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许健楠 文/摄

1942年5月24日，一批司法人员在金华雅畈镇罗芳桥村遭日军残忍屠杀，被称为“罗芳桥惨案”。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罗芳桥，不仅是一个普通的金华小山村，更是日军暴行的发生地，是一段被血与泪写就的历史。“罗芳桥惨案”，是日军侵华暴行永远无法抹去的血色印记。

时光流逝，“罗芳桥惨案”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但有识之士对正义的追求从未停止。关于这次惨案的历史记载十分有限，更多的是村里老人回忆惨案发生时的历史片段。

发生在83年前的“罗芳桥惨案”，背后有许许多多未解之谜有待破解。司法人员从上海撤离后，为什么选择来到罗芳桥村？遇难的司法人员究竟有多少人？驻留在罗芳桥村的司法人员是如何被日军发现的？制造惨案的是哪一支日本部队？历时多年，浙江省历史学会抗日战争史研究分会副会长蒋经飞多方奔走，调查研究，查阅了大量史料，详细还原了“罗芳桥惨案”的来龙去脉，逐步揭开了这一惨案的神秘面纱。

回望 村民们口口相传的那一段血色记忆

83年前，当地有人目睹了“罗芳桥惨案”发生的过程，口口相传，流传至今。

多年前，记者曾采访过胡开仁老人，当时他是婺城区雅畈镇罗芳桥村最年长的九旬老人，住在村里小溪边的一间老屋里。日本兵来村子里的时候，他才20岁出头。

当年，胡开仁走在村里的一条老路上：“鬼子就是从这条路进的村，你看，路两旁一些以前的老房子都还在。”小路穿村而过，两侧残存许多栋清朝留下来的木结构老屋。

胡开仁说，1942年5月24日下午4点左右，多名日军便衣特务闯进了村子，一进来就朝天放枪，金华地方法院院长陆宝铎想转移已经晚了。

彼时，浙赣战役打响后，江浙一带的大城市已相继沦陷，许多国民党政府机关迁到了偏僻农村。金华是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所在地，奉命转移的金华地方法院院长陆宝铎，带着高二法院推事陶亚东、学习推检颜佩箴、书记官李聪谋，还有上海特区法院庭长吴廷琪、主任书记官吕世扬等人，携带行李、档案以及上海书局的部分图书，转移到了罗芳桥村。虽是一个小山村，但罗芳桥交通便利，可以通往武义、金华、衢州等地。这些司法人员就在村里的如水禅寺和胡氏宗祠里办起了公务。

不幸的是，日军很快发现了这批在罗芳桥村的国民党机关人员。

“我记得是5月里，天已经热了，鬼子从武义过来，进村时，我们村民都躲到了附近的山上。鬼子闯进乡亲们的家里，把桌子和凳子都烧了。”庙里发生的一切是小和尚张小华的母亲告诉胡开仁的，她躲在佛像后头，逃过一劫，目睹寺内的惨剧，包括19岁儿子的遇难。

躲进如水禅寺的司法人员一个个被五花大绑，关在一个小房间里。有的人被刺刀活活捅死，有的是被马刀砍了头，身首异处，寺内一片惨叫声。同时遇难的还有大和尚张双福和小和尚张小华。司法人员中，有一人凿穿后墙逃脱，被日本兵打了一枪，身负重伤。“如水禅寺”顷刻间成为了“如血禅寺”。

胡开仁说，日本人在村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撤出了罗芳桥村，留下一片狼藉和一堆尸首。

日军离开后，胡开仁和村民们战战兢兢回到家。当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叫徐雪枝，50来岁，当过村里的保长。他说，这些人为抗战牺牲，是值得尊敬的，应该给他们收尸。”徐雪枝跑去各村各乡募捐，凑够了丧葬费，在村口挖了个坟，总算让人入土为安了。

“除了陆院长和陶亚东独葬，其他人都集体下葬。”村里的邓樟福老人曾指着村口告诉记者，那里原先是村里的墓地。

更可恶的是，日本人离开罗芳桥村时，在庙里丢下几个瓶子。没过多久，邓樟福和其他二三十个村民，都相继患上了“烂脚病”，怎么治都治不好。

遇难法官沈奉悌的长子沈祖周曾写下一段关于“罗芳桥惨案”的文字：

“1942年初夏，日寇犯金华，金华地区法院迁至南郊罗芳桥，沈奉悌以执达员（注：执达员是为法庭服务，负责执行及传达法官裁决的官吏、职员）之职随同前往。五月初八傍晚，敌人突然自武义履坦迂回进入罗芳桥。法院毫无提防，人员被俘。敌人命降，陆院长威武不屈，痛斥敌人，口舌被割下，就怒目以对，诅咒不停，敌人终以刺刀将陆院长及法院其他十二人全部刺死（具体人数有多种说法），奉悌即其中之一……”

中国司法人员英勇不屈的精神，以及血腥残忍的屠杀场面，让人泪目。

遗存 历史的见证，永远铭刻抗战血泪史

6月4日，记者来到罗芳桥村实地探访。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如水禅寺已经被拆除，时隔83年，记者在村里依然能够找到那场惨案曾经留下的痕迹。

胡氏宗祠是司法人员曾经的办公场地，这个宗祠至今保存完好。宗祠一角，放着一块纪念碑。

“这块纪念碑发现于2016年，是村民邓旭辉在整理自家荒地时意外发现的，上面记载了当年‘罗芳桥惨案’的概况，以及部分遇难司法人员名字，这块纪念碑意义非凡，印证了日军的暴行。”罗芳桥村村委会副主任楼伟俊说。

纪念碑高90.5厘米、宽40.5厘米、厚10厘米，碑文清晰完整。碑文上方为“纪念碑”三个大字，碑文共91字。全文大意是：1942年5月24日，倭寇(日军）流窜至罗芳桥。司法人员陆宝铎、吴廷琪、陶亚东、何景岑、颜佩箴、李聪谋、吕世涣、吴季同、郭有倬、许家堃、沈奉悌11人同日殉难于此。1947年7月19日公葬北山祝丰亭之畔。

当地村民说，当年，这块纪念碑就立在司法人员在村里下葬的墓地前。

1942年8月13日，国民政府发布政府公报对“罗芳桥惨案”中殉难的司法人员进行褒扬，称他们“被执不屈，同罹于难殉职，忠殊堪嘉尚。应予明令褒扬，用昭激劝”。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殉难司法人员的墓地移到祝丰亭，建立了“浙江金华战时殉难司法人员公墓”，设立了拜台。由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院长居正撰写碑文，举行隆重公祭。

令人欣慰的是，祝丰亭的那一块纪念碑也保存至今，存放于金华市博物馆的库房中。这块碑正面阴刻直列四字大行书体“殉职完忠”，左右两侧分别书“国民政府褒扬、扬树猷沭手敬书”，字迹刚劲有力。石碑背后的碑文记载了抗战时期上海、浙江等地司法人员在金华遭到日军屠杀，全体工作人员遇难的史实。

两块纪念碑，永远铭刻了一段抗战血泪史。

在罗芳桥村，还流传着一个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一位台湾老人来到村里。她的老伴，是曾经在“罗芳桥惨案”中幸免于难的那名司法人员，当时他被日军打了一枪负了伤后撤到山里。日军离开后，这名受伤的司法人员再次返回村里，在一户村民家住了半年左右，养好了伤才离开。这名台湾老人想找到这户人家表达谢意，最终未能如愿。

在胡氏宗祠一间偏房的墙壁上，“罗芳桥惨案”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示出来。

时过境迁，罗芳桥村变化很大，曾经的如水禅寺原址上，一栋栋楼房拔地而起，寺庙的一口古井仍在，曾经的墓地已是一片绿地。

这个小山村坐落于山坳之中，周围群山环抱，过去，只有一条古道以及武义江的水路连通外界。村边1.5公里处，就是武义江。当年，这批司法人员就是坐着船顺江而下，来到罗芳桥村。

揭秘 “罗芳桥惨案”是如何发生的

“日军针对司法人员的屠杀惨案，世所罕见，但这一历史事件的信息不完整，值得深入研究。”蒋经飞认为，作为后人，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这一惨案有多么惨，还要搞清楚这一惨案发生的前因后果，比如这些司法人员为什么来到金华的罗芳桥村？司法人员的行踪是如何暴露的？屠杀事件到底是哪支日本部队干的？

蒋经飞发现，这批司法人员撤退到金华，是接到了上级的通知。1941年，上海租界各法院被日伪接收之后，当时的司法行政部“明定撤退办法”，限定上海租界撤退司法人员“于1942年6月底前撤退至浙江金华或其他自由区”。

据此，上海租界各法院撤退的司法人员分批转移到金华，也有一部分留在上海。而金华是上述司法人员撤退的首选之地，原因有三个：一是金华当时尚未沦陷。二是这个未沦陷的城市距离上海最近，交通也比较便利。到达诸暨就是国统区，路程只有数百公里，从诸暨出发可乘火车沿浙赣铁路到达金华。三是金华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屯有重兵，似乎较为安全，这也是继续后撤重庆的捷径。

当时的著名法官倪征燠也一同撤至金华，他回忆了撤离的经过：他们一行五人，先从上海乘火车到杭州，再乘小火轮到余杭，然后步行到金华。“我们找到了浙江省金华分院和金华地院，地院院长陆宝铎热情接待，他说重庆司法行政部已来通知，对从上海特区撤退司法人员善为处置。”但是，倪征燠等一部分司法人员在日寇南下进犯之前，继续西行重庆。后来，他还参加了著名的东京审判。

1942年4月中旬，金兰警备司令部通知驻金华各级法院“应迁移至乡间办公”。陆宝铎接到疏散通知后，选择离城15公里外的罗芳桥胡氏宗祠和如水禅寺为临时办公处所。5月18日，这批司法人员从金华城内撤至罗芳桥，按既定计划分住胡氏宗祠和如水禅寺。5月19日，各法院“将重要公物雇筏送往罗芳桥临时办公处所”。

司法人员的行踪为何会暴露？根据蒋经飞的研究，这很可能与一个电话有关。5月下旬，义乌、浦江、永康相继沦陷，形势愈发紧急。武义是否沦陷？陆宝铎曾向武义打电话探问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武义没被日寇占领，据称这是日军指使敌伪汉奸或威逼相关人员所接。陆宝铎放松了警惕，司法人员的行踪暴露了。

5月24日下午，日军七八名腰系手枪的便衣队进入罗芳桥村，并鸣枪示威，村民惊恐万分。原住胡氏宗祠的法院人员逃往如水禅寺，胡氏宗祠在村中，而如水禅寺则在山侧，在仓促之下，出于本能，一般认为山侧才是安全的。日军大部则从村东的武义方向进村，并包围了如水禅寺，“用石头砸、木头撞、木棍撬”，以武力砸开寺门，惨案由此发生。

关于“罗芳桥惨案”的遇难人数，有多个版本。根据纪念碑上的信息，当时政府认定共有11名司法人员遇难。根据战后金华县警察局的调查，遇难人数为20人。当地村民的说法也各有不同，遇难人数大致为18—25人，其中包括挑夫、难民等。

究竟是哪支日本部队犯下这一罪行？根据行军路线和日军战史，最有可能的是两支部队：22师团86联队以及河野混成旅团，两支部队都曾途经罗芳桥一带。

战争罪行的先要进行罪行调查，然后才是审判。“罗芳桥惨案”凶手是谁？

当时的国民政府确实希望将“罗芳桥惨案”凶手绳之以法。1946年3月16日，浙江高等法院发函给浙江保安司令部，请其查明日军战犯姓名，希望金华方面能提供战犯方面的线索，但是，金华县警察局只回复了惨案发生的具体情况，而无法查明当时制造惨案的日军部队的番号，战犯确定不了，后续审判和惩处就无从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