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亦武

宇文成祥是传统评书《兴唐传》里的人物。他出身名门，父亲是身居相位的大奸臣宇文化及，兄长是隋唐英雄排行第二的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这位小老弟从小娇生惯养不学无术，偏偏又自信心爆棚，自认为是与哥哥不相上下的英雄好汉。隋炀帝杨广派兵围剿瓦岗寨，从来没打过仗的宇文成祥担任副先锋，只见他，“胯下一匹大肚子红马，一身金盔金甲，背后五杆护背旗。虽说是全身披挂，可是被风一刮，战裙都给掀起来了”，让瓦岗寨的领兵大将秦琼看了直纳闷。原来，宇文成祥嫌家中准备的盔甲太过沉重，临出发前派人到冥衣铺订制了一套纸盔纸甲，看着耀眼醒目，却是金纸裱糊的样子货。如此视上战场如儿戏，后面的故事可想而知，《兴唐传》全书140回，宇文成祥从出场到领盒饭，满打满算也没演足一回。

评书艺人虚构出这位宇文成祥，不乏讽刺奸臣庸子之意，也有为故事增添喜感、调节气氛的目的。不过，如果真的回到故事发生的隋唐时代，用纸来做盔甲，还真算不得什么值得嘲笑的事。

盔甲在中国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皮革制作的盔甲形式的护具。随着矿石开采和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金属盔甲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普及。金属盔甲的坚固当然是优点，其重量却是一大硬伤。从现存的文物资料来看，全套铁制盔甲重达三四十公斤，穿这么一身平常走路都不容易，更不要说长途奔袭或追击敌军了。此外，金属盔甲生产周期长，生产成本高，也给列装军队带来压力。于是乎，作为平替的纸制盔甲应运而生。

《南史·齐本纪》里曾有记载，北魏军队攻打南齐时，当时的齐帝萧宝卷“乃聚兵为固守计，召王侯分置尚书都坐及殿省。尚书旧事，悉充纸铠”，给朝廷大臣配备纸制盔甲以护身。在古代经济最为发达的宋朝，宋仁宗曾经“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司马光《涑水纪闻》），俨然已是军队常备护具。

那么，纸甲的防御能力如何呢？唐宣宗时，徐商镇守蒲州，他手下士兵“襞纸为铠，劲矢不能透”（《新唐书》）。明代杨国桢说得更为详细，“纸甲，用无性极柔之纸，加工捶软，迭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涌幢小品》）。可以抵挡强弓利箭和火铳，足见其防御值不输铁甲。此外，纸甲还有很好的适配性。如在多雨潮湿的南方，铁甲会生锈，皮甲会变质腐烂，潮湿后更结实的纸甲受到军队欢迎。南宋真德秀任泉州知州时，曾经把手头的一百副铁甲分出一半，换来纸甲装备水军。因为同样的原因，明朝军队中也广泛装备纸甲，其中就包括名震天下的戚家军。当然，纸制品的坚硬肯定不如金属，但强度不够，厚度来凑，不管是杨国桢所说“迭厚三寸”，还是《武备志》中的“一寸用绵密辑”，想必都不至于像宇文成祥那样大风一吹就飘飘扬扬。

尤其值得点赞的，是古人制作纸甲的材料。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说，“诏委逐路州军以远年账籍制造”。拿陈年旧账本来做盔甲，充分体现了宋朝人资源综合利用的先进理念。

军队以纸为甲，平民也不妨以纸为衣。现代人衣物多以棉、麻、丝为原料，棉花的普及要等到明朝，丝织品价格昂贵，麻布纤维粗疏保暖性差，质地致密轻薄、以树皮树叶为原料的纸又成了衣料的良好平替。尤其在取暖成本极高的古代，填充了苇絮、茅草、羽毛的纸衣，足以让人安然度过冬天。唐代宗时，“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旧唐书》）。宋朝诗人陆游写过一首《雨寒戏作》：“扫园收槲叶，掊地甃塼炉。幸有藜烹粥，何惭纸作襦。”他家世代官宦生活优渥，还穿着纸制短衣一副安然自乐的样子，可见在当时并非特例。

陆游有的不仅仅是纸衣，还有纸做的被子。他的老朋友朱熹在福建做官，寄给他一条当地的特产纸被，为此他特地写诗答谢：“纸被围身度雪天，白於狐腋软於绵。放翁用处君知否？绝胜蒲团夜坐禅。”（《谢朱元晦寄纸被》）这条纸被子比狐狸的腋皮还白，比丝绵还软，让他开心不已。

古代的纸衣不但便宜、保暖，而且还可以清洗修补。大诗人苏东坡就有这样的经验，“纸被旧而毛起者将破，用黄蜀葵梗五七根，捶碎水浸涎刷之则如新。或用木槿针叶捣水刷之，亦妙 ”（《物类相感志·衣服》）。这种修补翻新的方法，大约相当于给破损处补充一点纸浆。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纸衣的出现是因为保暖，但保暖到不透气也难免给人身体带来负面影响，“衣者不出十年，面黄而气促，绝嗜欲之虑，且不宜浴，盖外风不入而内气不出也”（宋·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因此，当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强制推广棉花种植，规定凡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桑、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加倍，还把棉花列为农业税征收项目之后，短短数十年，棉花“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服之”（明·丘濬《大学衍义补》），纸衣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