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月丹

人杰地灵的金华，自古不缺英才。

曹聚仁、陈望道、邵飘萍……都是历史长河中闪闪发光的名字。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名人的背后，都有一位女杰。

她们或出生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同样有深沉的爱国情怀，同样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时代的推动者。

她们是名人的妻子，更是响当当的自己，是自立自强，靠奋斗掌握自己的命运、撑起半边天的新女性。

王春翠 竹叶情深的“王大先生”

“王大先生”姓王，名春翠，字醉莺，笔名谢燕子，1903年出生于浦江县通化乡塔山脚村（现为兰溪市梅江镇聚仁村）。她是战地记者、著名作家曹聚仁的原配妻子，也是作家、教师，是近百年前就为乡村教育倾尽心血的女校长。

冬春交界的梅溪，水流平缓。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通洲桥静静横跨其上，无声记录着百年前的过往。1914年，12岁的王春翠沿着它，从桥西的塔山脚村走到桥东的蒋畈村（现兰溪市梅江镇聚仁村），进入由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创办的兰溪第一所新式学校育才学园读书。

育才学园很开明，男女生兼收。得益于此，农家女王春翠才得以进入学堂，习得知识，成为曹聚仁的学妹，并相知相恋，结为夫妻。

婚后的王春翠，在曹家的支持下继续念书，随后考上了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当时县里第一个女师范生。与此同时，曹聚仁前往上海爱国女中教书，并通过撰稿、办刊物等，与章太炎、鲁迅交往甚密，成为上海文化界的活跃人物。

重庆市政府前参事、曹聚仁研究学者李勇在王春翠晚年时和她有过密切接触和书信往来。在他看来，王春翠是位贤淑且有才华的女性，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下，她在上海与曹聚仁一起组建社团，共同兴办刊物，写稿、出书，结识鲁迅等同时代上海文化名人，并努力发展自己的事业：在上海暨南大学师范附小任教，开始写作。1936年，王春翠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竹叶集》。文字犀利、见解独到，有对妇女、对婚姻、对时代的关注，也有对时事、社会问题的探讨和评价。该书得到鲁迅肯定，并对书名给出建议。

不幸的是，变故接二连三。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后，王春翠和曹聚仁的家被摧毁，女儿不幸夭折，婚姻陷入危机。此时育才学园创始人、她的公公曹梦岐已去世，她孤身一人离开上海，回到蒋畈村，毅然接手了育才学园。

那时的王春翠，像个勇敢的战士，提出减免学杂费，动员农家子女就学，她自己则多年不拿一分薪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王春翠一边教学一边组建剧团四处演出，并创办《育才学刊》宣传抗战。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即便校舍一次又一次地被炸毁，王春翠也依然锲而不舍地继续办学，让读书声穿越贫困和战火，在山区乡村回响，殚精竭虑以金华学派传统经世致用之学与现代乡村生活教育相结合，即知即行学做真人，被乡邻尊称为“王大先生”。

兰溪市政协副主席陈兴兵的爷爷陈先知是王春翠的学生，后来又成了育才学园的老师。陈兴兵的奶奶是王春翠的外甥女，两人是王春翠介绍认识的。年代久远，有关王春翠的故事，他在小时候听父辈依稀提起，并在近些年随着研究的深入，逐渐看到她坚硬的表面后，具有竹叶情深与家乡情感的另一面。上世纪80年代，王春翠还担任过县政协委员，撰写了多篇鲁迅回忆录等文史资料。在乡邻们的记忆里，在蒋畈村独居期间，她时常坐在门前，但凡有孩子路过，总会问到他们的学业。闲暇时，她还主动教左邻右舍的孩子认字读书，并告诉他们，没有文化哪里都去不了。

“王春翠是位传统的女性，但同时也是坚韧的、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女性。”浙江师范大学教授俞敏华这几年一直在研究王春翠，跟李勇和浦江、兰溪两地文史部门有着深入接触。她说此前有关曹聚仁的研究中对王春翠描述不多，一直误以为她只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完全不是，她是那个年代女知识分子中一个独特的存在”。

上世纪30年代是沪上辛辣女作家，40年代是呕心沥血的乡村教育工作者，践行着“知行合一”的教育思想，50年代则躬耕田园，回归平淡……在俞敏华看来，在那个时代，王春翠是位前卫的女性，拒绝传统从父、从夫思想，有着强烈现代意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文化觉醒时第一批被启蒙的女性，是一个应该被看见的特例。

“竹叶，虽平淡无奇，默默少闻，但它具有不畏严霜之品格，深备抵抗酷暑之勇气。它叶多随时凋零，而竹叶始终依然固发，任凭狂风暴雨，翠色不减分毫……我愿做一片竹叶，愿意扎根在民众的土壤之中……”这是王春翠《竹叶集》中《竹叶颂》的一段，正如她让人仰视的一生。

蔡慕晖 独立勇敢的爱国才女

东白山下白溪江畔，700多岁的蔡宅村古朴静谧。行走其中，古宅随处可见，犹如一本本厚重的史书，隽永醇厚。其中的乐顺堂，坐西朝东，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典型的江南古居。

1930年9月，就是在这里，30岁的蔡慕晖和陈望道（中国著名教育家、《共产党宣言》中文版首译者）举行了简单、文明而又浪漫的婚礼。他们既不放鞭炮也不设宴席。在风琴的伴奏下，几名学生唱着“春天的快乐”，不到一小时就结束了婚礼。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这一举动惊世骇俗，可他们却全然不顾。正如后人对蔡慕晖的评价：独立、勇敢。

蔡慕晖，号葵，名希真，复旦大学教授，1901年出生于东阳市虎鹿镇蔡宅村，著名翻译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在蔡宅，至今流传着蔡慕晖的求学故事。

蔡国龙是蔡宅村的宣传委员，从2014年起至今搜集了众多有关蔡慕晖的事迹，一遍一遍讲给村里的孩子和前来研学的学生听：蔡慕晖生于医生之家，是家中长女，乡邻们大多叫其小名“爱娟”。在当地小学读到五年级后，因父亲蔡人淦（又名蔡济川）到杭州开设诊所，她便随父母到杭州定居。毕业后进入基督教会办的工厂做袜工，因表现突出被厂主推荐赴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深造。但此时，因时局关系，蔡慕晖父亲已关停诊所回到了蔡宅，母亲病逝。虽家道中落，但蔡慕晖辞工读书的决心很坚定，表示“可以不要嫁妆，但求能继续读书”。她的决心感动了继母。继母变卖了结婚时陪嫁的金银首饰，供蔡慕晖踏上继续求学之路。

由此，蔡慕晖走向更大的世界：就读大同大学英语专修科、就读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1935年8月被公派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和教育学硕士学位，成为上世纪30年代从东阳走出的第一位女硕士。

蔡慕晖才能出众。除了从事女青年会《微音月刊》《女青年月刊》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外，同时还是复旦大学等校的英语教师，从事英语翻译和教学工作。一生著译有《新道德标准之建立》《独幕剧abc》《世界文化史》《强者的力》和《艺术的起源》等，还在报刊杂志上发文百余篇，内容涉及语文教学改革和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在从事英语口语教学的同时，她还积极学习俄语，曾热心地试译俄语电影《青年近卫军》，把它介绍给国内青年。

才女蔡慕晖，也是满腔热血的爱国女性。

抗日战争年代，她致电日内瓦国联大会，要求国联制裁日本不宣而战的暴行。“九一八”事变后，她即与陈文灿、吴耀忠等10人联合发表了《大规模对日不合作》宣言。

1964年，蔡慕晖去世。她60多年的人生中，很多时间都在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而奔走。为了宣传妇女解放，蔡慕晖自进入女青年会工作以来，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妇女问题的论述，涉及妇女职业与婚姻、女工保护、新从夫主义等问题。此外，蔡慕晖还身体力行到基层妇女组织中去演讲，并参加福建、香港、广东台山等地女青年会乡村服务区的成立典礼。新中国成立后，蔡慕晖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执委、民盟上海市委委员。她竭力主张妇女走向社会，自尊自立，为社会作贡献；呼吁男女同工同酬，婚姻自主自由。

“姨父（陈望道）在家称呼姨娘（蔡慕晖）为‘慕’，在公开场合则称‘蔡先生’。”这是蔡国龙从蔡慕晖的侄女——他的邻居赵菊香老人口中听说的小细节，“足以说明陈望道对妻子蔡慕晖的爱意和欣赏”。

汤修慧 新闻女侠“汤二爷”

金华市区江北，婺州古城内，酒坊巷49号，门前的铭牌清晰写着“邵飘萍故居”。

门前人来人往，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其实是邵飘萍夫人汤修慧的父亲当年开设照相馆的场所。正如金华人熟知邵飘萍是我国著名新闻先驱，却甚少有人知道，他的妻子汤修慧，也是我国早期著名女报人，更被尊称为“新闻女侠”。

汤修慧出生于1890年，祖籍江苏吴县，由于母亲早逝，自幼随父在金华酒坊巷开照相馆。

邵飘萍在金华中学堂教书的时候，《申报》聘其为特约通讯员，司杭州、金华之地方通讯，经常跑照相馆，一来二去，两人便熟悉了。1912年，两人在金华结为伉俪。之后，邵飘萍因发表时评揭露袁世凯称帝野心而被捕入狱。汤修慧多方周旋营救邵飘萍出狱，并送其东渡日本。袁世凯死后，邵飘萍回国，夫妇二人一同北上。

到北京后，邵飘萍创办新闻编译社，汤修慧负责内勤编辑发稿事宜。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邵飘萍任社长，汤修慧任社长助理兼记者，负责出版发行和经营管理等业务。

“她善于交际、胆气豪壮、为丈夫出谋划策，处理事务往来果断，堪称女中丈夫。”邵飘萍的曾侄孙邵诚民称汤修慧为太祖母，曾在多篇回忆文章中提到汤修慧。在他眼中，那个战乱年代，邵飘萍和汤修慧亦夫妻亦战友。

《京报》主张民主政治，言论激烈，时事性强，很快成为京圈最大的畅销报。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邀请，邵飘萍、汤修慧夫妇到北京大学创办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邵飘萍负责为学员讲授新闻知识和办报经验；汤修慧则负责为学员讲授新闻学基础知识和采集方法。邵飘萍为了培养学员的办报经验，在《京报》又创办了《新闻周刊》，专供他们练笔之用，汤修慧则带领学员们外出采访，使他们很快掌握新闻要领。

汤修慧还经常和邵飘萍一起到当时北京的八大胡同挖新闻。她打扮得珠光宝气，出手大方，活动能量很大，人称“汤二爷”。据说，当年《京报》头版登出的曹锟贿选丑闻，就是曹锟的亲信酒后失言传到汤修慧那里的。

除了协助丈夫约稿，参与编辑，汤修慧还经常为《妇女时报》《国民周刊》等报刊撰写评论文章，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抨击丑恶现象，文笔朴实生动，被近代著名报人成舍我誉为“女性中出类拔萃者”。

邵飘萍牺牲后，《京报》被迫停刊。汤修慧经过多方斡旋，使《京报》复刊，并以社长兼总经理名义主持工作。《京报》在汤修慧手上非但没有没落，而且办得还很出色，有人曾评价她所办的《京报》：“极具眼光与伟识，平津各报，除了《大公报》外，当居第一把交椅。”

汤修慧凭一己之力将《京报》艰难维持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汤修慧以民族大义为重，停刊并抛弃全部资财，逃出北平辗转于后方各省宣传抗日。日本投降后，汤修慧辗转回到北平继续办起《京报》，后因印刷设备、纸张及编辑人手不足，开支日增、广告日少等原因，宣布停刊。

1986年3月2日，汤修慧在北京逝世，结束了其跌宕起伏的一生。生前，邵诚民曾多次到其在北京的家——《京报》旧址魏染胡同32号探望。1996年10月13日，汤修慧逝世10周年之际，邵诚民在《金华日报》上发表纪念文章《岁月无情人有情——追忆四曾祖母汤修慧》，回忆1982年秋与其大弟邵诚通相伴到北京探望汤修慧时的场景：“老人早已收到我写的信，听到我和弟弟‘老太祖母、太祖母’的呼唤，一路笑着，开心地颤巍巍迎出门口，用一口道地的金华话说道：‘我心里记挂着，你们今朝肯定到的！’”

一位90多岁的老人，离开金华多年，金华话还说得十分稔熟，可见她对金华故乡的一片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