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潮海

冯雪峰（1903—1976），中国著名作家、诗人、翻译家、文艺理论家、编辑出版家。

就其一生而言，冯雪峰在上海待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他参与了不少与中国革命进程、国家前途命运相关的大事。

志同者 道相合

1928年，在上海友人戴望舒、施蛰存、杜衡（苏汶）的帮助下，从北京南下上海，同戴望舒、杜衡一起住在松江宝山里施蛰存家中，共同创办《文学工场》。这虽不是冯雪峰第一次前往上海，却是向上海迈出的重要一步。

从1929年2月到1951年5月，他在虹口断断续续居住、生活、工作。其间，有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尤其是与一些名人的交往。

与宋庆龄的交往。早在1927年，冯雪峰就协助宋庆龄筹备远东反战大会。这次远东反战大会，对于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936年4月上旬，冯雪峰从山西奉调回陕北瓦窑堡后，中央决定派他到上海工作。党中央给的任务有四项，“我记得第一个任务是周总理亲自交给我的，并交给我密码，约定我用李允生这名字。”（见《新文学史料》第2辑，1979年2月版）。

冯雪峰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和特科成员徐强接上关系，后来按照宋庆龄提出的要求，希望党组织经常与她联系，于是派徐强夫人李云作为党组织和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

当鲁迅先生逝世后，冯雪峰又与宋庆龄共同主持鲁迅葬礼。

与茅盾的交往。1930年4月5日，到景云里茅盾家中，是冯雪峰与茅盾第一次见面。

茅盾家是一幢坐北朝南、青砖青瓦的石库门房屋。1927年至1928年，茅盾曾居住于此。“茅盾在景云里住了将近一年。1928年7月，他东渡日本。但景云里依然被文坛巨匠们所青睐，鲁迅、冯雪峰等都曾在这条里弄中安家”（《光荣之城》，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21年4月版）。

“大约1931年5月初的一天，我把几份刚出版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1期送给茅盾先生。”“过了几天我再到茅盾先生家去。”（冯雪峰《回忆鲁迅》）。又是他，为茅盾《子夜》的创作，以饱满的热情时刻给予关注，《子夜》部分章节在《文学月报》上连载后，冯雪峰委托丁玲举办茶话会予以庆祝，当有人曲解时，冯雪峰专门撰写评论予以肯定。

与丁玲的交往。1931年，胡也频牺牲后，丁玲将幼子送往湖南交给母亲抚养，随后返回上海。四五月间，冯雪峰与潘汉年代表组织看望她，丁玲提出想去江西苏区。

冯雪峰与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张闻天商量后，叫丁玲到兆丰公园与张闻天直接面谈。后经中宣部研究决定，让丁玲留在上海主编拟创办的“左联”公开发行刊物《北斗》。

是年7月30日，冯雪峰陪同丁玲拜访鲁迅，为《北斗》创刊号选插图。鲁迅向丁玲推介了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并答应为这幅画写说明。

与瞿秋白的交往。1931年5月初，冯雪峰将刚出版的《前哨》杂志送往茅盾家。在这里，冯雪峰遇见了他仰慕已久的瞿秋白。首次见面，双方都留下美好印象。

几天后，在茅盾家里，瞿秋白十分信任地委托冯雪峰帮他租赁房子：“沈德鸿（茅盾原名）家的住房偏小，我们夫妇俩住在这里给他添了不少麻烦，我很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搬出去住，你能帮我看看吗？”冯雪峰满口答应，介绍了受“五四”影响，思想进步、爱好文学的谢澹如，他的寓所单门独院，环境清幽宁静，瞿秋白夫妇十分满意。

瞿秋白与鲁迅成为至交，也是通过冯雪峰介绍的。据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回忆：“秋白和鲁迅的第一次会晤，是在1932年夏天，我们从毕兴坊搬回紫霞路以后。那天早饭后，秋白非常高兴地同冯雪峰去拜访鲁迅，直到晚上才回家。这个渴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实现，他兴奋地告诉我他初次与鲁迅见面的经过，说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他已邀请鲁迅全家到我们家来玩，鲁迅高兴地答应了。”

陪同鲁迅全家第一次访瞿秋白也是冯雪峰。1932年9月1日，冯雪峰陪同鲁迅一家三口到紫霞路68号，访寓居在谢澹如家的瞿秋白夫妇。是日《鲁迅日记》：“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瞿家夫妇，在其寓午餐。”

1932年12月11日，冯雪峰与瞿秋白夫妇受邀到鲁迅家晚餐。是日《鲁迅日记》：“治馔六种邀乐扬（冯雪峰）、维宁（瞿秋白）及其夫人夜饭，三弟亦至。”

从此后，冯雪峰经常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穿梭往来，充当信使的作用，三人往来密切，结下深厚的友谊。

一阕歌 动九州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正是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国民党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时期。这时，冯雪峰到上海，时时处于被敌人追杀的危险之中。但就是在这种处境中，他依然不畏艰险，干出不少足以存史的大事。

1931年10月，在瞿秋白指导下，为“左联”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于11月“左联”执委会上通过，11月25日在《文学导报》半月刊第8期上发表。

1932年1月17日，在南市公共体育场参加由反日大同盟举行的上海各界人民抗日大会。会上，他挺身而出，代表“左联”作了观点鲜明、立场坚定的发言。

1932年2月3日，与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丁玲、胡愈之等四十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希望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文化团体及作家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

1936年4月，冯雪峰从陕北到上海，在鲁迅家中向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史沫特莱详细介绍红军长征胜利的经过，史沫特莱把中央红军长征顺利抵达陕北的真实情况，最先向全世界传播，影响颇大。当然，向全世界人民宣传长征最有影响力的是斯诺的《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而据外调材料记载，安排美国记者前往陕北采访，以及为斯诺密写了给毛泽东的介绍信，均为冯雪峰。

在上海期间，为沟通中国共产党和党的其他领导人，冯雪峰也做了大量工作。如1930年5月7日在爵祷饭店会见李立三，1932年秋冬之间，冯雪峰还安排当时在上海养伤的鄂豫皖边区的红军指挥员陈赓和鲁迅的两次会见，第一次由冯雪峰自己陪同，第二次由冯雪峰指派楼适夷陪同（见楼适夷《鲁迅二次见陈赓》，载《鲁迅回忆录》[二]1979年6月上海文艺版）。在会见中陈赓向鲁迅介绍了红军反“围剿”的战斗故事，还画了红军战斗的军事形势草图，后鲁迅一直珍藏着，现还保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心相通 情相融

1928年12月9日，由柔石陪同，在上海第一次拜访鲁迅。首次去见鲁迅先生，主要是“从柔石谈到鲁迅先生的话里，觉得鲁迅先生是很好接近的，他是真正帮助青年的”。同时，冯雪峰当时“从日本文译本转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作品”碰到疑难，知道鲁迅也在从事这方面的转译，所以去请教。此外是去同鲁迅“商量编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丛书”。

1929年初，冯雪峰计划编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得到鲁迅的支持，这是我国最早的一套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专著。

后又与鲁迅共同编辑出版《萌芽月刊》，鲁迅为之设计封面并撰稿。《萌芽月刊》作为“左联”最早的机关刊物之一，在左翼文学运动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鲁迅、茅盾在为《草鞋脚》写的《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中言：“这个杂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外国文学名著的介绍是尽过力的。”并特别指明“这个刊物是冯雪峰主编”。

1929年2月，在柔石的帮助下，借住于茅盾家中，这个房子的后门斜对着鲁迅的家，晚饭后他常去鲁迅家谈工作直到深夜，而且双方“谈话就一次比一次多了”。鲁迅夫人许广平说：“F（指冯雪峰）在闸北和先生住在同里，而对门即见，每天夜饭后，他在晒台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他为人颇硬气，主见很深，很活泼，也很用功，研究社会科学，时向鲁迅质疑问难，甚为相得。”

当时文艺界传说鲁迅非常严峻，是一位不易接近的怪僻老人。可冯雪峰与鲁迅之间却完全不一样，随着交往愈来愈多，师生友情也愈来愈深。他们两人在一起似乎有谈不完的话题。不是鲁迅谈翻译文章，读书的收获与感想，就是冯雪峰谈听来的新闻，谈种种社会见闻和自己的看法。只要冯雪峰一去，鲁迅就让他坐下，愉快地说起最近译了什么作品，看了什么书，紧接着说：“实在得益匪浅。”这时，鲁迅在冯雪峰眼中非常健谈，显得快乐而年轻，还不时夹着爽朗的笑声。有时鲁迅非常随意地闲谈到什么话题，结果一聊就扯到前后并不相关的另一件事情上去，不知不觉中又谈到自己。冯雪峰谈到什么人或什么刊物上的一些事情时，鲁迅也会眉头一皱或脸一沉，流露出他的憎恶情绪来。

1929年10月，奉党组织之令同鲁迅商谈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2月16日，冯雪峰与鲁迅、柔石等在公啡咖啡馆参加“左联”筹备会议。3月2日，在中华艺术大学举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鲁迅在会上作了讲话。几天之内，冯雪峰将鲁迅的讲话结合他平时的谈话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经鲁迅润笔后，署“鲁迅讲 王黎民记”发表于《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在上海的冯雪峰，生活中与鲁迅如同亲人般相互关爱，如1930年10月6日，冯雪峰与妻子及柔石受邀到鲁迅家中共度中秋佳节。《鲁迅日记》：“是日为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甫、雪峰及其夫人于夜间同食。”

1930年9月17日，冯雪峰会同柔石、冯乃超、董绍明等左联人士，发起鲁迅五十诞辰纪念会，叶圣陶、茅盾、傅东华、史沫特莱等30多人参加。

方志敏在狱中所写的致中共中央的密信和《可爱的中国》手稿，秘密带出监狱后委托鲁迅转交党中央。这两份珍贵的革命文物，也由鲁迅亲手交给冯雪峰转交和保管（见冯雪峰《〈可爱的中国〉出版说明》），可看出鲁迅对冯雪峰的信任。

也正由于冯雪峰的沟通，便有了鲁迅、茅盾联名致中国工农红军的贺电。贺电犹如火石预言：“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此贺电在中共西北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全文刊出，成为中国红色历史的重要文献。以后，鲁迅又以挚诚的心情表达对共产党人的敬仰：“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以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鲁迅与世长辞，“他的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红军东征战役的中共中央特派员冯雪峰，迅速向陕北的中共中央报告了这一噩耗”（《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20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为表示中国共产党对鲁迅的深切悼念，经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短暂商量后，迅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出4份电报，其中一份是“给冯雪峰的专电，责成他代表中共中央全权主持鲁迅治丧工作”（同上205页）。

这真是：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人之知心，贵在道合。

（作者系义乌市文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