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媛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艾青随华北大学师生入城，开启了与新中国同频共振的时光。他亲历开国大典，以滚烫诗行礼赞祖国大地；他游历苏联，歌颂“苏维埃的阳光”；他还跨越重洋，与智利诗人聂鲁达结下深厚友谊。

其间，《欢呼集》《宝石的红星》《艾青诗选》《春天》等诗集和单行本《黑鳗》相继问世，字里行间满是艾青对新日子的歌唱。这段岁月，既是艾青创作生涯的重要转折，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拥抱新时代的生动缩影。

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

来到北京后的艾青是忙碌的，奔波于文艺界的各种会议、活动和座谈会中，见证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的正式成立，并当选为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在即，艾青还接到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使命——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筹备及召开期间，参与国旗、国徽图案的评选工作。

自从登出征稿启事，一个月内收到应征“国旗”的稿件近5000份。据艾青后来回忆，在一次会议中，毛主席看了五星红旗的方案后说：“用这个也好，革命人民大团结，建设社会主义阶段可以用，到共产主义阶段也可以用。”当时，民主党派有人提出，那四颗星是四个阶级，一颗大星就是共产党。

于是，五星红旗作为新中国的国旗就这么定了下来。1949年9月27日，艾青创作《国旗》一诗，这是他为迎接新中国诞生献上的第一支歌，其中写道：“四颗金星/朝向一颗大星/‌万众一心/朝向人民革命//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心/就没有了生命//我们守卫它/它是我们的尊严/‌我们跟随它/它引我们前进……”

10月1日，首都北京，开国大典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上举行。艾青登上天安门城楼，红旗飘扬、礼炮鸣响，眼前沸腾的景象催促着他把心底的感动写成喜悦的诗篇。

过去，艾青写尽这片土地上的苦难与悲愤，在亲眼见证新中国诞生之后，心中的欢呼如潮水般涌来。就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春天，艾青的《春姑娘》来了，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佳作。

她是一个小姑娘，

长得比我还漂亮，

两只眼睛水汪汪，

一条辫子这么长！

她赤着两只脚，

裤管挽在膝盖上；

在她的手臂上，

挂着一个大柳筐。

她渡过了河水，

在沙滩上慢慢走，

她低着头轻轻地唱，

那声音像河水在流……

艾青之前写过不少以“春”为题材的诗歌，但从未像这首一样轻快活泼。他将春天比作小姑娘，她渡过河水、走过田垄、来到村子，把春的信息带给大家，引来无限的喜悦。《春姑娘》刊发后，一度入选小学语文课本，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走进了千万人的心田。

这段时间，艾青在各大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文艺评论，见证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的蓬勃发展。1950年12月，艾青诗集《欢呼集》出版，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首部诗集，情感基调从“悲悯受难土地”转向“礼赞新生祖国”，迎接新中国的赤诚欢呼充斥着他的诗歌。

叙事诗《黑鳗》是当时艾青的作品中较为另类的尝试。1954年，他在海岛体验生活时听到一个民间故事，以其为骨架，采用民歌形式进行表达。艾青可以说是用“大白话”讲述青年渔民陈全和渔家姑娘黑鳗为了幸福和自由，与渔霸斗争的故事。艾青称之为“想象的一次大胆的飞翔”。

《黑鳗》发表后引起文艺界关注，文化部曾要把它拍成电影，因后来“反右斗争”的开展而作罢。还有人把《黑鳗》和《梁山伯与祝英台》进行比较，艾青说“不知何言以对”。20世纪80年代初，《黑鳗》被译成英文，在英文版后记中，艾青写道：“昨天晚上，我重新拿起来读了一遍，我感到惊奇：完全采用民歌的形式，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勇敢的尝试，而它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作品……”

两个民族像一个家庭

1950年7月，艾青作为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代表团的成员，赴苏联进行为期4个月的访问。

艾青将自己在苏联的所见所闻都融进了《奥特堡》《车过贝加尔湖》《西伯利亚》《克里姆林》《普希金广场》等一首首诗歌里，以此歌颂他目之所及的“苏维埃的阳光”和“快乐又健康”的人民。

在这趟旅程中，艾青深深感受到了苏联人民的深厚情谊：

在菩提树的林荫路上，

我走着，心里充满欢喜，

老妇看见我向我微笑，

小孩看见我向我招手；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面？

为什么我们这样相亲？

每个人都好像是兄弟，

两个民族像一个家庭……

1950年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生日，彼时艾青正远在异国他乡。尽管他在苏联看到秀丽的风景和崭新的城市，看到有别于当时新中国初期的繁华模样，但他依旧想念祖国。他将这份想念化作倾泻而出的诗篇：“当晨曦在窗前，/投射了无比柔和的亮光，/我还躺在床上，/初醒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远离了的家乡。//我的记忆引伸得很远，/想起无数的河流和山峦，/南方明净的湖沼，/北国广漠的平原，/甚至一条小小的道路，/和一片杂乱的灌木林，/都清楚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在《我想念我的祖国》里，艾青描述了他童年时亲历的这片土地的模样，“到处是叹息和呻吟”；他回顾了十月革命的钟声敲响之后，遍布城市和乡村的斗争，终于迎来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我们和黑暗告别，/太阳在东方徐徐上升……”在莫斯科街头，艾青望着欢乐的、前进着的人群，似乎也看见了祖国灿烂的远景。

当年11月7日，艾青在苏联红场受邀参加庆祝十月革命的盛典，他以《十月的红场》再次歌颂社会主义的旗帜和人民。艾青访问苏联时写的诗，收录于1953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集《宝石的红星》。

你的歌声是时代的波浪

新中国成立初期，艾青作为我国文艺界代表，与一些国家的文艺界人士保持着友好往来。其中，他与智利国宝级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的交往尤为让人津津乐道。

聂鲁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还长期担任外交官。1951年9月15日，聂鲁达和作家爱伦堡来到北京，艾青承担接待与陪同的任务。

其间，艾青与聂鲁达、爱伦堡一起出席各种会议，并陪同他们游览北京。艾青告诉聂鲁达，他的姓的中国翻译是“聂”字，爱伦堡称呼其为“三只耳朵的人”，并问他，还有一只耳朵在哪儿？聂鲁达笑着指着前额说：“在这儿，我可以倾听未来。”

在为期一周的访问活动中，艾青与聂鲁达彼此欣赏、交流甚欢。三年后，两人在大洋彼岸迎来了第二次见面。1954年7月初，为推进世界和平运动、庆祝聂鲁达五十诞辰，艾青等人应智利众议院的邀请到智利访问。

由于当时中国和智利还未通航，艾青一行四人取道莫斯科、维也纳等地飞往智利。一路上，艾青目睹了有着异域风情的欧洲大陆以及波涛汹涌的大西洋，写下许多诗歌，其中短诗《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展现了艾青期待面见老友、期待新生活的雀跃心情。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

飞机在高空中飞翔

一朵朵白云像在微笑

我的心是阳光满照的海洋

我写过无数痛苦的诗

一边写，一边悲伤

如今灾难总算过去了

我要为新的日子歌唱

7月19日下午，一行人抵达智利。聂鲁达向大家介绍艾青：“他是我多年的朋友，他是屈原时代留下来的唯一的中国人。”

聂鲁达邀请艾青来到自己在海边的住处。艾青从屋内的布置看出了聂鲁达对大海的深情，他写下《在智利的海岬上——给巴勃罗·聂鲁达》，以大海的意向类比、称赞聂鲁达对和平事业的追求：“日日夜夜望着海/听海涛像在浩叹/也像是嘲弄/也像是挑衅//巴勃罗·聂鲁达/面对着万顷波涛/用矿山里带来的语言/向整个旧世界宣战……”

在聂鲁达诗歌朗诵会上，艾青即兴写下《给巴勃罗·聂鲁达——为他的五十诞辰而作》一诗。他称聂鲁达是“山岳与海洋的儿子”：“安达斯山有7035公尺高，/你比安达斯山高得多，/看见安达斯山的人很少，/看见你的人却很多；//太平洋的波浪，/千万年来都一样，/而你的歌声，/是我们这时代的波浪……”

大海给了艾青无限遐思，在智利他写下不少优秀诗作，其中短短8行的《礁石》广受人们的喜爱和称颂。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像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扑”“打”“砍”与“站”“笑”“看”等简洁的动词，把面对汹涌海浪时，展现出坚毅形象的礁石刻画得栩栩如生。艾青曾说，礁石既象征着饱受磨难而依然屹立的祖国，也是他自身经历的写照。

8月13日，艾青一行启程离开智利。艾青曾问聂鲁达：“什么时候再到中国？”聂鲁达回答：“不知道，艾青，多困难，走起来不容易，得再过两三年。”他讲此话时，眼里含着泪水。

在艾青的记忆里，这位老友老是穿一件军用粗呢大衣，“草绿色，很旧，很像一个退伍的士兵”。此行回来后，艾青回忆：“这些年，我对巴勃罗·聂鲁达的情况知道得很少，而我一直在思念着。有人告诉我，他曾对着大海呼唤我的名字。”

又是三年，这份深情的呼唤再一次落了地。1957年六七月间，聂鲁达再次访华。他在艾青的陪同下游览了昆明、重庆，还在三峡的渡轮上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然而，这次见面的分别来得极为突然。当时，“反右斗争”不断升级，两人到北京后不久，艾青就在内部遭受了批判，以至于聂鲁达离开中国时，他都没法去送行。这次匆匆的会面，是两人最后一次相会。

1973年，聂鲁达离世。在恢复名誉之后，艾青两次撰文怀念聂鲁达。1984年，适逢艾青访问智利30周年，《光明日报》刊发了他的《我和聂鲁达的交往》一文。艾青细致追忆二人的交往经历与深厚友谊，字里行间满是对聂鲁达的怀念和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