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金璐/文 张辉/摄

艾青在上海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至关重要。这段经历不仅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诗歌创作生涯，更为他成为“吹芦笛的诗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与艺术底色。

为解读艾青在上海的这一段经历，记者采访了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何言宏。

“吹芦笛的诗人”象征背后

“吹芦笛的诗人”这一称号，源自艾青1933年在狱中写下的名篇《芦笛》。这支“芦笛”并非中国乡土的牧笛，而是有着深刻的欧陆血统。

彼时身陷囹圄的艾青，在监狱中读到了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的作品，他被那句“当年我有一支芦笛，拿法国大元帅的节杖我也不换”深深震动。这支“从彩色的欧罗巴带回来的芦笛”，象征着一种不受权杖胁迫的、高贵的艺术纯粹性。艾青在《芦笛》的副标题中特意注明“纪念故诗人阿波利奈尔”，以此宣示自己的诗学渊源。后来这首诗被收录在他的代表作诗集《大堰河》。批评家胡风敏锐捕捉到其中的象征意涵，以“吹芦笛的诗人”概括艾青的早期形象。

“芦笛象征着诗歌的纯粹性、高贵性，甚至是对抗世俗权杖的精神武器。《芦笛》里的反抗意识，恰恰是艾青诗歌的底色。”何言宏说。

而艾青对法国的情感也颇为复杂——他在《巴黎》《马赛》中批判西方都市的异化，却在《芦笛》里流露出对法国诗歌传统的感恩。何言宏说：“这种撕裂感，恰恰体现了他与欧洲现代文明的深层对话。”

上海对于艾青意味着什么

艾青的人生轨迹在1932年被彻底改写。“如果没有那场牢狱之灾，他可能只是画家蒋海澄，而非后来的艾青。”何言宏说。狱中的精神困顿反而成为创作的催化剂，艾青很快以诗作确立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出狱时已被公认为重要诗人。

这种转变并非偶然。20世纪30年代，在鲁迅影响下兴起的进步木刻运动，本身就强调艺术与民族命运的绑定，而艾青的诗歌恰恰延续了这一精神内核。他曾说“美术是给大众看的，诗也是给大众读的”，这种底层视角，早在他的画家生涯中就已埋下伏笔。

“画家艾青”对“诗人艾青”的馈赠

作为曾系统攻读美术的诗人，艾青的创作始终带着“画家的眼睛”。他的诗歌常被形容为“诗中有画”，能给读者带来极强的画面感、色彩感和造型感。

以《大堰河——我的保姆》为例，“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乡村衰败的立体图景；《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更像一幅寒冽的油画：冒雪赶车的农夫、皮帽边缘的霜花、无边荒芜的原野，每一个场景都仿佛可触可感；而《吹号者》里的号兵形象，则带着雕塑般的硬度，静态里藏着即将爆发的力量。

“艾青的诗歌不是平面的文字，而是立体的视觉艺术。”何言宏总结道，“这种造型能力，让他的诗即使脱离特定时代语境，依然能通过鲜明的画面直抵人心。”

为什么今天我们仍然要读艾青？

何言宏说，当下的诗坛或许不乏才华横溢的写作者，但像艾青那样具有“伟大性”的诗人凤毛麟角。艾青的伟大，不在于炫技，而在于他诗歌中那种博大深厚的情感力量与崇高深邃的灵魂。他的诗里不仅有对乳母大堰河的深切眷恋，更有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悲悯，对民族苦难始终不渝的关怀。

在何言宏看来，艾青开辟了影响深远的“艾青传统”——反封建、反专制、反侵略的战斗性，以及对底层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深刻影响了七月派诗人与后世的现实主义写作。这种传统在今天并未过时。何言宏说：“我也很希望，艾青的精神传统在当下的诗歌界能够得到好的继承，能够被我们普通的诗歌读者认真阅读，转化为我们的精神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