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张老照片、一枚旧勋章、一封泛黄书信，都是时光的印记，藏着岁月故事与时代荣光。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那些历经岁月沉淀的老物件，不仅承载着离退休干部的奋斗记忆，更见证着金华的发展变迁，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与历史见证。

为挖掘红色记忆，凝聚奋进力量，4月15日起，本报联合中共金华市委老干部局、金华市档案馆，策划推出“老物件会说话”系列报道。报道团队兵分多路深入金华各地，寻访离退休干部及其家属，征集、记录老物件背后的感人故事，让尘封的老物件重焕光彩，让历史被看见、被铭记，让宝贵的红色精神代代相传。

上午7时30分，兰溪市永昌街道夏李村卫生室，78岁的乡村医生李根明准时到岗开门接诊。这个作息习惯，他保持了近60年。

几十年的时光里，他精心保留了一批珍贵的老物件，包括1970年的处方笺、1987年的乡村医生证书等。纸张泛黄，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静静诉说着我国乡村医疗数十年的迭代变迁。

背起药箱会看病，撸起裤腿能种田

1948年9月1日，李根明出身于贫苦农家。得益于姐夫在当时游埠中学食堂务工的机缘，小学毕业的他得以进入游埠中学就读。虽仅有两年求学时光，却让他成为那个年代农村为数不多的初中生，为日后的从医之路埋下伏笔。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医疗资源匮乏，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尤为突出。国家虽陆续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义诊帮扶，但医疗队人力有限，每次仅能覆盖两三个乡镇。且下乡义诊以轻装出行，无法携带大型医疗器械，也难以配齐各专科医护人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看病就医难题。此外，常态化抽调人员下乡也会打乱城市医院的日常诊疗秩序，各村也需耗费大量精力对接医疗队食宿，因此下乡义诊模式难以长期维系，农村群众看病难的困境始终未能破解。

1965年6月26日，针对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现状，毛泽东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提出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政策层层落地、传遍兰溪。拥有初中文化的李根明，顺利入选当地首批乡村卫生员培训学员。

1966年9月1日，李根明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天，正好满18周岁的他与兰溪各公社共计60余名学员齐聚游埠大礼堂，开启了为期9个月的系统医学培训。

培训期间，兰溪县人民医院的医护骨干为这批青年系统讲授了呼吸内科、心血管科、骨伤科、神经内科、外科等专科知识以及各类常见病诊疗、外伤急救等实用技能。理论学习结束后，学员们又前往孟湖公社卫生院完成6个月临床实习。

学成归乡，李根明成为村里“背起药箱会看病，撸起裤腿能种田”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平日里，他一半时间下地务农、赚取工分，一半时间随时待命，为村民提供诊疗、急救服务。夏李村地处偏远，距离城区医院、乡镇卫生院均有较远路程。数十年间，李根明凭借所学医术，一次次为突发急症的村民抢抓黄金救治时间，成为全村百姓的医疗“后盾”。

一纸证书迭代，见证乡村医疗蜕变

在李根明珍藏的众多老物件中，各类规格不同、年代各异的证书尤为珍贵。其中一本红色封面、编号为（兰卫）字乡医证书第00161号的乡村医生证书清晰记载：李根明同志于1987年12月经考试考核成绩合格，准予授予乡村医生证书。

在李根明看来，这本证书是他从医生涯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他从无规范化管理、自主行医的“赤脚医生”，正式转型为纳入卫健部门统一监管的正规基层医务工作者，更是我国乡村医疗从粗放松散走向规范有序的有力见证。

1987年，李根明顺利通过乡村医生资格考核，取得专业执业证书，彻底“脱掉草鞋穿布鞋”，成为全职乡村医生。“不再靠务农赚工分，诊疗收入就是我的全部收入。”他回忆说，当时单人就诊费仅1—2元，月收入约240元，全年收入不足3000元。

岁月更迭，他的执业证书、培训凭证越积越多，每一份都镌刻着乡村医疗的规范化进程：1997年浙江省卫生厅颁发的执业证书、1998年浙江省乡村医生培训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2003年兰溪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医疗机构药械质量管理规范业务合格证书、2005年兰溪市卫生监督所颁发的医疗机构规范管理培训合格证书、2006年7月核发的夏李村卫生室执业证书、2009年7月浙江省卫生厅颁发的乡村医生注册培训考试合格证明……

“培训越来越系统，行业管理越来越精细，医疗条件越来越好，百姓就医也越来越便利。”李根明清晰记得很多行业变革节点：1990年，村里设立独立标准化卫生室，生活用品与医疗用品分区摆放、严格分离，彻底告别了居家行医的简陋模式；2011年起，基层乡村医生纳入财政补贴保障，他每年可领取2万元专项补贴，药品实行全省统一采购、统一管控，基层医疗开启数字化升级。

如今，夏李村卫生室设施齐全、功能完备，配备国家集采药品专柜、药品阴凉储存柜、全自动血压仪、理疗室、中医诊疗室、康复按摩设备等全套设施。近60年从医路，他见证了我国乡村医疗体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粗放到精细的跨越式蜕变。

方寸处方笺，映照时代大变迁

在李根明的珍藏中，不同年代的处方笺层层叠叠，这些方寸纸片，是乡村民生与医疗发展最鲜活的微观切片，记录着数十年来村民疾病谱、就医环境、生活水平的巨大变化。

“1970年8月22日，S.B，S.D”“1970年8月23日，S.D，S.B”……在抬头为“兰溪县夏李大队合作医疗站”的老旧处方笺上，一组重复出现的缩写符号格外引人注目。

“S.D是磺胺嘧啶，S.B是小苏打，磺胺嘧啶用于治疗流脑，搭配小苏打服用是为了避免服药引发尿道并发症。”李根明解释，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流脑大范围流行。每当村民出现疑似症状，他都会第一时间初步诊断、紧急处置，再快速转送至城区医院救治。

困扰当时乡村的不止流脑。过去农村居住条件简陋，茅草屋居多、蚊虫滋生泛滥，俗称“打摆子”的疟疾常年多发，夏季更是发病高峰。“得了疟疾就打奎宁针，6分钱一针，后来为了防治疟疾，医院给每个生产队发预防药乙胺嘧啶，一天吃8粒。”

深耕基层近60年，李根明察觉，数十年间，乡村高发疾病大约每十年便呈现明显变化。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84年农村分田到户后，他的处方笺上，肠胃疾病占比大幅攀升，呕吐、腹泻患者较多。“那时候村民干劲足，一心扑在农田劳作上，经常喝生水、吃冷饭，也没空照料家中老人孩子，加上环境卫生条件差，男女老少经常得肠胃病。”他说，当时他仍兼顾务农，常常中途被紧急叫回，深夜出诊也是常态。

2000年前后，乡村人居环境大幅改善，卫生条件显著提升，环境与不良生活习惯引发的传染性疾病大幅减少。李根明的处方笺上，快克、感冒灵、阿莫西林等常用感冒药、抗生素的出现频次显著提高。“生活条件好了，重症、传染病少了，村民大多是日常感冒发烧等小病。”

2010年以来，村民生活方式持续转变，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逐渐成为高发常见病，村卫生室的工作重心也随之转向慢性病常态化防控与健康管理。夏李村现有常住人口1400余人，其中高血压患者100余名、糖尿病患者60余名，23名村民需常态化监测血糖指标，36名血糖临界人群需长期管控饮食、定期随访。对于全村慢病患者的情况，李根明了然于心。如今，乡镇卫生院医生每周定期驻村坐诊，他的主要任务也变成了为村民开慢性病常规药物、做好日常健康随访。

交谈间，不时有村民前来开高血压常备药。李根明熟练操作电脑，录入医保信息、开具处方、完成线上台账登记。这是基层医疗数字化升级后，他从零起步、勤学苦练掌握的新技能。“医疗体系一直在更新进步，我也要活到老、学到老。”

本报记者 陈月丹/文 张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