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章果果

有两个桂林。

一个是“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有漓江、象鼻山、七星岩、喀斯特地貌，为游客所熟知。一个是人文桂林，隐藏在历史深处，街巷深处，需要得其门而入，需要细细寻找。

广西师范大学教授、作家黄伟林的《昨日之城》一书，正是进入人文桂林的一把钥匙。昨日之城，指的是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1938年，国内各大城市沦陷后，成千上万文化人云集桂林，近百家书店和出版社涌入桂林。这座西南小城，一度成为中心——全国抗战文化的中心。

1938年10月或11月的一天，艾青来到桂林。在不到一年里，在这座抗战文化城中，艾青当起吹号者，“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了牺牲”。88年后，2026年6月的一个雨天，记者来到桂林，走入“昨日之城”，追寻艾青的足迹。

艾青迎来创作高峰期

行走于桂林的大街小巷，黄伟林仿佛打开了任意门，随时切换两个年代。作为一个研究者，对于桂林的抗战文化历史，他再熟悉不过。

寻访的第一站是榕湖北路。榕湖北路在榕湖边，艾青来时，它叫环湖北路。艾青在这条路上走过无数遍，也看过无数遍榕湖。当年，他在广西日报社编《南方》副刊，而广西日报社正在榕湖北路上。

从榕湖北路往解放西路走，一路上车水马龙，一派繁忙景象。解放西路、中山中路一带，抗战时期书店林立：生活书店桂林分店、新知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商务印书馆桂林分馆、中华书局桂林支局、世界书局桂林分局、文化供应社、上海杂志社、东方图书公司……艾青每天穿梭于各个出版社之间，从梓祥巷的住处，到广西日报社编《南方》副刊，又到太平路上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社编《诗文学》，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站在路口看着雨中城市，黄伟林感叹：“想象一下，你正和艾青在一起，和郭沫若在一起，和茅盾在一起，他们当年都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

抗战文化城给了年轻艾青新的灵感，在桂林期间，他堪称小宇宙爆发。看看他不到一年的工作成就：编了100期《南方》副刊，编了四期《诗文学》专刊，出版诗集《北方》引起轰动。他还与在香港的戴望舒，通过书信往来的方式，合办《顶点》诗刊。可惜，《顶点》只出了一期。虽然只出了一期，却是抗战诗歌刊物中的重要一笔。

其创作力更是惊人。在桂林，艾青写下20多首诗，其中包括《吹号者》和《他死在第二次》两首长诗，并开始撰写诗歌理论著作《诗论》。

为什么在桂林短短的时间内，艾青能迸发出如此大的能量？

在黄伟林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

1938年11月17日，艾青刚到桂林不久，就写下名作《我爱这土地》。此前，艾青经历了在中国大地上长久的漂泊。上海沦陷后，他从杭州匆匆回了一趟家乡，接着流落到武汉。其间，去了一趟北方。武汉沦陷，他到了衡山，再由衡山到桂林。“一路上，艾青也许坐车，也许还要走路，他是跋涉过来的。这是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跋涉。在此过程中，艾青对中国的土地产生了深切的感受。”黄伟林说，“来到桂林，面对甲天下的山水，想起一路上脚下的土地不断沦陷，而产生了深深的痛惜，以及与痛惜相伴随的深爱。《我爱这土地》就是这种深爱的结晶。”

当时的桂林风云际会，文化人多，文化活动多。艾青参加“文协”桂林分会，也参加了诸多文化人的联谊会，接触各式各样的人，情感特别活跃，迎来创作高峰期。

黄伟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彼时，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国家民族抗战情绪高亢。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时不同，这个阶段不仅有抗争的强烈情绪，而且有了实质内容。“你去读艾青桂林阶段的诗，会发现常有纪实的性质。它不是想象出来的，它有事实，又有对事实的超越。”

不朽的吹号者形象

艾青刚来桂林不久，就经历了一场大轰炸。

1938年11月30日，51架次日机分3批轰炸桂林。桂林四处起火，死伤171人，最繁盛的街道桂北路、桂南路被炸成一片瓦砾。次日，艾青在悲愤中写下《死难者画像》：

一个死了的女人的旁边/并卧着一个小孩/他的小小的手臂/他的断了的手臂/搁在他的身体的附近/——这小生命已伴随他的母亲/在最后的痛苦里闭上了眼睛……

写于1939年春天的《街》，描述了日机狂轰滥炸给桂林造成的深重灾难：

“一天，成队黑翼遮满这小城的上空/一阵轰响给这小城以痛苦的痉挛；/敌人撒下的毒火毁灭了街——/半个城市留下一片荒凉……”整首诗调子沉郁，而在末尾出现了荒凉的废墟中一抹明快的色彩：“……但是我却看见过一个，/那曾和我住在同院子的少女——/她在另一条街上走过，/那么愉快地向我招呼……/——头发剪短了，绑了裹腿，/她已穿上草绿色的军装了！”

从邻家少女身上，艾青看到了不屈的精神，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也是在这年春天，艾青写出了一个不朽的吹号者形象。

诗中，一个因“对于黎明的过于殷切的想望”而被惊醒的吹号者，走上了山坡，在山坡上伫立了很久，直至看见“黎明——这时间的新嫁娘啊，乘上有金色轮子的车辆从天的那边到来”，于是，他吹响了起身号。接着，他一遍一遍地吹响号角，吹过了吃饭号、集合号、出发号、行进号……

残酷的战斗开始了——

我们的吹号者/以生命所给与他的鼓舞，/一面奔跑，一面吹出了那/短促的，急迫的，激昂的，/在死亡之前决不中止的冲锋号，/那声音高过了一切，/又比一切都美丽……

然而，他被一颗子弹打中了——

他寂然地倒下去/没有一个人曾看见他倒下去，/他倒在那直到最后一刻/都深深地爱着的土地上，/然而，他的手/却依然紧紧地握着那号角……

《吹号者》是艾青代表作。艾青曾写道，“我在这种新的信心里，写了《向太阳》，以最高的热度赞美着光明，赞美着民主，写了《吹号者》，以最真挚的歌献给了战斗，献给了牺牲”。

他又说，吹号者“好像只是对‘诗人’的一个暗喻，一个对于‘诗人’的太理想化了的注解”。

诗人何尝不是一个吹号者呢？“当他用自己的呼吸磨擦了号角的铜皮使号角发出声响的时候，常常有细到看不见的血丝，随着号声飞出来”，这又何尝不是诗人自况呢？

吹号者的原型，《艾青评传》作者程光炜认为来自艾青随记者到医院里的一次探视。当时，伤兵不断从前线撤回桂林。在医院走廊上，一名昏迷中的士兵一边痛苦呻吟，一边还在喊叫：“子弹没了，快给我子弹！”这一幕让艾青深受震动。于是，他把这个垂死的伤兵写到了《吹号者》里。

在黄伟林看来，这次探视，或许促成与《吹号者》互为姊妹篇的《他死在第二次》。这首长诗，写一个农民出身的士兵，伤愈后重返战场，第二次中弹牺牲的故事。这首长诗发表后，引发了不同的评论。诗人穆旦认为，《他死在第二次》是为战士们所作的一首美丽的史诗，士兵质朴的人格、特性和心理状态，都被艾青表现得生动而深刻。也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失败的作品，这个士兵，“实质上是一个诗化了的知识分子的情感与生命的化身”。

艾青自己认为，这首诗是为那些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去当兵的人，英勇地战斗了又默默地牺牲了的人所引起的一种忧伤。

黄伟林捕捉到艾青桂林时期诗歌中的忧伤，他在《艾青诗歌里柔软的忧伤》一文中写道：“在抗战桂林文化城，大多数诗人表现的只是英勇昂扬的斗志，艾青却表现出对生命的惋惜，流露了忧伤的情感。虽然艾青这种忧伤的情感当时曾遭到某些评论家的批评，但赢得了时间的承认。如今，许多口号式的诗歌完全失去了动人的力量，艾青的诗歌却留存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坍下来

当然，忧伤不是艾青“烙上专利的印子”，毕竟，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渴求光明甚于一切的”。艾青又一长诗代表作《火把》，即是明证。

《火把》的创作缘起，是桂林的一场火炬大游行。

1939年7月7日，“七七事变”两周年，桂林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活动在夜晚达到高潮，人们发表演说，演出街头剧，还举行了万人火炬游行。

“晚六时许，万余名（一说三万余）手执火炬的群众集合于公共体育场，当火炬点燃之时，全场光焰万丈，亮如白昼。晚七时，火炬队伍从体育场出发，浩浩荡荡如一条巨大的银龙一般穿过王辅街、厚富街、桂南路、榕荫路……”周红兴在《艾青的跋涉》中这样写道。

艾青，也在浩浩荡荡的人群中。那一晚，在万余人燃炽的火把中，他受到了巨大的触动：“那样的一种场面，绵延不断的群众为火把照耀着，一阵口号，一阵歌唱……致使我感动得在眼眶里蕴含着泪水，很快地使我的全身被‘一种东西……一种完全新的东西……’所袭击，像背负了被射中的箭的野兽，背负了这东西回到住所里……”

“背负了这东西”十个月后，艾青写下光辉的长诗《火把》：

让我们每个都成为帕罗美修斯

从天上取了火逃向人间

让我们的火把的烈焰

把黑夜摇坍下来

把高高的黑夜摇坍下来

把黑夜一块一块地摇坍下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把火把举起来

每个人都举起火把来

……

不用说都知道，《火把》歌颂的是光明，写的是全民族争取光明的热情和意志。

《火把》的创作缘起于桂林火炬大游行，艾青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设定了唐尼、李茵两个典型人物形象，剖析了她们复杂的心声，成就了叙事长诗的经典之作。

“艾青诗歌在全面抗战时期，无论质量和数量，都有了更大的突破。”黄伟林说，“他为什么这么好？因为他诗歌的情感永远不是单一的，他在叙事诗和抒情诗两个领域都取得了大成就，他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结合得非常好。在我看来，艾青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诗人。直到今天，艾青诗歌依然常读常新。”

《火把》一诗，也像一个巨大的火把，鼓舞了无数青年，照亮了无数人的眼睛，直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