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张明

近日，笔者为查询北伐时期有关史料，通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建华，找到一封存于“胡适档案”中1920年浦江青年学子张新锦致北京《新青年》杂志社陈独秀先生的信。

全信内容如下——

独秀先生：

我是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是没有学识的，并且和你素来不相识，也不配和你通信，但想你总不会因这样不来和我通信。

你说：“不能够减少时间，勉强工人受教育；增加工资，勉强增加储蓄。”（新青年七卷六号）

我实在不曾懂得，为什么呢？现在中国的工人，没有知识可言，你也必定晓得的，无用我赘述了，你岂愿将这些工人，永远陷于地狱下面，不去救他们的生命吗？

时间果然要减少的，但那些时间，不使他们受教育，我想将来必要发生许多危险呢！至于储蓄一件事，尤为必要，中国工人，向来没有储蓄的，做一天吃一天，一天不做就没有得吃了，假使要和资本家宣战，同盟罢工起来，没有储蓄，将来到什么地方去拿来维持生计，终究屈服于资本家势力下面呢！若要藉口教育储蓄问题来减时加资，那是不可能的。

再中国的勤俭安分，不若欧美日本的破坏，我极端赞成的。

新锦

1920.5.19

《新青年》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为备受瞩目的“劳动节纪念号”，于1920年5月1日出版，篇幅较平常扩大一倍以上。蔡元培题“劳工神圣”，孙中山题“天下为公”。在这一期刊物上，李大钊发表了《“五一”运动史》，陈独秀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他们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介绍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反映了工人的现状，号召广大工人彻底觉醒，起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是从这一期杂志开始，《新青年》开始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关注工人阶级，这也标志着《新青年》从新文化运动的综合性刊物，转变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实际机关刊物，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转折点。

这一期《通信》专栏，刊登了两篇关于“工人底时间工资问题”（知耻，独秀答）和“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章积和，独秀答）的文章，引起青年学生张新锦的关注。来信者“知耻”结合观察，对直接给工人加工资、减工时表达了担忧。他认为工人如果缺乏知识和储蓄，突然间增加收入、减少劳动，反而可能“习于游惰”，导致出品减少、质量恶劣。因此提出“减时”必须与“强迫工人教育”并行，“增资”必须与“强迫工人储蓄”并行，否则对工人和社会都无益。他还强调中国工业刚起步，研究劳动问题应着眼于“全社会之利益”，不能一味效仿欧美搞破坏。 （下转02版）

（上接1版）

陈独秀的回信站在劳动者立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他明确指出，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本就被资本家剥削了，减时增资本就是工人应得的权利，绝不能附加教育和储蓄作为条件。他强调不能因个别担忧就否定普遍权利。这不仅是两个人的笔战，更是当时思想界关于“如何解决劳动问题”的一次典型交锋。“知耻”的观点代表了当时一种流行的社会改良主义思路，担忧社会动荡，主张循序渐进。陈独秀的回复，则鲜明地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如“剩余价值”概念，强调劳动者的权利必须首先得到保障，不能因噎废食。

而“工人教育与工作时间”（章积和，独秀答）延续了前一篇对劳工问题的深入探讨，将焦点从“工资与时间”转向“时间与教育”的关系。章积和是一位热心工人教育的实践者，他在信中讲述了自己在学校附设工场尝试办工人夜校的困惑与发现。陈独秀的回复极为简短，切中要害。他从“阶级分析”着眼，将问题从“教育”引向了更根本的“生存”，指出“时间”背后是“工资”问题，而“工资”背后是整个剥削制度。“教育”的难题，归根结底是“生存”的难题。

张新锦读了这期《新青年》的文章后，向陈独秀先生致函，针对其观点，与陈独秀讨论了工人受教育和增资、储蓄问题，强调工人接受教育和增加储蓄的必要性，否则，他们的命运“永远陷于地狱下面”，“假使要和资本家宣战，同盟罢工起来，没有储蓄，将来到什么地方去拿来维持生计，终究屈服于资本家势力下面”。

张新锦的观点直截了当，体现了他为人的个性和思想的锋芒。其实，陈独秀并不反对工人受教育，也不反对工人增加储蓄。相比，他更深刻地看到了“工资与时间”“时间与教育”背后尖锐的剥削制度和阶级对立，显然比张新锦看得更远。

张新锦这封致陈独秀的信，反映了张新锦在当时社会思潮推动下早期思想的变动轨迹，观点虽略显稚嫩，却是中共建党之前一地进步青年学生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促成其由金华省立第七师范、第七中学“声援北京五四运动后援会”的一名组织者、领导者，“杭州学生五卅惨案后援会”的学生运动领袖，一步步成长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中共早期党员、共青团杭州地委书记，牺牲于大革命时期的浙江著名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