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 澄

“新闻救国”先驱邵飘萍（1886—1926）：以笔为枪揭露袁世凯称帝野心，被捕三次仍坚守“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的信念，最终血染天桥殉报。从金华私塾到创办《京报》，他的一生诠释了新闻人的铮铮铁骨。

2026年10月11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秘密党员、中国新闻（报）业先驱、中国新闻学教育的奠基人——我的祖父邵飘萍诞辰140周年纪念日。

位于北京西城区魏染胡同的“京报馆旧址暨邵飘萍故居”，曾是《京报》鼎盛时期的馆舍，也曾是祖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祖父就义后，祖母汤修慧含辛茹苦抚养我的父辈们长大成人，我们家五代人曾在此工作生活了近百年。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愿与大家分享其中的点滴，以表达对祖父的深切缅怀。

从金华出发

1886年10月11日，祖父邵飘萍出生于东阳县南马区56都乡紫溪村（现东阳市南市街道紫溪村），谱名新成，后来所用名字有镜清、锡漮、振青，飘萍乃字。

我的曾祖父叫邵桂林，为清末廪生，在乡村以教私塾为业。祖父尚在襁褓中时，曾祖父一家就离开世代居住的紫溪村，迁至金华落户。祖父从小好学，而且思维敏捷，写得一手好字。9岁时，《史记》《左传》中的一些名篇他都能背诵，13岁应科举试中秀才。

少年时期的祖父受身为同乡的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张恭的启蒙，不仅接受了反清的思想教育，而且被授予很多报业知识。对张恭等创办的金华有史以来的第一张报纸《萃新报》，祖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些对他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以及日后选择终生从事报（新闻）业，可以说不无影响。

1906年秋，祖父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他对报业与新闻事业尤为倾心，广泛阅览各地报刊，尤其推崇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从大学第二学期开始，祖父就开始为《申报》写地方通讯。1908年春，浙江省举办学生运动会，祖父与几名要好的同学开办了一份名曰《一日报》的报纸，报道运动会当日赛况和趣闻，共出版20余期。

1909年夏，祖父由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毕业，从杭州返回金华，在金华中学堂任历史和国文教员。课余时间，他除了在长安书院兼职授课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之外，主要精力都用在为上海各报写通讯上，并成为《申报》的特约通讯员。

在金华中学堂任教的近三年时间，祖父时刻关注时局发展，他立志走“新闻救国”之路。做一名新闻记者、创办自己的报纸，是他追求的目标。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1月4日，新成立的浙江军政府宣布浙江光复。闻讯后的祖父辞去金华中学堂教员之职，只身来到杭州，寻找办报机会。

1911年11月18日，《汉民日报》创刊，祖父受聘为主笔，他由此正式跨入新闻（报）界，开启了其荆棘丛生的职业生涯。

主持《汉民日报》

《汉民日报》创刊后不久即基本由祖父主持，同时他还兼任《申报》《新闻报》特约通讯员。其间，祖父连续在《汉民日报》上发表剖析时局、颇具预见性的时评，揭露袁世凯假借革命之势、实欲称帝之野心。

祖父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忽忽三载，日与浙江贪官污吏处于反对之地位，逮捕三次，下狱九月。最后《汉民日报》遂承袁世凯之电令而封闭。”实际上，祖父主持《汉民日报》，从1911年11月创刊到1913年8月被查封停刊不到两年时间，如扣除他被捕入狱的时间，正常办报的时间也就一年左右。从现在可查阅的资料可见，这一时期，祖父在《汉民日报》《申报》发表论述、时评达200多篇。面对动荡的时局和反动势力的威逼迫害，祖父以“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也”的大无畏精神沉着应对。

1913年8月10日，祖父因反对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支持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发起的护国讨袁斗争，被浙江都督府以“扰乱治安”和涉嫌参与“二次革命”罪逮捕入狱，《汉民日报》馆亦被查封。祖母抱病联系友人多方营救，祖父终获缓刑出狱。在短暂回金华抚慰父母和亲友后，他于同月下旬为寻求真理、欲求深造、躲避袁世凯的缉捕，由杭州乘船经沪急赴日本。

第一次流亡日本

从保存至今的几封家书中可以了解到，祖父当年初到东京，在经济上就遇到了空前拮据的境况：立足未稳就遇到祖母患重病；老家乡下急需用钱；自己工作和日常生活开销都难以维持。困境中的祖父不屈于命运的安排，在艰难中磨炼自己的意志，以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开辟新的道路以求立足。

在东京，祖父入日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政治专业。这一期间，他拜谒了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结识了李大钊、章士钊、潘公弼、吴定九等进步人士。祖父密切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动态，他与同窗潘公弼、马文车共组“东京通信社”，为京津沪汉著名报纸司职东京通讯，同时也解决了部分生活来源。

1915年2月上旬，祖父从外电获悉袁世凯和日本秘密进行“二十一条”交易的真相，随即在沪《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日外交之种种》，对此进行揭露。此时，李大钊正领导留日学生开展反对“二十一条”斗争，祖父与李大钊配合密切、相互呼应、并肩战斗，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外反日倒袁爱国运动的发展。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12月下旬，祖父回国主持上海的《时事新报》，也在《时报》《申报》上发稿，投入护国倒袁的斗争之中。

1916年6月，祖父受《申报》社长史量才之聘，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当年7月底，祖父从沪宁站出发赴京上任，开启了其职业生涯新的里程。正如祖母所言：“……从此他以青年志士的姿态献身于北京报界。”

首创国人自办的通信社

祖父初到北京，很快发现，“北京之报纸，几无重要有系统之新闻，愚以他国人在我国有通信社，率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颇以为耻，乃首创华人自办之通信社”。著名新闻学家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指出：“我国人自办通信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五年七月，邵振青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也。”

新闻编译社初办，一些国内重大题材的新闻都是祖父设法从政府阁员处采访获得。新闻编译社的创办，培养出一批访员（记者），为祖父日后创办《京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祖父在京担任《申报》特派记者两年多，共写了250余篇、约22万字的“北京特别通信”，留下了珍贵的四大册亲手装订的剪报本。当年，“北京特别通信”曾风靡全国，《申报》的发行量急剧上升，名列沪上报业的前茅。

创办《京报》

1918年10月5日，祖父在京独立创办《京报》，并自任社长。在其亲撰的题为《本报因何出世乎》创刊词中，开宗明义写道：“时局纷乱至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而。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大计，治本之策。必须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即本报之为作也。”

《京报》的首刊亮相，给人以耳目一新、独具特色、旗帜鲜明之感。创刊当日，祖父特意亲书“铁肩辣手”条幅悬挂于编辑室内，勉励大家“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共同办好报纸。《京报》的问世，标志着祖父在“新闻救国”之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京报》创刊初期，报馆设在前门外三眼井胡同37号。这是一个北京传统的二进宅院，报馆设在前院，后院为住宅。祖父特意从上海请来了他的挚友潘公弼协助办报，祖母则主要负责报纸发行、财务等方面的事务。

《京报》自创刊以来，祖父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毫不客气地揭露和鞭挞了军阀、政客、买办、无耻议员等一批政要人物的丑恶言行。如《为北京停刊各报请命》《查办吴佩孚》《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之进退》《人人对于国家之责任》等，深得民众欢迎。他也因此成为执政当局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执教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

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后改名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布成立，并聘请祖父担任导师。创会初期，祖父每星期日上午授课一小时，随后增至每周两小时，开课时间也从原来的上午10时提前到9时。这对于每日工作到深夜、习惯于上午休息的祖父不啻为一个不小的挑战。但祖父乐此不疲，竭尽所能支持和参与学会的教学活动。祖父在新闻学研究会执教半年有余，他与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关系，相比于早年在日本共同反对“二十一条”时更加密切，有着共同的理想和信念。1925年春，经李大钊、罗章龙介绍，祖父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祖父在新闻学研究会执教期间，深受会员们的尊敬和爱戴，与他们结下亦师亦友之情。其中来往较为密切的有毛泽东、罗章龙、高君宇等。毛泽东与祖父相识于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他不仅在课堂上与祖父切磋新闻学理，还时常到京报馆与祖父促膝长谈。1936年7月，毛泽东在陕北保安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曾深情回忆道：“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在随后的几年里，祖父相继在平民大学、政法大学等开设新闻学课程。祖父将这些教案整理成书，《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先后由京报馆出版发行。

投身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祖父全力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参加“五三”晚会，在北大发表演说。他大声疾呼：“现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北大是高等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祖父振聋发聩的演讲为第二天的五四大游行吹响了集结的号角。

五四运动开展前后两个多月来，祖父发表署名文章40余篇，所主办的《京报》与全国进步报刊密切配合，形成强大的革命舆论，有力地支持了学生运动。

多年后，祖母曾撰文回忆道：“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须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的宗旨，揭发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的卖国丑行，引起段政府极大仇恨，于是下令查封《京报》，并派军警包围报社，声称要逮捕社长。有人给飘萍通了消息，于是他从屋顶逃出，避于东交民巷六国饭店。段政府以扰乱京师治安为罪名，照会公使团引渡，并行文全国通缉。使团派人到六国饭店，劝飘萍出京。飘萍化装成工人逃出六国饭店，潜至丰台，乘火车赴天津，然后由津乘船赴沪。到沪后，和东京新闻界取得联系，大阪朝日新闻社聘他为特约记者，飘萍乃重游三岛。”

第二次流亡日本

1920年2月，祖父受《朝日新闻》社所聘，出任中国问题顾问。除了服务于朝日新闻社以外，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探索当时国内外社会思潮等深层次问题，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在日期间，祖父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将其研究所得写成《新俄国之研究》和《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两部专著，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详细介绍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体制，这是他早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见证。

此时的祖父和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样，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后，思想境界得以升华，他们共同追求真理，探寻国家出路之所在。

对京报馆进行改革

1920年7月，祖父回到国内。这次赴日避难虽时间不长，但收获颇丰：一是完成两部新著；二是在朝日新闻社供职期间，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报业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

1920年9月17日，《京报》第一次复刊。祖父当天就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新俄国之研究》和《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两书的广告，其中《新俄国之研究》一书由祖母汤修慧题写书名，落款“慧子”；《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书则由蔡元培题写书名。

《京报》复刊后，祖父陆续对报社进行全面改革。除每日随送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外，还有12种周刊每日交替附送，有鲁迅先生主编的《莽原》、徐凌霄主编《戏剧周刊》、石评梅主编的《妇女周刊》等。每遇重大新闻事件，《京报》常以特刊或增刊的方式随报赠送。发行方式也更灵活，《京报》曾发表启事：“本报欲读者诸君先睹为快，特雇用脚踏车夫多人，分途速送，准于9点以前送到。”这一办法自1921年7月施行以来，大受读者欢迎，以致送报人陆续增至数十人。

改革促进了《京报》的发展，日发行量很快攀升至万份以上，还在外埠设置了分支机构。从1921年至1925年，报馆连续两次迁址，直至迁到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35号。

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从《京报》复刊到祖父牺牲前的6年间，《京报》主动与革命力量配合，为革命作宣传。祖父回国后不久，就加入了由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等人秘密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祖父积极支持和配合党的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创刊后，每一期的详细目录都在《京报》上以广告形式刊登，并配以热情洋溢的推介文字，且这些广告都是免费的。

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历次工人运动中，《京报》都进行大量报道并表明鲜明的立场。1923年2月7日，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发生，《京报》以醒目的大字标题刊出《昨日长辛店枪击工人大惨剧》一文，报道了惨案发生的经过和工人浴血奋战的情况，矛头直指惨案的罪魁祸首吴佩孚。罗章龙、高君宇等人编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正是在祖父的全力协助下得以秘密出版。

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成立。《京报》以《苏维埃国大联合正式成立》为题加以报道，后又陆续刊登多篇文章对苏联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加以详细报道。

以身殉报

1924年冬到1926年初，随着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爆发，军阀混战愈演愈烈。这是祖父职业生涯中最为繁忙和最为凶险的一段时期，他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应对错综复杂且多变的时局。这一时期，列宁和孙中山相继逝世，《京报》均给予大篇幅报道。

据父亲回忆，那段时期，在家里有时数日都很难见到祖父一面。1925年10月26日，《京报》乔迁新馆，那天又恰逢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也是祖父进入40周岁之年。在大家的一再坚持和盛情提议下，祖父终于同意举办生日会。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在公开场合举办的庆生活动。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的反帝爱国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祖父再次被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国民军撤出北京前，冯玉祥部鹿钟麟将军曾多次劝说祖父暂时放弃《京报》，随军撤离北京城，但祖父都予以谢绝。后在亲友们的极力苦劝下，祖父才勉强同意外出暂避，将《京报》托付给祖母维持。

18日，直奉鲁联军进入北京，派出军警大肆搜捕进步人士。24日傍晚，祖父回报馆处理报务，事毕在返回东交民巷时被捕。当晚，军警包围报馆，任何人都不得出入。祖母直到25日凌晨4时才知道祖父被捕的消息。当时，父亲和叔叔都躲避于地处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内。

4月26日凌晨，未经公开审理，祖父邵飘萍即被反动军阀张作霖以“勾结赤俄、宣传赤化”罪，秘密枪杀于北京天桥，时年不足40周岁。

祖父牺牲后，各地报刊相继刊出其被捕和死难的消息，全国不少团体迅即发出急切的呼吁和愤然的抗议。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政治生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发表悼念文章，赞邵飘萍是“北方舆论界平常反对帝国主义及奉系军阀最激烈者”，号召“全国舆论界，应该为邵飘萍之死而力争言论的自由和人权的保障”。

1928年，北伐战争胜利，北洋政府倒台。同年6月12日，在祖父罹难两年后，祖母汤修慧继承夫志重复《京报》，并继任社长。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因不甘沦为敌伪政权的喉舌，7月28日，《京报》被迫停刊，走完了19年的不凡历程。邵飘萍、汤修慧这对报界伉俪以及他们所创办的《京报》，在中国新闻（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