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江涛

接到某杂志约写“荔枝”史话时，我正在追剧《长安的荔枝》。

说是“追”，其实不很确切，因为剧情看得断断续续。不过，烙印在脑海中的画面却异常清晰：长安城郊的官道上，一匹快马掠过，卷起阵阵烟尘。马背上的驿卒汗流浃背，却不敢稍作停留——他背负的竹筒里，盛放着岭南新摘的荔枝，那是杨贵妃的最爱……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1200多年过去了，妃子早已香消玉殒，因荔枝而起的苦乐酸甜却穿越时空，至今仍回荡在中华文化的长廊里。

一

荔枝，是一种常绿乔木。《本草纲目》记载：“其木高二、三丈，自径尺至于合抱，类桂木、冬青之属。绿叶蓬蓬然，四时荣茂不凋。”

荔枝，原本叫作“离支”。司马相如的《上林赋》罗列了长安宫苑中的奇异珍果，其中的“离支”，即为荔枝。至于由来，据考是因为汉语谐音：荔，音“离”，而“离”通“刈”，意思是“用刀割去枝丫”。李时珍进而解释：“此木结实时，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必以刀斧取其枝，故以为名。”

“灼灼若朝霞之映日，离离如繁星之着天。”（王逸·《荔枝赋》）中国的山川风物，大多离不开诗文的宣传与推介。比如，白居易的《荔枝图序》虽是一篇说明性序文，但文学意象的营造却极为精致：荔枝“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堪称最早的水果说明书。

一个名字，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一种果树的历史——轻轻地从键盘中敲出“荔枝”，犹如大人叫唤孩子的乳名，似乎有一种清新自然的果香飘然而至。

夏风吹，万物盈，荔枝缀满枝头间。离枝上桌，“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自从命名开始，荔枝便与中华文化中对生命短暂的哲学思考紧密相连。而唐代又是荔枝文化的鼎盛期，玄宗为博杨贵妃一笑而设的“荔枝道”，让这枚果实永远与浪漫、奢侈和权力纠缠在一起。

荔枝是岭南和巴中的特产，品种十分丰富。若按成熟期分，早熟的有三月红、白糖罂、妃子笑等，中熟的有黑叶、桂味等，晚熟的有糯米糍、仙进奉、挂绿等。此外，还有海南的无核荔枝和广东阳江的双肩玉荷包等，都是荔枝的特殊品种。

丹荔、丽枝、离枝、勒荔、荔支、荔果、火山荔……皆为荔枝之别名，它们各美其美，到底哪个更受消费者喜爱？

香港美食鉴赏家蔡澜先生见多识广，在《食材字典》中写道：妃子笑出现在农历三月，果实皮带绿色，身份低贱，很多人以为都是酸的，但有些也很甜，核也小。有个品种比普通荔枝大一两倍，广东人叫它“掟死牛”，才是真正的不好吃。糯米糍最甜了，核子有时薄如纸，但有些人嫌它一味是甜，没什么个性。让人欣赏的是桂味，香味重，肉厚，核则时大时小。最具盛名的是挂绿，产于增城，最老的那两棵树已用铁栏杆围在城壕般的水道之中……

广东人把“妃子笑”叫作“奶鸡”，要不是杜牧的绝句《过华清宫》把其抬到空前高度，还真有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之感慨。

不过，不管怎么说，荔枝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水果，不独中国人喜欢，“外国人初尝，皆惊为天人，大叫人间岂有此等美味”。蔡澜还说，印度、东南亚等地的荔枝都是从中国引种过去的。因为“没有洋名，他们只以音译Lychee称之”。

说来难以置信，上高中之前，可读的课外书很少，亦无人告诉我“一骑红尘”的历史典故。即便是荔枝蜜、荔枝树这些概念还是在高中课本杨朔散文《荔枝蜜》中见识的，品食鲜荔枝则在参加工作之后的1985年夏天。

彼时，鲜荔枝还是稀罕物，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荔枝壳摸上去像是粗砺的树皮，轻轻撕开一条缝隙，瞬间有汁水渗出，伸出舌头舔一舔，那鲜美的甜味能把人怔住。及至把那粉嫩的果肉吸入嘴里，那甜味更不是慢慢漾开，而是“啪”地在舌蕾上炸裂，霸道的鲜香气直往喉咙里冲。

二

世代蜗居在大山深处，没见过什么世面，如此这般盛赞荔枝之鲜美，显然是一种文学渲染。但就历史而言，荔枝与文学的交织，的确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甜蜜对话——这颗南国红果以其晶莹如玉的果肉、馥郁的香气和短暂的生命力，成为文人墨客最富创意的题材之一。

荔枝进入文学殿堂，首推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到了东汉中期，王逸《荔枝赋》根据民间语音流传，首次将“离支”写做“荔枝”。而唐代《艺文类聚》明确将“荔枝”列为正名，《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则记载：“荔枝子，味甘酸，生岭南”，是对“荔枝”医名的正式官宣。

不过，要说对荔枝的“痴迷”，还数宋代文人墨客。蔡襄（1012—1067）撰写的《荔枝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荔枝专著，详细记载了32个荔枝品种的外形、色泽、味道及其成熟期。他说：“荔枝之于果，仙也，佛也，实无一物得拟者。”

苏东坡被贬惠州，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之千古名句，荔枝俨然是他流放生涯中的精神慰藉，成为他对抗苦涩命运的良药。“古今诗人咏荔枝的诗，无虑千千万万，但我觉得写得最风趣的，终要算苏东坡《食荔枝》的那首七绝。”（叶灵凤·《闽粤荔枝之争》）

明清时期，荔枝沾染了更多的人间烟火味，渐渐实现了从宫廷贡品到民间佳果的转变，也成为连接各方的情感纽带。比如，《红楼梦》中袭人把荔枝送给看门婆子的情节，展现了荔枝融入市井生活过程。荔枝湾在番禺城西，素有“小秦淮”之誉。旧时，珠江两岸遍植荔枝，民间赏荔、品荔活动兴盛，“荔湾渔唱”曾是清代“羊城八景”之一：“青青杨柳被郎攀，一叶兰舟日往还。知道荔枝郎爱食，妾家移住荔枝湾。”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的“荔社”，更是文人雅士以荔会友的生动写照。在闽粤方言中，“荔”“利”谐音，荔枝是岭南一带新春佳节必备的吉祥符号；而连枝带叶的“荔挺”，则寓意家族团结兴旺。

荔枝还是画家的常见题材，象征“大利”“多吉”。比如，画家恽寿平（1633—1690）以没骨法绘制的荔枝图，将日常水果提升为高雅艺术；吴昌硕笔下的荔枝常以浓墨勾写，果实以朱砂、胭脂设色，形成墨色与红色的强烈对比；齐白石曾客居广东，对荔枝有亲身观察，其画作“浓墨画枝，焦墨勾叶，淡胭脂打底、浓胭脂加点”，常题“回忆星塘老屋”“杏子坞老家”等，寄托思乡情感。

三

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以荔枝为题材的诗文不可胜数，巴金、阿城、张爱玲、周作人、聂凤乔、贾平凹……都曾写过。鲁迅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王祥夫在《荔枝来也》一文中说：“有关清宫吃荔枝的事，让我想不到的是，皇帝吃荔枝同时要赏阿哥和公主，但一次也只赏一两颗，明确记载是一颗或两颗，没有超过三颗的事。连皇子和公主也仅仅只能吃一两颗，可见荔枝在清代的珍贵。”（《四方五味》）

在清代，岭南进贡荔枝，已非“一骑红尘”，而是“整株的荔枝树连根带土挖起往北京急赶紧走”，“珍贵”是毋庸置疑的。但仔细一想，又不尽然。

荔枝性热，多食容易导致“上火”，表现为口干舌燥、口腔溃疡、牙龈肿痛等症状。故而，坊间有“一颗荔枝三把火”之俗语。

李时珍《本草纲目》详细记载了荔枝的多种药用功效，可治疗牙疼、疝气等症状，甚至能止“呃逆不止”（即打嗝）。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是一部养生典籍，也是古人“药食同源”理念的集大成者：“荔枝，果中美品，鲜者尤佳。多食发热，动血损齿。凡上焦有火者，忌之。”

凡此种种，医学上有个专用名词“荔枝病”——轻者头晕、冷汗、乏力、面色苍白，严重的，可致抽搐、昏迷，甚至死亡。

荔枝病是种“低血糖症”：“荔枝含有大量果糖，被胃血管吸收后，必须由肝脏的转化酶变为葡萄糖，才能被人体利用。过量了，改造果糖的转化酶负荷不起，不能变成葡萄糖时，毛病就产生了。”（《食材字典》）

蔡澜不是医家，给出的方子是：糖上加糖，补充一些葡萄糖即可。我感到好奇，便用AI问诊古代典籍，《本草纲目》含糊其词，虽没有明确提到“荔枝病”，却验证了蔡澜的说法是可行的。

王士雄的《随息居饮食谱》倒是写到了“荔枝病”，不过也没有直呼其名，而是说“醉”：“食之而醉者，即以其壳煎汤，或蜜汤解之。”“蜜汤”者，不就是蔡澜说的“糖上加糖”吗？

“醉”者，为酒所酣也。只是，在现实生活中，“醉”人之物远不止一种“酒”，诸如饭、油、烟、茶等等，一旦过量，皆能“醉”人。

不过，荔枝“醉”人，倒是头一回听说。而解“醉”之物，竟然不是名贵之物，而是被我们随手丢弃的荔枝壳，就不能不让人感慨了：“一直知道荔枝好吃，却不可多食，荔枝的红艳果肉如炽炭灼喉，甜腻的汁液下暗藏燥火，恰在警示世人：越是甘饴的诱惑，越需克制清醒。却不知青褐皱褶的粗砺果皮，以苦涩之性涤荡内热，宛若苦难磨砺出的智慧，在浮华背后默默守护本心。或许这就是李善德品出的人生智慧，人生亦如此。”

一骑红尘千年事，几颗荔枝甜心间。有天清晨，偶然读到秋之禅的网文《“荔枝”随想》，一下便喜欢上了在长安打拼的九品小吏李善德。

民以食为天，口福是人生幸福之基石。无论是物流还是消费，我们都比古人幸运，至少在吃荔枝这件事上，我们再也无须算计路途之远近、纠缠数量之多寡，而更多的是强调个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