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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老照片、一枚旧勋章、一封泛黄书信，都是时光的印记，藏着岁月故事与时代荣光。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物件，不仅承载着离退休干部的奋斗记忆，更见证着金华的发展变迁，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与历史见证。

为挖掘红色记忆，凝聚奋进力量，4月15日起，本报联合中共金华市委老干部局、金华市档案馆，策划推出“老物件会说话”系列报道。报道团队兵分多路深入金华各地，寻访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征集、记录老物件背后的感人故事，让尘封的老物件重焕光彩，让历史被看见、被铭记，让宝贵的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他叫张文宪，生于1919年冬天，一个动荡的年代。

那一年，巴黎和会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但这些宏大的历史事件，未必传得进小小的北坞丘村。

那时，村里人只关心两件事：吃饭，活着。直到青年，张文宪仍在家乡的草坡上，手攥牛绳，放着牛。

张文宪父辈共三兄弟，住一个院子。他父亲是老大，老二闯关东，没了音信，他从小就跟堂哥——老三的大儿子走得近。堂哥是游击队的一名小队长，村里出了名的英雄。1938年4月，临沂城沦陷后，满腔抗日热血的他，跟随堂哥一起外出参加抗日活动。

北坞丘村，现属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苍山街道。张文宪的戎马生涯，从这里出发。他后半生的落脚地，则在金华。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张文宪和其夫人已在金华离世，74岁的女儿张鲁敏在金华市区安养晚年。

家族中，张文宪的华东军区人民解放军二等功勋章、淮海战役纪念章、渡江胜利纪念章等老物件还保存着。张鲁敏不时会拿出端详一番，细细摩挲旧物上的岁月刻痕：“他是一位值得敬佩的军人，他是一名忘我的共产党员。”

战地记者拍下他的人生首照

“有人说，那枚二等功勋章‘含金量’很高，但父母亲从没提过它。”5月13日下午，在市区江北的一间屋子里，张鲁敏坐在靠窗的木沙发上。“父亲话不多，不过有件事我记得很深。”

茶几上，一张灰褐色的半身照，上面是一个戴着军帽、脸部棱角分明的军人。“这是我父亲在鲁中军区任卫生员时拍的，具体什么时间父亲没说，但我知道这是他一生中最早的一张照片，是战地记者拍的。”

1939年7月，张文宪加入八路军129师津浦支队卫生队，长期跟随部队在鲁中大地抗击日本侵略者。

一次胜仗后，他们俘虏了20余名敌人，有日军，有伪军。副连长和几个战士用粗麻绳将俘虏的手反绑，连成一串，打算押送上级审问。

临走，副连长高喊：“把张卫生员带上！”没人受伤，有必要带卫生员吗？张文宪虽然不解，但跟着队伍上路了。

押送途中，经过小丘陵，两侧植被茂盛。俘虏见地形有利逃跑，开始骚动不安。

副连长觉察出苗头，喊道：“张卫生员。”正巧天空飞过两只野斑鸠，副连长把自己的配枪递给张文宪，并指了指天上的飞鸟。张文宪会意后，朝着天空连发两枪。枪声停息，俘虏咋舌，面露难色。副连长哈哈大笑：“今晚又可以加餐了。”张文宪明白了，副连长带上自己，是看中了他的枪法，必要时可以震慑敌人。

归队后，张文宪没把这事记在心上——直到首长陪同战地记者来给他拍照。“从那批俘虏口中审出的情报，让部队及时避免了损失，所以特地为我父亲记了功，鲁中军区通报表扬。”张鲁敏说。

沙发上，阳光一点点移动位置。张鲁敏的老花镜戴了又摘，摘了又戴。

能活下来，就要多干一点

张文宪参军，当上卫生员，属于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但并不妨碍他后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医务人员。

“父亲曾多次被派到军区卫生部、兵团卫生部学习、进修。”张鲁敏说，是部队培养了他，让他从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名中共党员、八路军部队军医。解放战争中，他跟随部队一路参加孟良崮、莱芜、济南、淮海、渡江等著名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张文宪转业到地方，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有一次，舟山台风过后，疫情暴发，父亲带着防疫大队直赴现场。没吃好，没睡好，他犯了急性阑尾炎，痛到当场昏迷。”张鲁敏说，当地渔民用担架把父亲抬到船上，在当地部队医院做了手术。

1963年，张文宪调任金华专署防疫站工作，全家人搬到金华生活。

“母亲提起父亲，总说‘上了班就忘了家’。有时候我们也问‘你干吗这样’，父亲说‘我已经很幸运了，能活下来，那还不多干一点’。”张鲁敏满是感慨。

“为好人送最后一程”

1997年7月28日早晨，张文宪在睡梦中安然离世。

张鲁敏回忆，父亲去世后，邻里自发赶来帮忙料理后事，“可惜，好人啊”“为好人送最后一程”，父亲的追悼会上，来了近300人。

为什么父亲会这样受同事和邻里的爱戴？

张鲁敏在生活的细节中找到了答案：父亲每到一处，总想着别人。

1951年，经组织介绍，张文宪与张瑞卿结婚，诞下三女。张瑞卿前夫是革命烈士，留下两个女儿。双方组成一个七口人的大家庭。

1958年衢州化工厂初建，他带着一家人挤在工棚里。“夏天闷热，冬天又冷。”张鲁敏补充道，到了上世纪60年代，张文宪从衢州化工厂分配到两间筒子楼房间，父亲主动让出一间，给了一名宁波籍的工程师，他说“我们挤挤能住，人家更需要”。

1983年离休后，张文宪夫妻俩搬到了石榴巷。“按照政策，父亲到石榴巷后能分到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但他说够住就行，最后分到一间60余平方米的。”张鲁敏说。

在旁人看来，张文宪的人生充满传奇，但张鲁敏等子女们清楚，父亲的人生也有遗憾。

“爷爷在父亲很小时就离世了，奶奶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接生婆，一次半夜里替人家接生，摔断了胯骨，成了一个后半生拄着拐杖的老太太。”张鲁敏摇摇头，“父亲因工作繁忙未能把奶奶接到身边，直到老人去世，他都愧疚不已，特意叮嘱家人‘把我葬回山东老家，陪着我娘’。”

跨越大半个世纪，张文宪如愿还乡，那枚二等功勋章也一同交由常住在山东的小女儿张杭敏保管，家族后代每年都会到张文宪长眠的那片山岗探望。张鲁敏时不时会向子女和孙辈念叨：“学文化，学本领，要想着别人。”这是父亲曾给予她们五姊妹的谆谆教诲。

本报记者 徐健勇/文 张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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