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振华

一

明代义乌虞守愚、虞德烨祖孙藏书被当时著名学者、兰溪藏书家胡应麟“巧取豪夺”，是藏书史上流传甚广的一桩公案。此事之记载出处，始见于明人谢肇淛所撰笔记《五杂组》卷十三：

胡元瑞书，盖得之金华虞参政家者。虞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彴（独木桥），夜则去之，榜其门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其后子孙不能守，元瑞啖以重价，绐令尽室载至，凡数巨舰。及至，则曰：“吾贫不能偿也。”复令载归。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于得金，反托亲识居间，减价售之，计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书雄海内。

谢肇淛与虞德烨、胡应麟是同时代人。谢肇淛亦当时名藏书家，收集宋人文集颇富，贮于小草斋中，藏书名耀东南。由此，谢肇淛于当日书界藏书聚散之事，应了如指掌。而这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此一记载的可信度。

此后，明末清初历史学家谈迁和查慎行亦分别于各自所撰笔记中，以论说藏书之聚散而采撷了此说。谈迁《枣林艺篑》“厄书”一条记此事云：

藏书，佳事也，阖省不数家，家不数传。如浦江义门郑氏，八万卷毁于火。义乌虞侍郎守愚、参政德烨父子（实为祖孙），楼藏数万卷，署曰：“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后兰溪胡孝廉应麟，贱直（值）得之，今亦佚尽。

查慎行《人海记》卷下“藏书之厄”条记此事，文句与《枣林艺篑》所记几同，不再征引。

以上征引两则，传递出数项信息：一为虞守愚、虞德烨祖孙，经三世聚藏，藏书已达“数万卷”之巨，并筑有藏书楼贮之。二为他们的藏书因虞德烨子孙不能守，而被一朝贱卖。三为胡应麟系以贱值得虞氏藏书，并施以不甚光彩之手段。

前两项原属寻常，惟称胡应麟以术得虞氏藏书，却是严重的指控。事实果如此否？于此我们不妨对虞守愚、虞德烨和胡应麟三人先作一番了解。

二

虞守愚（1483～1569），字惟明，号东崖，义乌华溪人。正德八年（1513）举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

虞守愚性颖悟端方，文才出众。少时就学于村东永泰庵，其父积劳成疾去世，虞守愚哀痛至极，在父墓旁建草庐，立志守墓十年。寒暑三易，刻苦攻读经书，虽形容憔悴，未尝稍怠。母亲何氏十分痛惜，请亲友上山强行拆毁草庐方始迫其归家。

嘉靖十七年（1538），弟虞守鲁病故，虞守愚闻耗并念及慈母年迈，遂具疏乞归，侍母终养。归未及半月，母何氏去世，于是守墓三年，其间“筑书舍东岩，有终焉之志”。虞守愚的“终焉之志”并未实现，亲友劝迫之下，仍回京复职。

虞守愚虽历仕官位甚多，公务繁冗，然不辍读书撰述，有《虔台拙稿》《东厓文集》《四书一得录》《经书一得录》诸著，又主修《虔台志》十二卷。晚年退归乡园，终日正襟危坐于书斋，从事著述，同时致力于族祖虞抟遗著之整理。

除了自己勤于撰述，虞守愚也热心刻书。当仕途渐入佳境，囊有余财，他便开始了他的刻书之业。虞守愚最早一次刻书是在嘉靖十年（1531），所刊书为义乌乡贤黄溍的《重刊黄文献公文集》十卷；次年，时在福建巡御史任上的他，又联同福建按察使胡仲（申岳）、副使张用载（大轮）及苏信、蒋诏等人筹资重刻了卷帙颇巨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嘉靖二十年（1541），虞守愚居家丁忧，其间刻印了兰溪章懋的《枫山章先生文集》四卷《实纪》一卷；嘉靖二十五年（1546）江西巡抚任上，为晋陵蒋孝校刊之《陶靖节集》作序。不难发现，每官一地，虞守愚都为当地前贤文集的刊印不遗余力。

虞守愚致仕后，“辟自得园，岁课读德烨”。虞德烨系虞守愚孙，嘉靖四十三年（1564）举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历仕兵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扬州知府等。许是得益于祖父遗教，虞德烨为官之余，亦喜刻书，尤于扬州知府任上，专辟室为之，室名资政左室，所刊书流传至今者有《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十三卷《直音篇》七卷、《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墨池编》六卷。其自著则有《自得园诗集》四卷。

华溪虞氏，自宋嘉定十六年（1223）虞复登进士第始，历代读书风气颇盛，簪缨者不绝。虞复曾在滴水岩构滴珠书院以藏书；此后以一姓之家族，先后建有钟山书院、纯吾书院，在义乌可谓绝无仅有。在如此氛围中，虞守愚、虞德烨祖孙以读书为起点，终致藏书、著书、刻书并举，积数世之功，藏书“数万卷”，实不足为奇。

谢肇淛称虞氏藏书因虞德烨“子孙不能守”，将之货卖。然考诸虞德烨子孙辈之情形，则可知此说似难成立。虞德烨子孙辈俱是读书之辈，明礼有德，他们的功名和建树，虽远不及虞德烨，然也绝非凡俗之人。以此情形，指其不能守父辈藏书，将家藏数万卷急不可耐地一次贱卖，实在难以说通。

谢肇淛与虞德烨为同时代人，大抵难以见得虞德烨孙辈情形。

虞德烨诸孙，情形与其父辈大体相同。虞国镇为崇祯元年进士，初授香山县知县，打击葡萄牙人入侵澳门，剿除海盗，功绩卓著，累仕至翰林院检讨。著有《礼记易简录》《蓉山子集》《光绍堂诗草》《虞进士联捷稿》《问心草》《对扬录》。由此观之，虞德烨孙辈亦非会贱卖藏书之人。

三

从虞氏家族情形而言，贱卖藏书之事似属无稽。那么，就胡应麟而言，以不光彩手段巧取豪夺，是否合乎情理？

王世贞《二酉山房记》记胡应麟聚书经过云：

余友人胡元瑞，性嗜古籍，少从其父宪使君京师。君故宦薄，而元瑞以嗜书故，有所购访，时时乞月俸不给，则脱妇簪珥以酬之。又不给，则解衣以继之。元瑞之橐，无所不罄，而独其载书，陆则惠子，水则米生，盖十余岁而尽毁其家以为书，录其余资，以治屋而藏焉。……故人黎惟敬以古隶篆其楣，曰二酉藏书山房，而属余为之记。……元瑞以匹夫之敌，而阛阓之守，仅十余年，而至四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卷，不亦难哉？

胡应麟自撰之《二酉山房记》一文中，曾自述藏书观曰：“书之为用，枕籍揽观。”即藏书是为阅读，而非收藏观美之用。又兼财力有限，每当购书，市中虽有坐索高价之精绫巨轴，亦“往往视其乙本收之”。至不经见异书，则倒庋倾囊，必为己物。亲友中有上世之藏，帐中之秘，则假归手录。“每耳目所值，有当于心，顾恋徘徊，寝食俱废。一旦持归，亟披亟阅，手足蹈舞，骤遇者率以为狂，而家人习见弗怪也。”“年日益壮，而嗜日益笃，书日益富，家日益贫”，以致“敝庐仅仅蔽风雨”。胡应麟“节缩于朝晡，辗转于称贷，反侧于寤寐，旁午于校雠者二十年”，终于使其藏书成为“越中诸世家顾无能逾过者”。此诚如他自己所言，“皆非偶然”。

而其撰著之《经籍会通》卷四又云：

余自髫岁，夙婴书癖。稍长，从家大人宦游诸省，遍历燕、吴、齐、赵、鲁、卫之墟，补缀拮据，垂三十载。……大率穷搜委巷，广乞名流，录之故家，求诸绝域。中间节衣缩食，衡虑困心，体肤筋骨，靡所不惫。

由王世贞记述及胡应麟自述，可知其藏书之得，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以此才成为有明一代屈指可数的藏书大家。故此，对于谢肇淛所称胡应麟系以欺骗手段得虞氏藏书，历史学家黄云眉在《明史考证》中提出了质疑：“核之元瑞《会通》所述购书经过，殆不足据。且《会通》尝讥越中诸贾‘每瞷故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术钩致，或就其家猎取’。如《杂组》（《五杂组》）云云，是元瑞躬袭彼等垄断之智矣。然既有其说，姑录之以存异闻。”

黄云眉的结论是谢肇淛所记“殆不足据”。关于此，我们不妨再从反向推测，设若真如谢肇淛所记，这在当日藏书界乃至整一学界皆非小事，当有他人亦有耳闻并作记载；实际却是没有。

综上，谢肇淛《五杂组》所载关于虞守愚、虞德烨数万卷藏书，因子孙不能守而将之贱卖，胡应麟以术贱买虞氏藏书，两者皆“不足据”。至于虞氏藏书终归何处，因年湮岁远，无其他记录，已无从得知了。

至于池心筑楼以藏书，门榜“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大抵亦属笑谈。今可见之记载，虞守愚于丁忧期间曾“筑书舍东岩”，想其地应非可凿池者。虞德烨曾否筑藏书楼，则无记载。但“楼不延客，书不借人”之句，很形象地反映了历代传统藏书家的心态，故此句流传颇广，清末湖南邵东藏书家曾延权营菜香山馆，藏经史子集数万卷，门亦榜以“楼不延客，书不借人”八字。

此外，李玉安、黄正雨编著之《中国藏书家通典》，曹之著《中国古代图书史》，及《义乌市志》都直接载明虞守愚藏书楼名“东崖书舍”，不知何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