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罗钟炉

对于义乌人来说，谢高华是一个无法忘却的名字。改革开放初期，时任义乌县委书记的谢高华，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以惊人的勇气和担当，在众说纷纭之中毅然决然拍板，给义乌县城的路边摊市场开绿灯，果断制定“四个允许”的政策，首创了“兴商建县”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催生了义乌这一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为全国小商品市场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样本。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2018年12月18日，他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2019年9月，荣获“最美奋斗者”称号；2021年6月28日，被中共中央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我们家在寸土寸金的义乌，没有一处房产，一个摊位，也没有一股小商品城的原始股票。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却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近日，谢高华的二儿子谢新彪来义乌参加浙中故事会，讲述了父亲鲜为人知的一些往事。

心中的红线

“父亲心中有条红线，任何人都不能触碰。但凡父亲认为跟他的权力或影响搭上边、挂上钩的，肯定会被他不留情面地‘咔嚓’掉。”谢新彪说，更多时候，家里人非但不能搞特殊化，就连寻常百姓能做的普通的事他们都不能做。

谢朝生是谢高华的小弟，在部队当了6年的兵，1976年退伍回家。他看到一些战友都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就找到时任衢县县委副书记的谢高华，想请哥哥帮忙在城里找份工作。没想到遭到谢高华的严辞拒绝：“全县有500多名退伍军人，如果我给自己的弟弟安排工作了，其他人要不要安排？你还是回农村吧！”兄弟二人沉默相对。谢朝生负气回到老家贺邵溪，重新当起了农民。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因为这件事生哥哥的气。

但谢朝生最后还是理解了哥哥的良苦用心，他退伍不褪色，在农村扎下了根，依靠党的富民政策，他带领乡亲们勤劳致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同时，他也越来越敬佩哥哥的这份坚守：“他就是这样的人，为了公家的事情可以奉献一切，但是谋取私利的底线，他绝不会突破。”

无独有偶，1987年，谢新彪从部队转业回来，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原本，他已被组织上安置到衢州市委组织部工作。没想到，谢高华坚决不同意：“只要我管得到的地方，你都不能去！”为此，父子俩大吵了一架，谢新彪越想越委屈：“我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部队，经历了战场上的生生死死，现在到了而立之年，站在重新择业的十字路口，组织上作了安排，我只是服从而已，父亲却不同意，我当时感到非常委屈，百思不得其解。”因为父亲的坚持，谢新彪最终放弃了原先组织安排的岗位，另外找了一份银行的工作。

“父亲心中的这条红线，他用行动坚守了一生。父亲绝不允许家人以他的名义谋取私利。”谢新彪说，他们家闹得最凶的一次，是弟弟谢建彪要下海开办一家民营加油站。当时谢建彪已经拿到了加油站的营业执照，但谢高华知道后极力制止。“父亲就强调一点，领导干部子女不许经商！”最终，谢建彪放弃了下海创业的计划。

特殊的“全家福”

1976年，谢新彪参军入伍，临走前，他希望全家人能在一起拍一张合影，他要把照片带到部队去，想家时也可以看看照片。但由于谢高华工作很忙，谢新彪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在离开家乡的前一天晚上，入伍新兵集结，谢高华来为新战士们送行，他知道儿子谢新彪也在新兵队伍中，但他并没有特意去寻找。谢新彪知道父亲的脾气，只好心酸地远远看着父亲的背影。就这样，他带着遗憾和委屈，告别家乡奔赴了军营。但想要一张全家福的心愿，始终萦绕于怀。

“在部队当兵的第二年，因为非常想念父母和家人，我写信给母亲，希望能寄一张全家福照片来。后来，母亲在回信中寄了一张只有5个人的照片。母亲在信中说，因父亲忙没时间，她带着哥哥、弟弟、妹妹去照相馆照了这张照片。”谢新彪至今珍藏着这张缺了自己和父亲的“全家福”。

1979年，谢新彪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出征前，谢新彪和连队11名战友写下了战前遗书，他把私人物品全部寄回家，只须臾不离地带着这张“全家福”照片上了战场。谢新彪说，部队服役4年，他没有见过一个亲人；在前线8个月，也没收到家人的任何信息，父母亲也不知道他是否“光荣”了？这张只有5个人的“全家福”，就是他在前线的精神寄托。“虽然这张照片里缺了父亲和我，但已经是我们家能找到的最全的一张合影照片了。后因母亲的意外，我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弥补了，这是我们兄弟姐妹一生的遗憾。”

40多年后的2019年初，谢高华才从《新华每日电讯》一篇有关自己的报道上，看到了这张缺了他和二儿子谢新彪的“全家福”。他沉默许久后，似乎想说点什么，可最终又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轻声地叹了口气：“哪有父母不爱自己子女的？”听到父亲的这句话，谢新彪的眼眶湿润了，他默默地转头看向窗外，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

在谢高华的教育下，守纪律、讲规矩成为谢家人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由于谢高华一年到头忙于工作，5个子女的婚礼，作为父亲的他，竟然一场也没参加。在谢高华住院期间，谢新彪也曾与父亲聊起过这事，父亲的解释是工作忙是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他不想子女的婚礼太张扬，他不参加也可以少一些迎来送往的人情世故。

“有一件事，在我心里留下了阴影，很长时间一直都挥之不去，一想起来，心里就难过。”谢新彪回忆，1993年7月，时任衢州市常务副市长的父亲接到上级安排，要出国学习考察。临行前，谢高华跟刚退休在家的老伴交代，让她抽空到老家去看望一下年迈的老母亲。从县城到贺邵溪乡下，中间有4公里的山路，步行要走一个多小时。有人建议让谢高华的司机送一下，可老伴方松卿说什么也不同意。7月19日中饭后，方松卿带上婆婆爱吃的东西，顶着烈日，翻山越岭送过去。帮婆婆收拾好房间后，为了早点回家给孩子们做饭，她又顾不上休息，急匆匆地往家赶。下午4时许，就在方松卿跨越浙赣铁路道口，准备走到对面去坐公交车时，被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撞倒，人被抛出几十米远，当场不省人事。送到医院后，因抢救无效，最终离开了人世。

“这场悲剧，给我们全家人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伤痛。有人会说，像父亲这个级别的官员，让司机偶尔送一下家人，也不算什么大事。但在父亲眼里，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谢新彪说。

2019年10月，88岁的谢高华在生命弥留之际，跟守护在病床旁的谢新彪又说起那场悲剧。“你母亲一辈子，都没有单独用过我的工作用车。那时如果有个车子送一下，事故可能就能避开了……”听到父亲又一次深深的自责和对母亲意外辞世的歉疚，谢新彪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1979年谢新彪从前线凯旋回国后，被组织选送到南京陆军学校深造。经历过战场上的生死离别，他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见见父母亲和兄弟姐妹。离开部队前，谢新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乘坐火车到南京军校去报到，要经过衢州火车站，很想见见家人。

8月26日，谢新彪乘坐火车从广西南宁出发，前往南京。“当火车经停衢州站时，我下车在站台上，在人来人往中急切地寻找家人的身影，但是，一直到火车启动，我也没看到家人的影子。”谢新彪事后才知道，弟弟妹妹们想搭父亲的顺风车去车站，但被父亲一口拒绝了，理由是“家里人不能享用公车”。当他们赶到车站时，火车已经开走了。

“在父亲眼中，工作是第一位的，公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家里的事再大也是小事。”谢新彪说，父亲一直把义乌视为第二故乡。

1984年12月，谢高华离任义乌县委书记时，从义乌就带回来一对很破旧的皮凳沙发。“当时父亲就说，人不能忘本，带回来就是留个念想。”谢新彪说，因为工作繁重，父亲落下严重的胃病，切除了3/4的胃，从此瘦得像根麻秆。但他这辈子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在他的陋室里，挂有一幅书法作品，上面只有“信仰”两个字。曾有人问谢高华：“何为信仰？”他说：“让乡亲们吃饱饭，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就是我坚守了一辈子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