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应红

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座谈会上指出：“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让市场在法治轨道上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使政府真正回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本职上来，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它深刻揭示了政府与市场互动的实践与理论逻辑，也是对义乌发展传奇的精辟阐释。

一 义乌发展经验的形成与发展是“两手”协同的生动演绎，这是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实践样本

早期义乌市场的开放，不仅有市场主体的“冲锋陷阵”，也有党委政府的“保驾护航”；每一次重要关口的正确抉择，不仅有党委政府的高瞻远瞩，也有市场主体的鼎力配合；每一次历史机遇的精准把握，既有市场主体的敏锐嗅觉，也有党委政府的顺势而为。纵观义乌发展的历程，正是市场与政府的默契配合，共同铸就了小商品市场的持续辉煌，共同增强了市场对抗危机的“免疫力”，也使得义乌一次次在搏击商海中名扬四海。

义乌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是义乌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让政府与市场作用在资源配置中达成一种动态的均衡。对义乌来说，这种互动关系，及其所达成的动态均衡，是基于问题导向的实践博弈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自发的集体无意识。但是，这种看似集体无意识的默契互动，却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理论价值，它以实践的形式形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模型，将党的领导优势与市场的竞争性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在更深层面上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提供了实践注脚。

二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社会活力全面迸发，这是义乌“两手”协同的首要特征

事实充分证明，基层群众蕴藏着极大的改革动力和创新智慧，义乌改革中的很多经验，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群众的实践创造始终是义乌改革部署的重要根据。义乌党委政府甘当群众创新的“接生婆”，对一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创新实践，就“摸着石头过河”边试、边看、边改，待条件成熟适时加以改革规范。

义乌通过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确立了“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把20多年来的群众化实践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是对群众创新的最高尊重。义乌坚持“放水养鱼”“让利于民”，适时推进以“宽进严管”为特征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不断优化市场主体准入门槛设计，营造创业洼地效应，不断催生出新市场、新业态，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典范。当然，义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绝不等于对群众诉求的照单全收，而是通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吸收实践中的合理部分，祛除不合理部分，绝不让不合理利益通过改革“暗度陈仓”，做到政策设计源于实践又超越实践、源于群众又超越群众。

三

党委政府主动有为，始终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这是义乌“两手”协同的政治自觉

义乌市场的提升嬗变，离不开党委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义乌发展的突飞猛进，离不开党委政府的正确决策和有效服务，可以说，义乌发展的每一个重大节点都深深地打上政府有为的烙印，市场发展与政府行为表现出了很强的正相关性。虽然，义乌发展一开始由民间力量驱动，但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政府的引导、调控、规范、服务发挥了主导性作用，打上了鲜明的有为政府烙印。

一是始终保持“兴商建市”的战略定力，绝不“城头变换大王旗”，历任党委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始终一以贯之地坚持，一任接一任地打好“接力赛”。40年来，变的是“兴商建市”内涵不断丰富发展，不变的是“商”字这一核心意涵毫不褪色，为经济社会活动建构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和体制框架，给群众吃下了“定心丸”。

二是始终保持改革创新的政治魄力，绝不“等”“靠”“要”，“认准了就干”，这是义乌历届党委政府的共同座右铭，只要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事情，就允许群众先行先试。从“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四个允许”，到国有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落下的第一槌，再到在全国首创水权交易，直到今天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无不如此，创下了无数全国第一，让改革的旗帜在义乌大地上高高飘扬。

三是不断强化对战略资源的掌控力，绝不“束手无策”。对战略资源的有效掌控，是义乌政府有为的重要保障。政府对市场商位和货运场站的产权等事关市场长远发展的战略资源实行控股，牢牢掌握市场建设和行业布局的主动权，积极实施市场发展总体规划，推进市场结构调整和合理布局，提高市场的整体竞争力。

四

始终保持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不断形成功能互补与优势叠加，这是义乌“两手”协同的实践艺术

义乌在“两手”协同过程中，始终在二者的“结合”“联动”上下功夫，在二者之间形成“默契”，做到两手都“硬而不僵”“活而不乱”，实现恰到好处的联动、水乳交融般的结合，这种融洽的互动关系被形象地描述为“群众推着政府走，政府领着百姓跑”。

一是“放”“管”有度，该出手时就出手。义乌市场机制较为发达，但政府从来不把所有“宝”都押在市场身上，决不当“甩手掌柜”，做到政府放权而不放任。在市场主体还不成熟阶段，政府就通过政治上鼓励、资金上照顾、技术上指导、税收上优惠、政策上保护等加以呵护；针对市场制假售假的诟病，政府就旗帜鲜明地提出“谁砸市场牌子，就砸谁的饭碗”“大打大繁荣，小打小繁荣，不打不繁荣”，换来客户的放心和市场的繁荣。

二是“多”“少”相宜，两手各就其位、各得其所。政府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强调的是优势互补、协同发力，而不是简单的谁多一点、谁少一点。义乌政府始终坚持统筹把握，掌握二者发挥作用的时机与“火候”。义乌市场在起步阶段，官办色彩较为浓厚，而在市场主体逐步成熟后，政府就“管办分离”；在经济增速换挡、结构调整阵痛的压力面前，政府就强势出手防止经济“自由落体”，而在微观竞争领域，政府就较为超脱，绝不机械地追求政府作用与市场作用之间的比例关系。

三是“进”“退”有道，不搞“命令主义”，也不搞“尾巴主义”。义乌在驾驭“两手”过程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一些政策在群众还无法理解和接受时就不强制推行，而在发展的关键阶段，又适时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引领市场发展；当群众创新被实践验证为合理有效时，政府就通过改革加以确证，补发“准生证”，为创新发展保驾护航。

长期以来，围绕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学术界形成了诸如“有限政府”“小政府、大市场”，以及“大政府、小市场”等多种关系模型。这些模型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将政府与市场对立起来，二者被定位为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看似划清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但是在实践操作中很容易导致机械、僵化，难以有效应对诸如经济危机、重大疫情等突发事件，从而导致市场与政府双双失灵。义乌政府与市场的水乳交融互动模式，是以实践标准实现了对抽象概念的超越：一方面，政府与市场并非“非此即彼”、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交融互动关系，并不是机械地强调谁多一点、谁少一点，谁强一点、谁弱一点，二者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实现了有机的统一；另一方面，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不是被静止地框定在固定范围，二者也是动态调整、不断演化甚至是相互交叉的，是市场主体与政府互动过程中共同界定的，从而实现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交融、良性互动。

（作者单位：中共义乌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