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13年后的1964年，37岁的刘涛和32岁的妻子楼晓收到组织调令，需要尽快从金华赶到这片冻土之地。

随行的有几只木箱，箱子里只添置了几件衣服——来不及准备了。

“那时当地的交通条件差，进藏后到那曲只能走公路。他们7月出发，要赶在9月大雪封山、通路完全阻断前抵达巴青县。”两人育有两儿一女，当时分别12岁、10岁和6岁，刘丽亚年纪最小。

夫妻俩一去就是17年，中间虽有几次回浙江休养，但终归与家人聚少离多。在刘丽亚的童年记忆中，每次父母从西藏回家，她总是满脸兴奋。不仅因为可以见到父母，还因为一副望远镜。

“这望远镜是首长送他的，父亲出门随身携带，说方便开展工作。我总会好奇地拿着它玩，举起来看向远方，傻傻地想，能不能用这个望远镜，看到父母工作的西藏。”前几日，在婺城区城东街道上浮桥社区桃花路的家里，刘丽亚拿出这副老望远镜。

南下又西行

接到进藏通知后，刘涛夫妻俩将岳父岳母从东阳接到金华市区的家中。三个孩子交由二老照顾，两个年轻人毅然奔赴雪域高原。

这样的告别，刘涛在解放战争期间已经经历过一次。

1927年，刘涛出生于山东泰安宁阳县。父亲靠着凿石手艺，供他读了几年私塾。刘涛打小身上就有一股折腾劲，抗日战争期间，常常跑出家门去支援抗日。

“有次，我爷爷到处找他，找不到，心急如焚。找到后看他还活着，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地。”刘丽亚说。

1946年，刘涛正式入伍，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随军南下，成为金华地委工作队的一员，负责金华县的财粮工作。后被推选为金华县县长，后又担任中共金华县委副书记。

在日复一日的基层工作中，他与东阳姑娘楼晓相识相知，1952年两人结为伴侣。“父亲调往西藏，我母亲一同随行。”刘丽亚从文件袋里取出一张结婚证，纸张无损，纸面整洁，字迹清晰。

刘涛调往西藏，被任命为那曲地区地委委员和巴青县书记。那曲地区地处羌塘高原核心地带，平均海拔‌4500米‌，素有“世界屋脊的屋脊”之称。

夫妻俩先坐火车抵达甘肃，再换乘汽车一路向高海拔区域攀升。随着海拔升高，稀薄的空气让每一次呼吸都变得沉重。

“当时县政府就设在一座寺庙里，后来才用铁皮搭建了新的办公场所。高原的秋冬冷得刺骨，没有煤炭，就烧当地干牛粪取暖。”刘涛很少跟家里人提起工作，母亲楼晓偶尔会跟孩子们念叨几句。

牧区的日与夜

畜牧业是巴青县的核心产业，作为县委书记的刘涛，要经常跟当地牧民打交道。那副望远镜，成了他最得力的“伙伴”。在视野开阔却地广人稀的高原上，举目远眺时，它能帮他看清远处的草场状况，望见远处牧民的帐篷炊烟。

“可以说，这个望远镜陪伴和见证了父亲的牧区生涯。”刘丽亚将望远镜从皮壳里小心翼翼地取出。这是一款20世纪早期的古董双筒望远镜，外壳已经摸得包浆，清晰的使用痕迹里藏着一段段往事。

一到冬春，巴青县常常要面对暴风雪。大雪过后，整片草场都会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牛羊找不到草吃。刘涛带着县里的干部们下乡，动员牧民扒开积雪，露出底下的草来喂养牛羊，并组织群众加固畜圈，安置好老弱牛羊与幼崽。

等到夏季来临，草原上的青草吐出新芽，刘涛又带着干部们组织牧民到夏季牧场放牧。牧民们成群结队地往海拔五千米的唐古拉山、通天河以南夏季草场迁移。“在父亲的望远镜里，牛马成群，物资成队，人流浩浩荡荡，非常壮观。”刘丽亚说。

下乡工作，往往一去多日，需要自带被褥干粮。县里不配汽车，全靠骑马，刘涛和楼晓的骑术，就是在一次次往牧民家跑的路上练出来的。淳朴的藏族同胞们看到刘涛一行，总会热情地将人邀至帐篷中，捧上热热的酥油茶。

当地藏族群众的日常主食以牛羊肉和青稞糌粑为主，青稞需靠农牧区之间跨区域的物资交换。

每到秋冬，大家组织驮马队远赴盐湖驮回食盐；入秋后牛羊养得膘肥体壮，再把牦牛肉、酥油和盐巴打包捆实，赶着驮队翻山越岭，去农区换回牧民们必需的青稞。

沉默的父亲主动开了口

因为见面少，父母身上的点滴变化刘丽亚能立马察觉。

“父亲在西藏拍的照片脸都是红的，红得发紫。”刘丽亚拿出一张照片，指给记者看，那是长期高原紫外线照射和缺氧留下的“高原红”。高原反应严重的时候，刘涛一边插着氧气管一边工作。因常年缺氧、营养不良，刘涛和楼晓双手指甲出现凹陷变形。

气候不适，让刘涛和楼晓常年忍受身体的劳损。来自匪患的冷枪，更威胁着刘涛一行进藏干部的生命安全。

上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高原特殊环境，当地尚有土匪隐患残留，县城常年驻军警戒。“父亲有次下乡回来，被土匪盯上了，他与勤务兵跟对方展开枪战。附近部队知道情况后，也赶来增援。让人痛心的是，年轻的勤务兵不幸牺牲。”刘丽亚说着说着，沉默了会儿。

1973年，刘涛终究没能扛住长期的高原反应，身体亮起红灯，确诊了高血压和心脏病。出于对他身体状况的关切，组织上安排他从一线岗位调整，先赴拉萨市汽车大修厂担任党委书记，后又调任自治区交通厅副厅长、党组成员。1981年初，调回浙江金华。

从西藏回浙江后，组织一开始留刘涛在省里任职，但考虑到岳父岳母年事已高，子女也都在金华，最终还是决定回金华工作。

回金华后，有媒体想采访刘涛，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刘丽亚摇着头，“我们以前私下缠着他讲西藏的故事，他总摆摆手说‘有什么好说的，都是该做的工作’。叫他在媒体面前讲，更难了。”

2009年的一个凌晨，刘涛突发心梗。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可他怕救护车的鸣笛声吵醒熟睡的邻居，硬是搭着妻子，两人慢慢挪到小区门口等出租车。好不容易拦到车赶到医院，又刚好遇上早间医护交接班，直到上午9时左右才进手术室。

医生说，刘涛的三根冠状动脉里，有一根早就堵住了，这么多年全靠另外两根勉强供血，他却一直硬撑着。

手术结束，转入普通病房的刘涛缓过劲来，忽然红了眼眶，跟女儿说了一句藏了几十年的心里话：“丽亚，爸爸那几年在西藏真的很艰苦。”看着80多岁的父亲皱眉流泪，刘丽亚心口揪紧，瞬间哭了。

那是一辈子不肯喊苦的硬汉，第一次在家人面前露出脆弱的一面。

时至今日，再提这段往事，字字如刀，在记者面前，刘丽亚忍不住哽咽起来。

2011年4月2日，刘涛在金华市人民医院与世长辞。

如今，93岁的楼晓在金华市区一医院安养。

时光在一点点消磨往事。那副曾被高原狂风吹过、被暴雪侵袭过的老望远镜，成了那段滚烫岁月里的记忆锚点。

这些年，刘丽亚总在想，当年父亲举着望远镜望向草原和牧民的时候，会不会在某个瞬间，用望远镜望向万水千山之外的金华。

进入新时代，和刘涛、楼晓一样的进藏干部一届接着一届，建设者一群接着一群。高原上的公路越修越宽，楼房越建越高，工作和生活条件早已今非昔比。

17年，75年。

山河依旧，换了人间。

本报记者 徐健勇/文 张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