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荣军

浙中金华与岭南，两地迢遥千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却存在着一条文化纽带，串联起两地众多大师名贤的精神谱系，见证一段跨越千里的文脉交融佳话。

这个故事，要从晚清一位敢于直谏的金华御史说起。

金华学风 远播岭南

光绪十二年（1886）八月，一道奏疏震动紫禁城。监察御史朱一新竟然胆敢弹劾慈禧身边的红人李莲英，指其“随大臣到天津巡阅海军是太监干政，有违礼制”。这份《预防宦寺流弊疏》让慈禧万分震怒，没想到头铁的朱一新继续上疏，直斥李莲英恃宠而骄。

不出意外，朱一新被连降五级，贬为补六部主事。郁愤难伸之下，他干脆“以母疾请归”，直接辞官回乡。

朱一新，字鼎甫，号蓉生，义乌人，少时就读于金华丽正书院（前身是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丽泽书院），后师事经学大师俞樾。光绪二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是一位真正赓续婺学精神的儒者。

是金子在哪都发光。光绪十四年（1888），两广总督张之洞延请朱一新出山，主讲肇庆端溪书院。次年又转至广州，任广雅书院第二任山长。

广雅书院的创立者是张之洞，第一任山长是广东番禺人梁鼎芬。有意思的是，梁氏也是翰林院编修出身，因弹劾李鸿章得罪慈禧，被连贬五级之后辞官，此后张之洞同样聘其先主讲端溪书院，再主讲广雅书院，到任第二年便由朱一新接任。

两人经历近乎复刻，志趣又相投，遂成为一对好友。梁氏是书法大家，朱一新后来撰《义乌崇义祠碑》文，便请了梁鼎芬书写。

在广东近现代学界，广雅书院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与湖北的两湖书院并称为清末两大书院。朱一新在其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在他主持下，书院进行具有近代化色彩的教学改革，“重实行而屏华士”。在教学内容上，除传统的经史文学，还大量采纳西方的自然科学，包括物理、化学、光学、医学乃至水利、测绘、机械等；教学形式上，从填鸭式教学变成了开放式、问答式教学。朱一新的著作《无邪堂答问》，便是他掌教广雅书院时与学生讨论学问的问答记录。

更重要的是，出身于婺学思想高地丽正书院的朱一新，将金华学派“力学笃行，重史学，重实学”的学风也移植到了岭南。学术精神和学术风尚的影响往往是无形的，正所谓春风化雨，教泽流传，不仅成就了众多岭南学者，两地的文脉交融，也随之澎湃为近代文化思潮中的一抹亮色。

朱一新不止醒眼看世界，同时也慧眼识人才。他与安徽篆刻“黟山派”创始人黄牧甫相交，深知其人其学。其时黄牧甫为广东巡抚吴大澂幕客，吴大澂调任后，黄牧甫仍留在广州，协助广雅书局校书堂工作，但只是临时工。朱一新向张之洞举荐，并通过王秉恩等人说项，得以就任书局分校一职。

朱一新与康有为也有一段密切交往。当时的康有为作为晚辈后生，以新著《新学伪经考》向前辈朱一新请益，两人之间还有过一次彻夜长谈。虽然学术主张迥异，却是君子之争，康有为后来还编有《朱一新论学文存》行世。

1894年，朱一新病殁于广雅书院，广雅学子哀痛不已。两年后，他的弟弟朱怀新任广东顺德知县，将兄长的遗著汇编为《拙盦丛稿》16册。

广雅旧人 缘结宾虹

广雅书院桃李盈门，培育众多英才，他们以出身广雅为傲。其中，广东鹤山人易大厂，在书院毕业20年后，还专门刻了一方“广雅旧学”印章，以纪念母校。

易大厂师从广雅书院梁鼎芬、朱一新等名师习经史，又与广雅书局的黄牧甫金石论交。易氏精通书法、篆刻、绘画、音韵，佛学，是近似于李叔同的一位民国通才。篆刻上，他被沙孟海誉为近代印坛“四象”之一，与吴昌硕、赵叔孺、黄牧甫并称。

除了易大厂，另一位名人纪念广雅书院的方式更加浪漫。

黄节，字昆玉，号纯熙，广东顺德人，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南社成员。曾与章太炎、马叙伦等创立国学保存会。他虽未求学于广雅，但在他的教育生涯中，有过一个重要的身份——广雅书院改制为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后的首任校长。

1913年5月，41岁的黄节北上京华。他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随身携带一幅《广雅书院图》，然后遍请在京名士题诗其上。其间，京中的广雅学子曾习经、罗瘿公等均欣然挥毫。

那么，黄节的《广雅书院图》是请谁画的呢？这个人选，既意外，也不意外——黄宾虹。

与朱一新一样，黄宾虹也是出身于金华丽正书院。他与广雅的渊源，则是另一种脉络。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黄宾虹闻讯后郁郁归里。恰在此时，广雅书局黄牧甫从广东回到家乡，两人在黟县相遇，“相见如故，获观其所治印”。在此期间，黄牧甫自然会提到广雅。

7年之后，黄宾虹因“革命党案”被缉拿而亡命上海。在这个人生的低谷时期，最先张开双臂迎接他的，是广东顺德人士黄节、邓实。一到上海，黄宾虹便加入邓、黄等人创办的“国学保存会”，寄居会馆。这个以提倡国学、鼓吹革命为宗旨的组织，不止成为栖身之所，也成了他新的精神家园。

1912年4月，黄宾虹发起成立金石书画团体“贞社”，以“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为宗旨。同年6月，黄宾虹与岭南名家邓尔雅、高剑父、陈树人、黄节、蔡守等人组成贞社广州支社。

而在这些人中，黄节是广雅书院后身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陈树人是广雅书院的图画教员，邓尔雅不仅是广雅书院学子，他的父亲邓蓉镜，还是广雅书院的第四任山长。

此外，广雅学子易大厂、罗瘿公等人，也都是黄宾虹的好友。罗瘿公曾请黄宾虹为京剧大家程砚秋绘《玉霜簃图》，易大厂则拉着黄宾虹共同编辑《华南新业特刊》，后来出版《黄牧甫印谱》，也是请的黄宾虹做序。

事实上，与黄宾虹产生联结的远不止广雅，而是整个岭南画坛。黄宾虹半个世纪的书画生涯，所交书画界朋友及传授弟子中粤人极多，要开列名单，当在百人以上。

知音在粤港 收藏成佳话

民国时期的岭南画坛，可谓风起云涌。一边是以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主张“折衷中西，融汇古今”，又称为折衷派；另一边是以黄般若、黄君璧为代表的传统派，坚持中国画的传统笔墨。两派的对峙，催生了近代画史上著名的“方黄之争”。

黄宾虹与两派中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且深孚众望。在蔡守推荐下，他曾参与过高奇峰主编的《真相画报》的出版工作，但在这场论争中，黄宾虹的态度很明确：他坚定地站在传统派一边。1925年，黄宾虹加入广东传统派画家筹组的“广东国画研究会”，撰写发表了《中国画学谈》，对中西绘画展开比较分析。

1928年，应蔡守夫妇之邀，黄宾虹途经广州，初履香港。广东国画研究会举行盛大欢迎会，岭南文化俊彦济济一堂。黄宾虹在会上作即席演讲，就连与国画研究会唱反调的高剑父和其他西洋画家也赶来听讲。晚上在东坡精舍的宴会上，时任广东教育厅厅长的多年老友黄节亲自作陪，“宾主欢然，直至九时始散去”。

也许连黄宾虹自己都没想到，最早发现他艺术价值的，竟然是广东人。

当时的北方画坛，对黄宾虹的画风还有些不理解，认为他的画“太黑”“太乱”。黄宾虹也曾坦率自言：“拙画不合世眼，难博人欢，要五十年后，才能为世所知。”

然而，广东的朋友们独具慧眼。早在1909年，邓实就在《国粹学报》上为黄宾虹刊登广告，第一次订出润例。黄节则评价黄宾虹“非我辈所能望见”“他日方知寄意所在”。

随着与岭南画坛交流的日趋频繁，粤港等地涌现了大批“黄宾虹迷”。据统计，在私人收藏黄宾虹画作最多的地区中，粤港两地名列前茅。

在这些藏家中，顺德人蔡守、谈月色夫妇是比较特殊的。

蔡守，字哲夫，与黄宾虹同为南社创社元老，在书画、诗词、篆刻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妻子谈月色，有着传奇的人生经历：幼年入庵堂为尼，后来为爱情还俗，1922年与蔡守成婚，时人以宋赵明诚、李清照伉俪媲美之。她不仅擅画梅花、工瘦金书，更是拜黄宾虹为师，学习绘画和篆刻，成为民国印坛著名的女篆刻家，被誉为“第一女印人”。

应该说，民国时期粤港两地藏家对黄宾虹画的收藏热，其中有蔡守的宣传推荐之功。他较早认识到了黄宾虹画的艺术价值。不仅力荐妻子拜师，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黄宾虹艺事经纪人的角色，悦园藏有蔡守致黄仲琴信札一通，可为佐证。信上提到的黄宾虹在香港艺事经纪人帅铭初，同时也是齐白石、蔡守的书画经纪人。

广东藏家对黄宾虹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精神上的理解和欣赏，更体现在物质上的资助。战乱时期，物价飞涨，黄宾虹子女众多，经济窘迫。广东人很厚道，所付的润笔往往比其他求画者高出数倍。黄宾虹在与友人的信中多次谈及：“沪粤至友，蒙其推爱，于艺事亦多补助。人生知己，古今所难。”“粤诸至友之酷好拙笔者，航邮画件颇不断而来，为衰老人作沽酒以慰劳力，可感可感。”

有人形容：“广东人是黄宾虹一生中最重要的艺术赞助人。”这话其实并不夸张。

张书旂学艺 岭南风吹浙江

如果说黄宾虹影响了岭南画坛，那么岭南画坛也反过来影响了金华的画家。这种文化的双向流动，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张书旂。

张书旂，浦江人，与徐悲鸿、柳子谷并称“金陵三杰”。少年时就读浙江省立第七中学（前身即金华丽正书院），曾向黄宾虹的丽正书院同学蒋莲僧学画，按理说他应该更容易接受传统派的中国画风。但是，命运却让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上世纪20年代，张书旂来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艺术生涯的老师：高剑父。

高剑父是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他继承了师傅居廉的写生观，居廉会用针插入昆虫腹部放在玻璃箱中详细观察。这种严谨的写生观念，通过高剑父的言传身教，极大影响了张书旂。据说张书旂曾买几只鸽子养在家中，每日亲自喂食，观察鸽子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最终完成了那幅著名的《百鸽图》（又名《世界和平的信使》）。

张书旂得高剑父亲授，其花卉翎毛具有了岭南派风格。在此基础上，他还吸取西洋水彩画技法，并将其融入中国画，开创独一无二的张氏花鸟画风格。他与岭南画派另一位创始人高奇峰的弟子赵少昂，均走出国门，以花鸟画驰誉于海内外画坛，两人合作有《芋花螳螂》。

画家徐悲鸿曾称自己有“画中九友”：高剑父、高奇峰、黄君璧、陈树人、齐白石、黄宾虹、张书旂、赵少昂以及徐悲鸿自己。这个朋友圈的存在，也侧面印证了金华与岭南两地画坛的一段交流。

千里同风 文脉交融

金华与岭南的文化交响，绝非偶然。在那个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时代，朱一新、黄宾虹、张书旂等金华名家，或南下广雅，播撒新学种子；或辗转沪粤，与岭南文化俊彦结下深厚情谊；或融汇岭南画风，创新个人笔墨。他们以自身的学识、才华、情谊，跨越了地理的阻隔，共同推动了近代中国文化的演进与传承。

这段佳话给我们带来启示：真正的文化活力，从来都源于不同地域、不同思想的交流与共鸣。当金华的“力学笃行” 遇上岭南的 “开放兼容”，当传统笔墨碰撞西学思潮，近代中国文化的星辰大海，便在这样的交融中澎湃而起。

（本文图片由悦园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