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金璐/文 张辉/摄

上海之于艾青，既是诗歌创作的起点，也是他身陷牢狱、重病缠身几近殒命之地，更是他以诗成名、在文坛声名鹊起的所在。人的成长成熟，往往会因一个契机骤然发生。显然，对于艾青而言，两个多月投身左翼文化运动的热忱，三年多身陷囹圄的煎熬，狱中与病魔缠斗的生死考验，以及与狱友并肩抗争的过程，共同构成了他生命涅槃的关键契机。从此，那个曾怀抱绘画梦想的理想青年，脱胎换骨为一位以诗歌点燃大众革命激情的诗人。

从巴黎归国，加入“美联”

丰裕里是上海淡水路一处清水红砖立面、二层砖木结构的联排单开间石库门住宅的名字。这里住过的名人不少，保安大伯随随便便就能报出——北大哲学系教授张竞生曾在丰裕里94号创办《新文化》月刊社，丰裕里98号二楼是著名画家陶冷月的画斋……

艾青住进丰裕里，同样是以画家身份。

1932年1月，艾青结束在法国巴黎的3年留学，乘船归国。离开巴黎回国，是因为积贫积弱的祖国遭受侵略，让身在海外的儿女，感受到切肤疼痛——艾青出去写生，一个法国醉汉朝他嚷道：“喂！中国人，你们的国家都快亡了，你还在这儿画画！”他去咖啡馆吃早饭，发现店主把一种又软又酥的甜点取名“中国人”！这些都让他心如针扎。

艾青回到金华近一个月后，再次离家。同学力扬告诉他，上海有个革命的美术团体——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他旋即奔赴这座理想灯塔。到达上海后，艾青结识力扬的朋友、“美联”成员江丰，经其介绍，于同年5月下旬正式加入“美联”，编在第四小组第二特组，并出席“美联”第六、七次执行委员会会议。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文学博士谭宇婷《艾青与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一文显示，“美联”成立于1930年7月，诞生于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活动镇压的白色恐怖中。在国民党的打压和“一·二八”事变的战火中，“美联”陷于停顿，其活动基地“一八艺社”也被打散。艾青加入时，众人正商议重建。因“一八艺社”名头太响，艾青建议更名为“春地美术研究所”（又称“春地画会”），得到了采纳。

春地美术研究所的成员们凑了钱，加上鲁迅先生资助的20元钱，在当时法租界内的丰裕里4号租了房。杨匡汉、杨匡满《艾青创作五十年纪历》记载，“画室陈设亦极为简陋，只有三四具木制画架，一只小小的写字台，一条凳子，加上不知从哪里借来的一块小黑板，学生们上课则席地而坐”。

虽然条件清苦，春地美术研究所依然吸引了一批怀抱革命理想的青年，于5月22日正式开学，艾青义务担任教员，还写文艺评论发表在报章杂志上。

春地画展上，与鲁迅的一次会面

如今的黄浦区西藏南路123号锦江都城经典青年会酒店，前身即1931年落成的上海八仙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大楼，是上海高层建筑中较早采用“中国古典复兴式”的作品之一，是上海音乐会、美术展、戏剧演出，以及篮球、健美、拳击赛事的热门场地。鲁迅多次在此演讲，蔡元培、陈望道、陶行知曾作讲座，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活动也在此举办。

1932年6月17日，春地美术研究所在这里举办了“春地画展”，配合“红五月”的宣传活动，展出“春地”青年美术家过去与新近创作的油画、木刻、漫画、粉画100余幅，其内容一扫画坛颓废、脂粉味的旧习，比较真实地表现了挣扎中的劳动者的苦难与抗争。《文艺新闻》1932年第60期报道了这次展览，称其为“近来中国艺术运动上最青春的一页，其中之木刻作品，实可与外国木刻相抗衡”。画展原定举行3天，因观众反应热烈，延期了十来天。

画展能够办起来，离不开鲁迅先生专门资助的20元办展经费。1932年的20元钱有多值钱？学者陈明远在《鲁迅先生一生挣了多少钱》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当时的“元”指的是银圆，按1926—1936年上海物价基准，20银圆能买160公斤大米，或者40～50公斤猪肉，相当于一个上海工人一个半月的工资。这一年鲁迅的月均收入是399.04元，本次资助大约占了其中的1/20。据陈明远研究，鲁迅对于“春地”的资助并非一次性的，而是每月资助，这一年他在支持左翼美术方面花了近百元。

鲁迅除了出资，还借出自己所藏的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夫人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以及其他几十幅外国木刻版画作品参展，以示支持。

谭宇婷《艾青与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一文认为，鲁迅不是“美联”的发起人，却可以说是左翼美术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他把左翼美术青年紧密地团结在周围。

这次展览，是艾青与鲁迅仅有的一次当面交集。

鲁迅在日记中写道，6月26日，“同广平携海婴往青年会观春地美术研究所展览会，买木刻十余枚，捐泉五元”。

艾青在《母鸡为什么下鸭蛋》一文中回忆道：“那天刚好由我值班，我从签名簿上看到鲁迅很小的签名，我就陪他参观，而他并不知道我是谁，却指着我的那张画问：‘这是原作还是复制品？’我说：‘是原作。’他说：‘是原作那就算了。’看来，假如是复制品，他就想把它要去。但是，我当时的反应很迟钝。多少年来，我一直后悔没有把那张画送给他。而且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

艾青这幅画署名“OKA”，汉语音译为“莪伽”，这也是艾青第一个写诗的笔名。

写诗，从巴黎开始

今天的上海市虹口区昆山花园路7号，曾是丁玲的寓所，也是《北斗》杂志编辑部——艾青第一首诗就发表在《北斗》上。

艾青来到上海后，与他同住丰裕里的室友刘芳松看到他的《会合》诗稿，非常喜欢，私自替他寄给了《北斗》，附言“编辑先生，寄上诗一首，如不录用，请退回原处”。艾青对此一无所知——直到1932年7月《北斗》第二卷第三、四期合刊印出，署名“莪伽”，他才又惊又喜。艾青后来回忆说：“这件小事，使我开始从美术向文学移动，最后献身于文学。”

《会合》写于巴黎。艾青在法国时半工半读，上午工作，下午学画，时间相对自由，便大量阅读文学作品。他读俄罗斯小说，也读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阿波利奈尔、兰波的诗，还特别偏爱比利时诗人爱米尔·凡尔哈仑的诗。读得多了，他开始试着写诗，“在速写本里记下一些偶然从脑际闪过的句子”。

1932年1月，艾青在巴黎参加“世界反帝大同盟东方部”集会时，当场写成了《会合》一诗，生动地记述了东方被压迫民族的爱国青年召开反帝斗争会议的情景：青年们聚集在一起，用“高音，低音，噪音”在发言，“温和的，激烈的，爆炸的”声调与表情，“绯红的嘴唇片片的飞着，言语象星火似的从那里散出”……

从巴黎回国的途中，艾青也写了一些短诗，描写所见所闻，如《当黎明穿上了白衣》《那边》《阳光在远处》等，但此时他“从来没有想要当一个‘诗人’”。

马斯南路监狱，从画家转向诗人

今天的上海市黄浦区思南路，曾经叫马斯南路，因法国作曲家马斯奈而得名。如今的思南路是上海一景，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掩映红砖洋房，光影斑驳静谧，曾经的马斯南路监狱已了无痕迹。在这里，艾青完成从画家到诗人的转变。

1932年7月12日晚上，春地美术研究所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艾青、江丰等13名骨干成员被抓捕，春地美术研究所随即被查封解散。被捕后，他们被关在阴森森的地下室，经数次刑讯，才送江苏高等法院审判，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分别判了刑。艾青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由于看守所阴暗潮湿，艾青患上肺结核病，“在狱中病得很重，人家扶着他到法庭受审”（据李又然《艾青——回忆录之三》）。然而，在法庭上，艾青依然铁骨铮铮，对法官说：“去你的！”当时江丰的母亲出庭旁听，她对别人说：这个青年态度可真硬（见周红兴《艾青研究与访问记》）。之后，通过绝食斗争，艾青和朋友们被转移到条件稍好的监狱，也能看书、写作、通信。

这场几乎致命的肺结核病，让艾青真切地嗅到了死亡的味道。22周岁的他，背负着病体的剧痛、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前半生，考虑自己能够做些什么……

监狱里缺少画具，艾青无法绘画，汹涌澎湃的激情无法表达，他就写诗，“借诗思索、回忆、控诉、抗议”……写出来的诗通过探监的亲友或律师带到外面，陆续刊发于《现代》《春光》《热风》《诗歌月报》等杂志。从1932年9月直到1934年10月转押到苏州反省院之前，艾青在看守所与监狱中先后写下《聆听》《大堰河——我的保姆》《透明的夜》《叫喊》《芦笛》《在路上》等26首诗作。待到1935年10月提前出狱重获自由时，他惊讶地发现，新的笔名“艾青”已在文坛掷地有声。因为《芦笛》这首诗，他被左翼批评家胡风在评论中称为“吹芦笛的诗人”。《芦笛》一诗不仅有愤怒的指斥，也有反抗与呼号，以及对自己的文学使命的确认：……在它出来的日子/将吹送出/对于凌辱过它的世界的/毁灭的诅咒的歌。

从画家到诗人的身份改变，后来艾青诙谐地称之为“母鸡下鸭蛋”。

从画家转向诗人，艾青的内心并非没有过犹疑。写完《透明的夜》之后，他曾带着几分不确定地问一位朋友：“依你看，我的诗写得好些呢，还是我的画画得好些呢？”朋友很笃定地告诉他：“你的诗写得好些。”正是这句回答，让他彻底坚定了以诗为业的道路。

从此，中国少了一个优秀的画家，却多了一个杰出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