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骏

中国籍数学家邓煜、王虹同时斩获菲尔兹奖，两人同为北京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是北大数学“白金一代”中的佼佼者。

舆论爆火，有关邓煜、王虹的往事与细节频繁曝光，他们的兴趣爱好一再被看到，他们的努力、坚持甚至松弛放慢，他们的天才、浪漫与突破精进，都成了当下最热门的话题，广西日报一篇《王的猜想》“洛阳纸贵”，很多人加价购买收藏。

当我们放下对“天才”的浪漫想象，把目光投向王虹和邓煜身后那条漫长的成长之路——会看到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土壤”，让这两颗起点截然不同的“种子”都长成了大树。

王虹在广西桂林平乐县沙子镇出生长大，并非典型的“小镇做题家”。邓煜在广东深圳长大，就读于深圳高级中学，是一线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缩影。两个人，两种路径，最终抵达了同一个地方。这本身就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真相：数学顶尖人才的成长，可能从来没有“标准轨道”。

“北大数学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保护出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数院教授张平文曾用一句话作答。保护首先体现在制度的宽容上。王虹转到数院，并非孤例。这套转系制度意味着一个有天赋的年轻人可以选择、试错、迷茫，但不会被某一次“选错”定义一生。

如果说制度决定了“土壤”的宽度，那么老师则决定了“土壤”的厚度。制度和老师之外，还有一股看不见却可感知的力量——同学之间的“共振”——构成了这片“土壤”的温度。邓煜认为自己“不适合‘独狼式’探索”，王虹也说过：“相互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对我的影响和帮助都很大。”

如果说北大提供了保护的“土壤”，那么在王虹和邓煜的成长中，还有一个更早的阶段值得关注——中小学时期，给予了他们什么？深圳高级中学教师冯跃峰，是邓煜数学路上的一位关键引路人，他从初二开始对邓煜进行单独培养，提前上高中课程。

王虹有一个习惯：每学期开始前，已经自学完整个学期的课本。她不做老师布置的题，只做自己想做的题。桂林中学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唐年华接纳了这种“不按套路”的学习方式，让王虹用自己的节奏往前走。这种“不被纠正”的自由，允许一个孩子在没有外部标签干扰的情况下，与数学建立属于自己的关系。

一个健康的数学生态，需要科研的突破者，也需要教学的守护者——前者攀登高峰，后者点燃火种，二者缺一不可。如果说冯跃峰是把火种递到邓煜手里的人，那么唐年华所做的，是让王虹手里的火种不被吹灭。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田刚曾评价王虹在北大时期的表现：“不是竞赛生，在班上的表现也不是最亮眼的。”也许正是这种“不被纠正”和“不被看见”，让她没有被过早定义、分类、定向——真正有效的基础教育，并非标准化的加速，而是对个体学习逻辑的尊重与呼应。

邓煜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如何长期保持高质量产出”时说：“我对文章的要求比较高，相应地，论文数量也会少一些。”他的标准是“少而精”，而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往往鼓励“多而快”。

邓煜接受采访时被请求对北大数院的学生说一句寄语：“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别人是否认可你、成绩和结果最终会怎样，这些事情并不完全由自己控制。但只要你所做的是真正喜欢的事情，能够享受思考、探索和研究的过程，那么这种享受本身就是一种回报。”

2025年，邓煜曾以“学长来信”的方式与高中的学弟学妹们交流时说，“经常有人问我，从事数学研究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已”。他鼓励学弟学妹们：只要内心的“喜欢”一直都在，或迟或早，这份热情终会有开花结果的一天。

这样的话，放在近日清华大学“丘班”清退2026级预科班多名学生的背景下，显得更加真诚而笃定。它触及了当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最深的隐痛：“选拔天才”与“应试竞赛”之间，我们究竟选出了什么？两件事指向：求学问和求升学，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颁奖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王虹向提问的学生给出建议：“我从过往学到的是，只要最终有所得，花多长时间并不重要。也许别人快一点、你慢一点，真的没关系。”土壤与伯乐，兴趣与热爱，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允许自己慢一点甚至拐个弯绕个道，看看沿途的风景……这些也许正是我们的教育，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选拔与培养所应正视、思考与做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