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者，有消息吗？我知道希望很渺茫，但是能在有生之年见一见我的大姐或者她的后人，我就足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了。”

11月2日，家住福建福州的赵令中老人，自参加金华的“纪念台湾光复81周年暨台湾义勇队抗战史实与精神内涵研讨活动”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虽然已回福建十几天，他依然牵挂着金华，等待着一个消息。

今年81岁的他非常期望，抗战时期母亲何柏华寄养在金华酒坊巷一户人家的同胞大姐赵令君，还能与他相认相见。

纪念活动上的特别愿望：找一找大姐

“今年10月，作为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辅导员的后人，我无比荣幸地受邀参加在金华举办的‘纪念台湾光复81周年暨台湾义勇队抗战史实与精神内涵研讨活动’。起初，我很犹豫——自己毕竟已年至耄耋，出行是否方便？会不会给人添麻烦？但犹豫后，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支撑着我无论如何必须来金华一趟。”赵令中情真意切地对与会的两岸媒体、同胞说，他想借此次金华行找一找从未谋面的大姐。

10月20日，赵令中落地金华的次日，便将此次金华行的一个请求告诉金华市台办相关工作人员——想找寻母亲当年寄养在金华的大姐。

年少时，赵令中就从父母、朋友的讲述中得知：1940年，父亲赵天问、母亲何柏华在抗战烽火中相识相知，在金华酒坊巷，在队长李友邦的主持下举行婚礼，组成了家庭。同年年末，母亲生下大姐，取名赵令君。

1942年3月，浙赣战役爆发前，台湾义勇队奉命撤离金华。身为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辅导员（教师）的何柏华，受命紧急率领少年团撤离金华。

“当时我大姐尚在襁褓之中，根本无法带其随团。父母思量再三，商定将孩子就近寄养在酒坊巷一户百姓家中，待胜利后再来接回。”1942年3月27日，何柏华安排好孩子，毅然率少年团及部分先遣队员从金华出发，一路辗转，移驻龙岩。

“作为义勇队少年团辅导员的后人，我们以李友邦将军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托举和父母先辈们奋斗光环的映照而骄傲，而义勇队也是我从少年时代就镌刻在骨子里的名号。”赵令中说，历史虽然已经久远，父母亦已过世，但是找寻大姐的梦一直没有停过，数十年来，他一直对金华这座城市怀有敬重之心。

1962年暑期，赵令中怀揣着母亲给的50元钱，只身搭车赶往金华，梦想着瞻仰酒坊巷里的台湾义勇队队部旧址，并寻找未曾谋面的大姐。后终因交通不便、路途遥远，迷路的他在好心人帮助下回到了家乡。23岁时，赵令中再次来到金华，依旧一无所获。

“今年是我人生中第三次来到金华，当踏上这片令我魂牵梦萦的炽热土地，我更加想见见我的大姐。”说起往事，赵令中几度哽咽。

酒坊巷的那家人今何在？

赵令中说，当年撤离金华后，他父母一路南下，乘船去了台湾岛内。赵天问、何柏华都参加了“二·二八”事件，并担任局部负责人，从彼时起，他们在全岛被严厉通缉。

后来，躲藏几乎无望的赵天问、何柏华夫妇，又幸得李友邦将军鼎力安排，逃至香港，经历九死一生后赴京，接着到福建工作，之后定居下来。赵令中回忆起父母的这段经历，尤其刻骨铭心。“那时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父母颠沛流离，无时无刻不惦念着接女儿回家，但是分身乏术，始终没有机会来到金华。”令赵令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50年秋，他们一家专门托付一名从北京南下的朋友绕道金华去看大姐，朋友回福建，带回来一张大姐与养父母的合照。那张照片，被全家人珍藏，时常拿出来反复地看。“在后来的特殊时期，连这点念想也被毁灭了。”赵令中说，在他的模糊记忆里，相片上10岁左右的大姐，五官与母亲非常像，一家人穿着土布上衣、短腿裤，完全是那个年代的风格。

今年10月，在金华的3天时间里，赵令中在酒坊巷窄窄的巷道中往返穿行，问遍了行人，大姐却依然杳无音讯。岁月变迁，物是人非。80多年风风雨雨，金华酒坊巷老屋已经历多次改造。

为了圆赵令中的寻亲梦，金华市台办相关工作人员和记者找到酒坊巷所在的辖区派出所——金华市公安局婺城分局城东派出所。民警刘恒涿一边安排人员为赵令中抽取血样，一边联系城东街道八咏楼社区，通过社区工作人员向曾经生活在酒坊巷的老人打听有关消息。同时，向上级市局相应业务科室汇报情况，扩大寻找范围。

几天后，八咏楼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主任黄卉来电话告诉记者，她问了酒坊巷的几位老人，都说不知道、没听说过。

“大姐若还在世的话，应该是86岁的高龄老人，无论结果如何，这趟我没有白来。”赵令中说，母亲一生历经坎坷，从台湾撤回福州工作后，重返教育岗位，奉献光和热，直到1974年去世，心愿就是“子女们一个都不能少”。

赵令中说，希望知情人能提供线索，更期盼热心市民，特别是曾于1940—1950年居住在酒坊巷的市民，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他感激不尽。

记者 王卫英 胡晨歆/文

实习生 林晨 唐鸣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