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江涛

20多年前，针对新媒体兴起后党报副刊日渐式微的现状，我曾写过《副刊不“副”》的随笔，拿来佐证观点的论据，便是《联谊报》副刊“浙江潮”和《杭州日报》的“倾听”版。限于篇幅，时有头重脚轻腹中空之困扰。

孙昌建惠赠的《西湖上的初阳》（2024年11月，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洋洋洒洒，20多万字。细细读之，犹如醍醐灌顶，副刊不“副”之执念亦更坚定。

一

在速读时代，标题是留住读者注意的第一道亮光，谓之“题好文一半”。

西湖与初阳，皆为杭州胜景。孙昌建拿来作题，有何用意？他说：西湖是世界文化遗产，是杭州的代名词，亦是杭州日报副刊史上用时最长的副刊名称，现在仍是。“初阳”一名源自西湖边宝石山上的初阳台，寓意为新生和希望，是杭报副刊史上仅次于“西湖”的副刊名——从20世纪50年代起启用，70年代末再次使用，因此由“西湖”和“初阳”结合而成的《西湖上的初阳》最具杭州及杭报副刊的标识作用。

《西湖上的初阳》以“年”为单位，一年一篇，系统综述和论说《当代日报》（1949年至1954年，《杭州日报》前身）和《杭州日报》（1955年至1999年）50年间的副刊特色，共47篇（不含序一、序二）。

报纸副刊历史不长，满打满算也就百来年。然而，一部副刊史，既是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同时又是一部中国现代生活史。

想当年，《南方周末》曾高调宣称：“在这里，读懂中国！”在前不久杭州举行的新著分享会上，孙昌建亦直言：“从‘杭报’副刊，读懂杭州。”

书名左侧还有一个副题《杭州日报副刊五十年》。受孙昌建话语启发，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读懂《西湖上的初阳》，就能掂出副刊沉甸甸的分量。

二

报纸，可分为正刊和副刊。两者之关系，诚如著名文学评论家阎纲所言：“正刊说官话，副刊说人话；正刊说硬话，副刊说软话；正刊照直说，副刊拐弯儿说；正刊是召唤，副刊是警醒……”而孙昌建则认为，副刊须“大众化而不流于庸俗，多样化而不失于杂乱，既生动活泼，又不轻浮油滑。”

副刊是新闻版的延伸，既关注时代，也关注现实和社会。“新闻是报纸的灵魂，副刊是报纸的面孔，报纸耐不耐看主要看副刊。”此乃一位新闻界前辈的话语，相信很多人会认同。比如，《1960年：一个时代开始了》一文说，潘国钧在这一年共发11首诗歌，“内容除了歌颂劳模级的真人之外，还有写国际题材的……因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前期，报纸的头版头条常常是有关亚非拉人民革命的报道，那么到了副刊，就也会有这方面的内容，这样的内容用诗歌来表现当然是最快捷的。”

诗歌是副刊的急先锋，“必须反映时代精神和劳动人民感情；必须具有强烈的革命性和战斗性；必须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次年元旦，《杭州日报》“劲松”副刊发表了诗人孙晓泉的《七律二首·食蟹有感》，开头两句“秋高气爽菊花黄，忽报捉蟹正两双”让人心领神会，而“一自此君入瓮后，且喜饭甜梦也香”更写出了那一代人的喜悦之情。（《1977年：雪里花开花更俏》）

敏感是诗歌的同义词。除却诗歌，散文也是副刊的家常菜，把家常菜做好，才显编辑的水平。譬如，1972年2月26日，“劲松”副刊以《今日西湖分外妖娆》为总题，刊发了《喜看花港展新容》等4篇精心组织的文章，原因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已开启破冰之旅，“于1972年2月21日到达北京，而正是报道见刊的这天上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来到杭州，游览了西湖”。（《1972年：今日西湖分外妖娆》）

副刊是保证质量、扩群引流的重要平台。“可以设想，某一些时期，全中国的头版头条都是大同小异的，但是每个报纸的副刊，至少其气质是有所不同的。”也就是说，副刊是吸引不同读者群的重要因素。

范东升是我当年新闻班的同学，退休前系《联谊报》副刊责编。前不久，他发来一份2024年被《报刊文摘》《中国剪报》等外媒转载的题目清单，总共有100多篇。他在微信里说：“这是我留给报社的句号，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我所以拿老同学说事，是想阐明一个观点：大凡优秀的副刊，都有一群固定的作者。他们既熟知版面风格，又知晓责编“口味”，所撰文稿善于从细处着眼小处入手，尽管只是千字文，但文笔优美，说理透彻，适销对路。

有人说，党报副刊有板着脸孔说话的毛病。我不反对这一观点，但多少有点以偏概全，就像西湖副刊的“倾听”栏目，几年如一日，默默地坚持了一件事情：以倾听的姿态，为小人物立传。栏目开办以来，每周一期，每期六七千字，以“小人物的命运反映大时代的变化”为宗旨，以第一人称口述实录的方式，搜集公众的民间记忆，以小人物的精彩人生折射出大时代的跌宕起伏。试想，如果一本正经地板着脸孔，能屡屡获得各种大奖吗？

副刊有“圈”，决定着一张报纸的品位。杭州是省会城市，“初阳”“劲松”“西湖”又是全国副刊中的翘楚，更兼一批像赵树理、秦牧、陈学昭、牧惠、刘心武、叶兆言、徐城北等现当代文学名家为其撰稿，甚至“给副刊画题插图的，有不少是画坛名宿”。凡此种种，要是放在当下，那可都是流量密钥啊。

副刊是培养作者的摇篮，也是发现人才的阵地。在纪念《金华日报》创办70周年、《东阳日报》创办30周年之际，我曾应邀写过纪念文章，却竭力避免“摇篮”“阵地”等老生常谈之语。因为我想标新立异，不落窠臼。但回到现实中来，还真是这么回事。

“3月10日的‘初阳’刊发了‘浙江省财政厅打字员’王焕均的《郑重声明》一文，讲发明电动打字机的故事，后来这位王老师就成了杭州青少年宫的文学指导老师，在20世纪80年代是杭州不少青年诗人的伯乐。”“这可能也是写作改变了人的命运吧，说起来可能有点夸张，改变工作倒是真的。因为我曾听说一个工人如果当年在《杭州日报》副刊上发个两三首诗，就有可能从一线调到科室去工作了。”（《1960年：一个时代开始了》）

当年，我是看了电视剧《中国神火》后才知晓程蔚东的。孙昌建写道：“可以这么说，程蔚东就是《杭州日报》副刊培养起来的一名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以诗歌见长。”“包括黄亚洲、程蔚东、陈军这些作家都是从《杭州日报》副刊开始文学创作的，而《杭州日报》副刊也一直追踪这些作家的创作之路，这一点是很值得称道的。”

还有吴晓波，当年是新华社浙江分社的记者，“最早给《杭州日报》写专栏是在1993年，那是在经济版上，而到了1995年，他同时有两个专栏出现在《杭州日报》上，经济版一个，副刊版又一个，两种套路都能玩，后来他开始二合一，写出了著名的《大败局》”。

副刊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长廊。无论是党报还是行业报，普及科学文化知识都是责无旁贷的。但“从副刊来看，或者从副刊反映现实来看，似乎有一个规律，即越是缺什么，就越要‘补’什么”。

春节来临，副刊就有《不要吃得过饱》《介绍几种菜肴和点心的做法》《吃咸鱼也有学问》等；风物特产类文稿也是副刊多多益善的题材，比如《小林黄姜》《白塘海藕》《龙井茶叶虎跑水》《飞来峰是飞来的吗》等等。“作为传统副刊，知识性的文章一直都有的，而这种知识性其实也有着一定的导向。”譬如《早婚对身体的害处》《孩子生得太密是不好的》《老鼠迁移是灾难临头的预兆吗》。

文史类文字永远是副刊的标配。历史掌故、名人轶事、古韵遗风、杏林趣话等等，皆属文史范畴。孙昌建说：“一般来说，文史类作者或有较深的学养，或术有专攻，或曾是某一门类的从业者。他们给副刊写稿，多以千字文为主，讲究个通俗易懂。”而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同时，文史类文字亦须兼顾“政治倾向”——历史上有污点，不合主流意识形态，不符当下道德观念……都是上不了版面的。

“它是闲笔又不是闲笔，味道也就在这里，我以为这就是副刊的妙处，也是副刊之魂。”好在文史类文字“是不会过时的，这跟新闻作品不一样，虽然新闻也将是一种历史，而副刊文章则是对历史的一种观照。”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在《西湖上的初阳》里读到许许多多金华元素，不妨辑录几则。

兰溪乡贤“李渔在杭州淘到的第一桶金，就是把名人的信拿去刻印出版，这一招还是蛮厉害的。看来名人在任何年代都是一种资源”。（《雷峰塔下的湖畔飞絮》）

1957年4月14日，《杭州日报》副刊在更名时配发了一篇类似“编者按”的文章，没有说具体执笔者是谁。但“据当年的编辑哈米先生说，当时负责副刊的是朱侃先生，他是义乌人，曾经跟着冯雪峰在上饶集中营坐过牢，在当年的狱友中还有《杭州日报》的创办人之一李士俊先生，后来是李士俊的邀请，朱侃加盟了《杭州日报》副刊”。

在1976年1月《人民文学》复刊号上，“蒋子龙、陆星儿、鲁光、魏巍、李瑛等都有作品刊出”。鲁光，原名徐世成，永康人，曾任中国体育报社社长、总编辑，著名作家。代表作有《中国姑娘》《中国男子汉》等。

1982年10月31日和11月10日，《杭州日报》西湖副刊分别发表了华洛的两篇有关义乌乡贤陈望道的文章：《陈望道与“一师风潮”》和《分水塘的灯光——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

1989年10月10日，《杭州日报》花港副刊刊有华光的《李渔与西湖》一文，估计是替即将出版的《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做的一个“广告”，因为这套全集收录了《金瓶梅》的删节本。

……

三

孙昌建早年供职于杭报集团的《都市快报》，是一名资深媒体人。他说：“我有一个副刊情结，这不知是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情结？因为无论是‘五四一代’的作家，还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一批写作者，都得到过副刊的滋养。”

从不讳言，我是《金华日报》的优秀通讯员，始终对那些甘于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心存感念。

记得10年前，孙昌建赠我《读白》——“刘大白和他的朋友圈”。这一回，他又想到了我，使我真正感受了副刊的地位和作用。我甚至觉得，倘若副刊编辑拥有此书，说不定会成为难得的“练功秘诀”。

当然，也许你会嘀咕，一本研究副刊的文论集有什么看头？那是你不了解作者背景，孙昌建是浙江省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一级作家，又是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诗歌、散文和人物传记样样拿手。在我看来，如果把《西湖上的初阳》比作一张副刊，那49篇文章组成的版面花团锦簇，特别是字里行间弥漫着诗的语感、节奏和韵味，往往让人生发别样情怀。

“就版面分布来讲，如果说第一版是天空和大地的话，那么它的副刊版就属于是自家的一个小园子，以前我们的问题是天空和大地有失空泛，自家的小园子又很逼仄。”（《1978年：新诗万首化园田》）

专栏素来是西湖副刊之强项。“赵健雄关于酒的专栏，篇数不多，但文字极为老辣且清醒。写酒却毫无醉意也没有醉话，这是难能可贵的。赵老师是从内蒙古回来的一位诗人，曾在《草原》担任编辑，其酒量深不可测，但是却从未见他有过醉态，这就已经达到收放自如的状态了，正如他的行文，当年他还跟阿坚、邹静之等一起主理过一张叫《啤酒报》的，听听报名就很带劲。”（《当哭书运之多劫》）

不少副刊是严禁作者一稿多投的。孙昌建却认为：“副刊从不缺名家之作，但有的名家之作，是在全国各地的副刊遍地开花的，并不是独家为你所写，杭州的读者不一定读到南京或广州的报纸，昆明的读者可能也不读哈尔滨的报纸，所以名家名作遍地开花也是一种副刊生态。”（《1998年：热副刊和冷副刊》）

戎国彭是《杭州日报》“倾听”版责编。“就1995年的杭报副刊而言，印象最深的是记者戎国彭采写的《当哭书运之多劫》……此文的可嘉之处是不炒冷饭不掉书袋，而是把这一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甚至放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上来看待和书写，这就使得文章的立意与众不同。”只是，孙昌建在褒扬的同时，还不忘对戎的另一篇文章《文化的分野——如何对待文化事业(上)》提出中肯的批评，认为那样的文章“有夹生饭的感觉”“这从标题上即可看出，因为这有点像小论文的味道，但文章的内容显然又不是小论文，也不是小论文的写法，只是泛泛而论，虽然很是自由，但没有一个主体的抓手，容易流于空泛”。

读这样的文字，犹如喝麻辣烫，甚是过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