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小时候，我的乡愁是被一张张零散的《金华日报》连缀起来的。

上世纪60年代，新婚不久的父母就离家西行，响应国家号召去新疆支边，在戈壁滩上住地窝子、垦荒造田，一去就是半辈子。“身份是工人，工作是农民”，是他们那代兵团人的最典型特征。劳作之余，难免想家，但他们读书不多，又拙于言辞，跟我们姐弟说起老家，大多是些家事村事，到了“金华”这种大一点的概念，往往语焉不详，以至于我们心里的那个故乡，只有一个在信封上能看到的地址和几个名词，让人充满向往，却又无从捉摸。

我们那时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边缘，出门不远就是戈壁，文化生活也像沙漠一样贫瘠。团级建制、占地数百平方公里的国营农场，只在团部有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小人书和贴画占了货架的大部分位置，有几本书一目了然。不过，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连队里各类报纸倒是不少，是我儿时重要的课外读物。父亲回老家探亲，带回的物品经常会用旧报纸包裹，最常用的当然就是《金华日报》。待到包裹拆开物品归位，剩下的旧报纸抻平，就成了我的“必读书目”。那时还不知道“乡愁”这个概念，只因为是“老家的报纸”，天然就有一分亲切。那种感觉，就像某个新学期突然在语文课本上读到《记金华的双龙洞》一样。

考上大学那年，我第一次回老家长住。人地生疏又言语不通，常靠翻阅大姐从单位带回的报纸解闷。除了《金华日报》，那时看过的还有《金华晚报》《金华县报》《信息参考报》，以及不知哪个年份的《婺州生活报》，近几年常听人说起的“婺派建筑”，最早就是从《婺州生活报》上看到的。以这些新新旧旧的“金报”为原点，我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金华的历史、文化、风俗，多年来对故乡模糊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

或许是机缘巧合，大学毕业后，我回到金华工作，老金华人的后代成了新金华人，也真是很有意思。上班没几天，我就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按单位的传统，会给员工每人订一份《金华日报》。从那时起，故乡的这几份报纸就真正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我曾经跟人开玩笑说，与金报结缘20余年，基本可以用“投过稿、发过表、得过奖、合过作、放过炮”来概括。“投稿”“发表”无需解说，“得奖”是评上过报社的年度“积极通讯员”，“合作”是和报社记者一起为单位重要活动做宣传，“放炮”则是在读者座谈会上提过意见。因为在单位里从事文化宣传工作，我从金报那里学到的不仅有新闻写作的技巧，也有对政策的理解和观察分析事物的方法。其间还有些事，对我来说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报纸与读者、编辑与作者、记者与受访对象层面的意义，至今记忆犹新。

一件事是和工作相关的。2008年汶川地震，我所在的企业第一时间捐出药品，专车运往灾区，是金华市的第一批救援物资。我也随车前往。因为灾害发生突然，信息传播手段有限，从金华到成都救援物资集散中心的三天里，我一直通过手机短信，将行程进度、沿途见闻发给日报记者胡国洪，再由他向金华网友通报和互动；到成都当晚，我又连夜将送药经历整理成文发出，等到办完所有手续，终于能在返程的汽车上安心打瞌睡的时候，《送药进川日记》在《金华日报》刊出。虽然现在回头来看，这篇“三日记”只是文采平平的流水账，却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发生重大事件时报纸的力量。

另一件事则是和个人兴趣相关。2003年，在“金华第一剪”王风老人的倡导下，金华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剪纸艺术委员会，我也加入其中。之后这些年，协会重要活动、会员创作成绩方面的宣传，得到了“金报”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当时的晚报记者琚红征、马骠组织的“迎新春、送剪纸”活动，在市民中引起非常好的反响。现场热闹活跃，展示技艺的会员、参加活动的大人小孩都很开心。直到活动结束清理现场时，还有几名阿姨兴冲冲地赶来，又带着惋惜离去。后来我去买房，售楼部的经理大姐一见面就很热络地说：“你就是剪纸协会的那个吧？”搞得我既惊讶又不好意思。

不知不觉二十多年过去，我从新金华人变成老金华人，因为金报的这份缘，和一些记者、编辑，以及同好们成为朋友。当下公众阅读电子化成为时尚，金报也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调整改变，努力与成绩有目共睹。在我心里，曾经被《金华日报》连缀起的那份乡愁，也已经被时光酿成一坛陈酒，历久弥新，日渐醇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