即收集了大量的京城报纸。他阅读后发现，大多数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命运大事的资讯，都掌握在国外通讯社手里，国内报纸报道不及时，又无公正可言。邵澄说：“看到中国新闻业被外国通讯社愚弄的现象，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一个新闻从业者，我祖父深感耻辱，义愤填膺。他认为，造成中国新闻业如此不堪之根本，是北洋政府执政无能、奉行丧权辱国之策以及新闻界专业人才极度匮乏。”

为改变这一局面，邵飘萍身体力行，到北京后马上创办了新闻编译社，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自办通讯社。之后，他又参与创办中国高等学府第一个新闻学专业研究社团——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并担任导师。

1918年10月5日，邵飘萍在北京创办《京报》，并自任社长。

《京报》自创刊以来，以其独特的办报风格和先进的经营方式，深得社会各界的认同。随着发行量的不断增加，报馆规模也相应扩大。1925年10月26日，京报馆正式迁到魏染胡同35号（现为30号），新闻编译社一并迁到这里。邵飘萍全家也随之搬进与报馆一墙之隔的34号院（现为32号）。京报印刷厂则搬到报馆东北端的前孙公园胡同东夹道。由此，《京报》成为当时北京报界唯一一家拥有完整经营体系（包括自有馆舍）的报社。

邵澄介绍，京报馆建筑群由祖父的好友、《京报》元勋之一吴定九设计。京报馆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建筑面积820平方米，包括一栋砖木结构的二层洋楼，两个小四合院。建筑群整体采用了民国时期比较常见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报馆与居所间既通过内部通道相连，又各自独立，各自拥有西向的街门。

走进京报馆

走近京报馆旧址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南山墙上的“京报”二字，旗杆基座上也刻有篆体的“京报”。报馆大门上方镌刻有“京报馆”三个大字，上款为“民国十四年”（1925），下款为“振青题”字样，并覆以暗红色油漆，字体俊秀洒脱又不失遒劲风骨，系邵飘萍亲笔书写。

邵澄说，这座报馆是祖父邵飘萍“新闻救国”之路上一座新的里程碑。京报馆落成后，邵飘萍在一张照片的右上角写上“京报馆新建之编辑部”，并署名“飘萍敬赠”，印制成明信片，再寄给海内外的朋友共享这份喜悦。邵澄指着京报馆墙上的图片说，当时的《京报》上还刊发了这张照片。

京报馆主楼临街立面用西洋式砖壁柱装饰，一层中间为大门，加古典柱式门廊，门廊上层为铁艺栏杆围合的阳台，与大门左右对称，上下两层共12个隔间窗户。左侧因楼梯占用一个隔间，所以左侧上下两层只有五间房屋，右侧为六间房屋。一层最北侧隔间为车库，二层中间窗户上方砖墙上刻有凸起的“Peking Press”英文字母。

步入主楼大门，门廊内吊挂西式和中式木楣，门廊左侧为传达室，右侧为营业窗口，百年前制作的“营业部”三个大字仍完整清晰地保留在门廊右侧墙上。门廊北侧为通往二层及屋顶的木质楼梯。

“门廊内营业窗口分外醒目，主要是接待不同的读者、订户和承接广告等业务。为了扩大报纸的发行量，《京报》还在永兴庵特设直营发行点。”邵澄说，为了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京报》当年还曾发表启事：“本报欲读者诸君先睹为快，特雇用脚踏车夫多人。分途速送，准于9点以前送到。”这一办法自1921年7月施行以来，深受读者欢迎，报馆的送报人最多时达几十人。“对京报馆内部之组织，编辑之方法，新闻之搜集，排印之体裁，无不尽量革新。故出版不久，俨与久握首都舆论界牛耳之二三。京报日益发达，公声誉亦日隆。”汤修慧曾有这样的描述。

《京报》问世仅一个月，就因消息灵通、内容丰富而广受欢迎，销量从每天300多份一跃为4000份，最高时发行量超过10000份，成为当时华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

邵澄说，从1921年5月到1925年10月，京报馆馆址先从创刊时的前门外西河沿三眼井胡同37号，迁到琉璃厂小沙土园21号，再迁到宣武门外骡马市魏染胡同35号。不到5年时间，京报馆连续两次迁址，且报馆条件不断得到改善，邵飘萍与时俱进的新闻理念和报业经营思路，以及其超强的个人能力，是《京报》得以快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沿着门廊北侧木质楼梯来到报馆二楼，这里是《京报》运营管理中枢。上楼后分为南北两侧套间，其中北侧有两间办公室，供编辑部人员使用；南侧依次是阳台、会议室和社长办公室。一些重要的稿件，在邵飘萍的主持下，通常都在这里研究、讨论、定稿，最后排版发行。

院内北房及东西房为编辑部、新闻编译社所用，南房为营业部、广告部用房。北房后山墙开有大门，直通院内的运输通道和一个小花园，便于货物的运输和工作人员散步休息。院内有两处通往东路跨院的通道，这是邵飘萍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

邵飘萍故居

紧挨着京报馆的就是邵飘萍故居，院落坐北朝南，进深二进，邵澄兄弟姐妹都在此出生。其中，北房西侧为邵飘萍的卧室，东侧两间为会客厅，这是邵飘萍会见重要客人的场所。东房北侧一间为邵飘萍的书房。邵澄介绍，祖父当年许多重要文章，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前后的新闻评论等，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1924年冬到1926年初，中国政局风云变幻，军阀混战愈演愈烈。这是祖父职业生涯中最为繁忙、最为艰险的一段时期，他以非凡的智慧应对错综复杂且多变的时局。”邵澄介绍说，《京报》对列宁和孙中山的逝世，均给予大篇幅的报道，借此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支持北伐。《京报》还积极声援“五卅惨案”和“三一八惨案”，对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反帝爱国运动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邵飘萍全然不顾自己的安危，将生死置之度外，以笔为刃，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进行着殊死搏斗；他积极配合中共北方区委，宣传党的各项主张，唤醒民众。邵飘萍以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方式，践行着一个秘密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1925年10月26日，恰逢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借京报乔迁新馆之际，大家一起在京报馆为邵飘萍过40岁生日，这也是邵飘萍生前的最后一个生日。

“那天对于祖父而言，一是过生日，二是《京报》正式迁入新馆舍，可谓双喜临门。”邵澄说，当天，京报馆西路院落前庭搭建了一个临时戏台，梨园界好友马连良、韩世昌、程砚秋、荀惠生等名伶都前来祝贺。当晚的开锣戏一反常规，由马连良率富连成班底出演《开山府》，马连良饰演的邹应龙，唱念做打俱佳，特别是“打严嵩”这场戏，更是令人拍手叫绝。

邵飘萍与马连良关系非同一般。早在上世纪初，马连良作为京剧界老生行当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崭露头角，酷爱京昆艺术的邵飘萍就经常观看马连良的演出。他曾在《京报》和上海的多家报纸撰文，支持和鼓励马连良在艺术上革新，并称赞他为“须生泰斗，独树一帜”。两人交往密切，马连良视邵飘萍为良师益友，是京报馆的常客。

“祖父一生崇尚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正是出自明嘉靖年间被奸臣严嵩迫害致死的著名谏臣杨椒山之手。马连良选择这出戏开锣，祖父自然也是心领神会。”邵澄说。

报界伉俪

汤修慧出生于1890年，比邵飘萍小4岁，祖籍江苏吴县，自幼随父亲在金华古子城的酒坊巷开照相馆。邵飘萍在金华中学堂教书时，《申报》聘其为特约通讯员，经常跑到照相馆洗照片，一来二去，两人便熟悉了。邵飘萍见汤修慧聪明伶俐，奈何读书太少，就劝说其父送女儿到浙江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学费由他承担。两人由此结缘，并于1912年在金华结为伉俪。之后，邵飘萍因发表时评揭露袁世凯称帝野心而被捕入狱。汤修慧多方周旋营救邵飘萍出狱，并送其东渡日本。袁世凯死后，邵飘萍回国，与汤修慧一同北上。

在京报馆邵飘萍生平事迹展二展厅北墙上，悬挂有一幅邵飘萍的书法遗墨。“这幅作品正文是祖父所录杜甫的《野望》。落款处题有：戊午端阳，慧子嘱余书数语补其所制余幅，余以天涯飘泊方不胜身世之感，因录杜工部诗以进。得垂笑为牛衣对泣否乎？署名：飘萍。”邵澄介绍，这幅字背后有一段故事。这幅字的落款时间是戊午年端午节，也就是1918年6月13日。那天，汤修慧先写了几幅字，想请邵飘萍也写幅字。当时，邵飘萍是《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和北京新闻编译社社长，想到那几年和汤修慧一起走过的经历，他特意选择了《野望》。

“祖父之所以选择写这首诗，是对诗作者‘天涯沦落人’处境的触景生情。祖父的经历和内心感受，与杜甫抒发的情感产生了共鸣。他似乎在以诙谐的口吻调侃祖母，回首两人在身处艰难困苦的逆境中，几经生离死别，不离不弃、共克时艰的经历，是否也可喻为牛衣对泣？”邵澄说，这幅遗墨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这对报人伉俪之间浪漫乐观的情调。

因张作霖对邵飘萍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1926年4月24日傍晚，邵飘萍从京报馆出来，在途经魏染胡同南口时，遭到侦缉队围捕，京报馆连夜被查封。4月26日凌晨，邵飘萍被反动军阀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秘密杀害于北京天桥，时年40岁。

1928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汤修慧经过多方努力斡旋，在当年6月12日，再次使《京报》复刊，她自己继任京报社长，并撰写了《京报二次复活宣言》一文：“呜呼，飘萍先生之丧……修慧盖无日不锥心泣血，含辛茹苦，以求得机会，一伸先夫子宏大之志愿……”字里行间，无不表达了她继承夫志、前仆后继的决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就在7月28日北京沦陷当天，汤修慧抱着绝不当亡国奴的信念，毅然关闭了苦心经营多年的京报馆，《京报》被迫停刊。自此，《京报》走完了19年的风雨历程，但邵飘萍、汤修慧这对报界伉俪以及他们所创办的《京报》，在中国新闻和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并多次派人到京报馆慰问汤修慧。

2021年，京报馆旧址博物馆（邵飘萍故居）被列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当年6月1日，京报馆旧址博物馆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和红色传统教育基地正式对外开放。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