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文

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同意开展“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10多年来，试点工作取得巨大成效，义乌外贸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从改革前2010年的1‰提高至2023年的21.1‰，为全国外贸稳增长、体制机制创新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作出重要贡献。日前，国务院批复同意《浙江省义乌市深化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总体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方案文本，意味着义乌国贸改革迈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将释放出巨大的“乘数”效应，为浙江和全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等作出更大贡献。

一 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

上一轮义乌国贸改革自获批以来，围绕贸易体制机制改革、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高水平开放平台打造、政务服务变革创新等创造性开展工作，从“点”上推进先行先试的探索实践，促进垂直管理“线”上的体制机制改革，带动浙江、全国“面”上的外贸增长和转型提升，形成了显著的“点、线、面”有机联动效应。当前，内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以及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企业利润空间压缩等挑战，都需要通过深化新一轮国贸改革予以破解。

开展国贸综合改革试点10多年来，义乌日渐发展壮大，已成“彪形大汉”，也遇到了新的“天花板”、新的“成长的烦恼”，尤其是面临一些亟待破解的法律法规、行政管理体制、资源要素配置等瓶颈制约难题。例如，义乌已成为一个常住人口近200万（190.3万）的Ⅱ型大城市，其体量已远超一般县级市的范畴，日益受到县级城市定位的困扰。亟须通过新一轮改革，创新行政职权、资源要素等的配置方式，进一步激发和释放义乌市场、产业、外贸、城市等的发展潜力、活力和动力，从而更好地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为拓展国内国际市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作出更大贡献”的殷殷嘱托。

二 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的突破方向

上一轮国贸改革，义乌聚焦出口领域，重点解决了便利化“卖全球”的问题。但要建成真正的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世界小商品之都，就必须在出口和进口两端发力，使义乌成为中国商品走向国际市场和全球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因而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将在迭代深化“卖全球”的同时，着力在“买全球”上加速破局，形成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买全球、卖全球”大格局。

推动进口领域体制机制、贸易流程、监管方式等的改革创新，进口更多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体现。当前，在进口领域还存在一些体制机制难题亟待破解，尤其是义乌的进口贸易主体规模普遍较小、境外货源渠道多元、小批量多批次特征明显，在相关进口证照的提供上面临成本高、难度大等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探索“进口消费品正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证照办理、进口通关流程、监管方式等，促进进口的便利化，更好地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

三 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突出强调标准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曾经，我们依靠商品的低价优势拓展国际市场，但很多出口商品的附加值比较低，处于“出口十亿件衬衫才能换一架客机”的尴尬境地。如何从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品牌、标准等的竞争，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肩负的一项重任。

鉴于此，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将大力推进标准建设，如推动“标准进市场”，建立小商品标准体系，以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走出去”；实施小商品标准制度型开放试点，鼓励境内外企业、平台、协会商会等共同参与标准制定工作；推进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进中外标准互认，等等。这些均预示着外贸竞争方式的显著转变，也彰显了义乌以标准为引领，推动市场、产业、外贸等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通过提升在小商品生产、贸易领域的标准影响力、话语权，增强对小商品国际标准的主导权，将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从而获取更高收益。

四 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的制度创新意义

上一轮义乌国贸改革，通过推进外贸领域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尤其是针对小商品贸易参与主体多、商品种类多、多批次小批量、拼箱组货运输等特点，创设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建立“一机制五配套一平台”制度架构，即内外贸一体化机制，商务、海关、税务、外汇、市场监管等五方面配套政策体系，“市场采购贸易联网信息平台”这一监管服务载体，有力地破解了中小微企业乃至普通大众低门槛地参与国际贸易、单小货杂的商品便利化通关走向世界这两大制度难题。

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依然是围绕中小微企业这一主要的交易主体和小商品这一主要的交易对象，从满足他们特色化的贸易需求来推进制度设计和创新。传统的外贸制度设计、基础设施、配套服务等主要围绕大中型企业的交易特点和需求展开，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中小微企业乃至普通大众缺乏便利化参与国际贸易的制度环境和条件。因而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将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加快从商品“走出去”向规则、标准、服务等全方位“走出去”升级，破解贸易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搜寻、签约、支付、物流等各种贸易成本，更好地赋能全国乃至全球的中小微企业，让他们能够更加低门槛、便利化地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分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促进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

五 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的财富创造效应

上一轮义乌国贸改革，不仅给义乌自身带来“富民强市”效应，2023年义乌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2.3倍，成为浙江省首个存贷款余额超万亿元的县级市；与此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义乌市场、产业、外贸等辐射范围的拓展，义乌市场与20多个省份的产业集群耦合，带动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发展、3200万以上劳动力就业，为全国500多万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来料加工业务，他们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生计，从而形成了鲜明的跨区域共富效应。

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将着眼为国家试制度、为企业谋发展、为群众谋福利，通过进一步深化集成改革、综合创新，促进制度供给更精准赋能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更快速响应市场经营主体需求、更广泛激活区域发展活力，从而形成更大的财富创造效应。尤其是顺应贸易数字化和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以数字变革推动小商品贸易“人、货、场、链”系统化升级。近年来，贸易数字化发展速度非常快，跨境电商、网络直播、人工智能等蓬勃兴起，义乌许多女经营户利用Chinagoods等网络展销平台上传一段视频，借助AI技术就可以翻译成数十个国家的语言，极大地提升了国际传播力，更好、更快地开拓国际市场。义乌新一轮国贸改革就是要适应上述变化和趋势，通过深化相关的监管服务制度改革，为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赋能添翼，让各种技术创新、业态创新转化为现实收益。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研究员、浙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