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潘永光 笔录者：朱耀照

我叫潘永光，1931年生，浦江县人，自幼喜欢绘画，1981年加入浙江省美术家协会，2012年被评为金华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年画）传承人。

浦江县岩头镇芳地村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我从小受到它的艺术浸染。当时，村里有一名60多岁的画家，叫黄寒山。他年轻时读过大学，后来在中学教书。新中国成立后，在家靠卖画为生。我家离他家不远，我常去他家看他绘画。他先用铅笔画出轮廓，再用各种颜色填充。我最喜欢看他填色，等一块块色彩全填涂上去后，一个个人物，像施了魔术一样，都活了过来。他的生意不错，每次到岩头集市去卖，都有不菲的收入。尤其到了年关，他只要将自己画的年画，如《关公》《刘海钓蟾》《渔翁得利》《老寿星》《胖娃娃》等，在集市上挂出去的，基本都能卖掉。我想，长大了也要当这样的画家。

在村里，喜欢绘画的还有黄世鹏兄弟三人。他们住在我家的对门，年龄比我大。有时，我也会跑过去跟他们一起画。黄世鹏他们画关公，画劈山救母的沉香，我则画孙悟空。童年，在无忧无虑中一晃而过。

到了13岁，我小学毕业。因招生人数少，没能读初中。我就待在家里，一边劳作，一边绘画，继续做着画家的梦。

1963年，我15岁。在衢州某部当宣传科科长的堂哥了解到我会绘画后，就让我到他的部队学画毛主席像。他给我找了位油画老师，叫郭炳旺。郭老师对我很关注，将画毛主席像的全部要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我呢，也拼命学习，苦练本领。两个月不到，我就出师了。

紧接着，堂哥到衢州一中驻军支教，我也跟了过去。他让我在一块大布上画毛主席像。画好后，让学校里的负责人来品评。他们都说画得很像，而且比原来挂的那张逼真多了。最后，我的画像替代了原来的画像，挂在学校正大门。

学校负责人对我很赏识，说要表彰我。这时，我灵机一动，说，我不需要表彰，只是想在衢州一中上学。他马上答应了。我非常高兴，又可在学校里读书了。但到后来，学校搞“革命”，停学了。学了一年半，说是毕业了，但没有发毕业证书。我就拿着学校给的一张学历证明和一部《毛主席选集》回来了。那部《毛主席选集》在老家办民校时，被我送到了校图书馆。

到了浦江，我拿着学历证明和介绍信，找到宣传部门。当他们得知我会画毛主席像，非常高兴，让我到文化馆工作。

在那个时期，我画过很多毛主席的像。

我在浦江画的第一张毛主席像，是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的画像。这是我找到他们，主动要求画在浦江中学的墙壁上的。画像里，毛主席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穿着军装，举着手向人们招手。画好后，人人都说好。有人在作文中写道，一走进学校大门，就见到和蔼可亲的毛主席在向他招手，便有一种温暖从心底升起。

第二张画像是在浦江县机械厂，这是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只见他穿着长衫，手拿雨伞，风尘仆仆，正往前走，炯炯有神的眼睛透露着坚毅和自信。工人们说，抬头见了此画，浑身都有一股力量。

最难忘的是在浦江县城的中心——红太阳广场画毛主席的画像。这应该是浦江县最大一幅画像，有40米高。正面为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反面为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的画像。我们共有四人参与，其中两人为浙江美院的老师，还有电影队的王仲英和我。我们既感到荣幸，又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点都不敢马虎。先打草图，再进行一遍遍讨论，以便不出现一点瑕疵。等到竣工，已是好几个月后了。

画毛主席像，应是中规中矩的活儿，一点不敢自由发挥。年轻的我，更喜欢自由创作。

那时我虽在文化馆工作，身份还是农民，有时还要到生产队干活。1969年夏天，浦江大旱。那天，我踏着水车，往田里注水。忽然，头顶传来一阵轰鸣声，抬头一看，天上一架飞机从东往西飞过。不一会，阴云密布，大颗雨点扑面而来。这一场雨下得很大，各地的旱情得到了缓解。事后，听人说，这是人工降雨。我心情十分激动。回到家后，就拿起画笔进行构思，最后画了一张《毛主席送来幸福雨》的国画。这是我自由创作的第一张画。后来，这张画被送到县展览馆展览，干部和群众看了，都说很不错。

不久，浦江县涌现出全国机械化先进村——平一大队，县文化馆就派我去创作写生。我早出晚归，有时甚至住在村里，一边观察，一边构思创作。当时精力充沛，激情四溢，短时间里创作了好几幅优秀的艺术作品。

其中，《喜开新镰》是第一次被拿到省展览馆展出的美术作品。紧接着，《苗儿青青》和反映拖拉机驾驶员为学生传授拖拉机的基本知识的《广阔课堂》等，也先后入选省展览馆，参加各种活动的展出。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有意识地转向年画创作。我的第一张年画《鲤鱼跳龙门》应算是歪打正着的。它跟其他画作一样，原本是随意画之的。它被送到省里后，顺利进入省展览馆展出。原以为这幅画的造化到此结束了。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打来电话，问我能否将这幅画作为年画出版印刷。我非常高兴，连连答应，并表示感谢。不久，就寄来稿费3000元。当时我的工资是33元，这笔钱对我来说，算是巨款。我激动万分，一夜未眠。

这一幅画总共印刷了30万张，后来，出版社又寄给我1500元，说是作为版税。

1981年，文化馆介绍我到浦江工艺厂体验生活。在这里，我跟工艺美术家们相互交流，共同学习，绘就了《心灵手巧》和《竹乡飞出金凤凰》等年画。它们都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印数基本在25万张以上。

不久，我获准加入浙江省美术家协会，并由协会介绍，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年画科学习。在短暂的8个月中，我认识了黄秒发、金梅生、江南春等老师。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对年画有了更深的理解。学习期间，还创作了《宝莲灯》等年画，由甘肃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进修回来，正值年画市场红火的时候。邻县好几个经营年画的老板，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我家，要我给他们设计年画。他们给的条件非常优厚。当时我在文化馆仍属帮忙性质，于是便答应了。先是给他们画《门神》《金猫富贵》《一帆风顺》，后是画《四大伟人》《十大元帅》等。

在创作年画中，我还继续学习，不断提高。有一年，因绘画的事到磐安县尖山村，走进一户人家，见到在墙壁上还张贴着一张《福禄寿喜》的年画，非常高兴。我跟同行的几个人说：“这张年画是我画的。”他们一边观赏，一边称赞，说这张画将四个神仙都画活了。

这时，主人家走上前来。这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驼着背。他对我说：“这画好是好，只是这四个神仙的眼睛都是弯弯的。无论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当时，我的脸火辣辣的。我紧握着老人的手说：“不是天天看这张画，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老人家，你看出了我画作的不足，真该谢谢你呀！”

从那以后，我就关注各个年龄段的人的眼睛，观察小孩子的笑眼和老人家的区别。后来，我画年画就不再千篇一律了。

那几年，我一共创作了50余张年画。印数都是几十万张。有的还因生意太好，进行了三次四次印刷。这些年画销往全国各地，走进千家万户。浦江，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时，在亲戚家拜年，见到有人在看我设计的年画，心里美滋滋的。当他们知道是我设计的，都纷纷竖起大拇指。

这些年，我已不再继续进行纯粹的年画创作。但对年画，我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情。年画与一般美术画的区别，在于通俗易懂，在于贴近群众，在于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它不属于高大上，也不是阳春白雪，但它寄寓了人民千百年来的美好愿望。它的历史是厚重的。我希望，我们的后代不要忘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