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朱长春是一名曾上过战场的老兵，最近几年，他总揣着一支录音笔，在永康走街串巷、步履匆匆，走访当地的老兵及家属，采集他们的红色故事，用镜头和笔尖抢救性记录下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老兵们的铁血记忆。

在遗忘前按下“保存键”

朱长春曾在机关和国企任职，退休后本可安享晚年，却又把精力投入到收集老兵故事上。事情的起因还要从2020年说起。那年，朱长春受当地相关部门邀请，成为一名红色故事宣讲员。

“我上过战场，也曾经在部队里做过很多场英模报告，可宣讲时不能只说自己的故事吧，于是我就挖掘整理了其他永康老兵的故事，这才发现，比起他们，我的战斗故事简直微不足道。”朱长春说。

“我整理的第一个老兵故事来自抗美援朝功臣赵章南。身为战斗小组组长，他与战友们一起在-20℃的夜晚负重行军近百里，其间不但帮战友扛背包，还一路唱歌、喊口号，极大鼓舞了全连战友的士气，最终全连准时到达预设阵地准备作战。”朱长春回忆。当他将真实的战斗场景、浴血战斗的老兵形象从尘封的记忆里寻回，用最朴实的话语重现那段战争岁月时，台下的观众纷纷为之动容，这让朱长春深感震撼，也让他意识到每一位健在的参战老兵都是一部活历史，把他们的战斗经历记录下来，是件十分紧迫的事。于是这位老兵下定决心投身于新的“战场”——挖掘整理身边的老兵故事。

比起寻人的难度，有时“跑不过时间”更让朱长春无奈。2023年，朱长春通过各种渠道找到了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94岁老兵楼成产。“见到时老人已经久病卧床无法说话，我紧紧握着他的手，他只能模糊地回应，离别时他还坚持向我敬了个军礼，我眼睛一下子就湿了。”朱长春回忆，“几天后老人就去世了，那个离别时的军礼成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军礼。”

还有一次，朱长春接到知情者电话，说其楼下有位抗美援朝老兵值得采访。可等他半小时后赶到，得到的只有“老人凌晨刚去世”的消息。这些经历让朱长春感到遗憾，也更明白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性。“我就给采集挖掘工作定下一条铁律——90岁以上老兵优先采集，这些老人等不起了。”朱长春说。

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如今，朱长春的工作室里挂满老兵照片，书架上也堆满了史料卷宗，犹如一个小型的“红色档案库”。参加宣讲活动时，他也总是全程脱稿，因为他对每位个老兵的英雄故事都如数家珍。

朱长春的笔记本里，记满了老兵惊险的战斗经历、过命的战友情谊、珍贵的岁月记忆。比如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胡连三老人，在战斗中多次负伤，至今后背上密密麻麻都是疤痕。比如陈进福老人，19岁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敌人地毯式轰炸中，和其他工兵战友昼伏夜干，见桥修桥、见路填路、见屋修房，挖堑壕、筑工事，并在战斗间隙帮助朝鲜人民建设恢复生产，一奋战就是七年，直到1958年随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离开时他不仅获得勋章，回国时还被朝鲜人民军用肩膀抬过鸭绿江大桥。可老人却觉得这不是个人荣耀，而是战争年代用鲜血凝成的友谊。

记录还原那段隐藏于岁月长河中的历史十分不易，更棘手的是历史细节的考证。在采集故事过程中，老兵们的口述往往比较模糊，还有些甚至不足以形成文字。遇上这种情况，朱长春当过兵的经历就派上了用场。“与普通人相比，我确实更容易理解老前辈们说的那些战事，有疑问的地方也有途径查阅资料、核实情况。”朱长春说，“我记录这些故事，既要尊重老兵的情感，更要对历史负责。”

让红色记忆“活起来”

“排长把生的希望让给了我，我决不能把牺牲战友丢在敌人阵地上”的胡仁高老人；回忆胜利前敌人负隅顽抗，不断空投燃烧弹、暗藏炸弹的日用品、有毒或有细菌的传单等情形的孙关银老人……2020年以来，朱长春抓紧时间走村串户，抢救性挖掘各类红色故事，采访老兵及其家属200多人次，其中90岁以上老兵80多人。

聆听和记录下这么多红色故事，朱长春不满足于它们只是“被记录”。“故事要‘活起来’才能传承下去，所以我选择用更多让年轻人听得懂、听得进、喜欢听的方式，让他们铭记战争年代的‘血与火’，厚植爱国主义的‘根与魂’。”朱长春说，这些年他一直担任义务宣讲员，在各种场合重现老兵们那段可歌可泣、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让宣讲更生动有趣，朱长春自学制作PPT课件。为让故事“年轻化”，他又自学短视频剪辑，把老兵们的讲述制成短片配上字幕。除了线下宣讲，朱长春还把自己记录的红色故事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

做了多年“老兵联络人”，朱长春和大家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虽然已是70岁的老人，但他是老兵们口中的“小朱”。朱长春打算寻找到100个老兵后，就把他们的故事整理成书。

“虽然脱下了军装，但我心里总牵挂着这些老前辈，不想让他们的故事随岁月流逝而消失。”朱长春说，“他们拿命写的故事，我得赶在时间前面按下‘保存键’。” 本报记者 翁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