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义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胡清波 朱文灏/文 叶南飞 胡清波/摄

长江一支笔，胜过百万兵。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浪潮中，范长江用一支笔，写下中国近现代新闻史上的“三个第一”：他是在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让外界得以窥见长征这一人类历史壮举的真实面貌；他是突破新闻封锁，报道“西安事变”真相的第一人；他是国内以记者身份进入延安采访毛泽东等领导人，并如实报道陕北革命根据地情况、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及政治主张的第一人。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范长江毅然选择以笔为枪，冲破重重阻碍追寻真相？在努力追求真理和光明的征途中，他是如何从一名正直的新闻记者成长为一名执笔为戈、蘸血为墨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精神，又是如何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人追求新闻理想？

日前，金华市青年记者探寻红色新闻文化印记采访小组来到范长江的家乡——四川省内江市，在他当年出发的地方，聆听历史回响，触摸新闻初心，感受那份穿越时空的家国情怀和职业情操。

西北之行 千里新闻“长征路”

“手无寸铁兵百万，力举千钧纸一张。”范长江生平事迹陈列馆内，刚劲有力的字体赫然入目，这本是范长江形容鲁迅先生的诗句，如今也成为他本人的真实写照。

陈列馆内，一张手绘的“成兰纪行所经路线图”十分显眼。“范长江当年就是从成都出发，经兰州，入祁连山，历时10个月有余，足迹遍布5省，行程数千公里，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系列通讯，这就是著名的‘西北之行’考察。”范长江纪念馆馆长刘仕巧手指摩挲着地图，旁边是范长江沿途拍摄的照片，记录着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状态以及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

“这个社会正需要无数有操守的记者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在那个风雨飘摇、烽烟四起的年代，范长江不愿做纸上谈兵的学者，而是以笔为枪，走向更广阔也更危险的新闻战场。他主张记者要有抱负，“穷毕生精力研究一两个什么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从群众中提出来的”。在他看来，当时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红军北上后中国的动向以及成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

带着这两个问题，1935年7月，26岁的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西北考察的壮举。他先按图索骥，循着红军的路线去往江油、平武、松潘，翻越祁连山，绕过贺兰山，之后又迈向更西部的敦煌和更北部的包头。

“这条路真正寂寞，真正长。”这是一条难走的路，范长江每天都要行走几十乃至上百里路，在“马不能行”“尽在悬壁”的路上踽踽独行；蹚过“往往陷死人马”的烂沼泽，“滑倒数次，满身污泥”；翻越“只有天在上，嶙嶙万山低”的大雪山；甚至为了印证红军据守涪江南岸时，国民党官兵下水冻僵而死的传闻，他不惜以身试险，亲自下水，写下“记者亦曾以足部试之，下水数分钟，即失足部知觉，急提出水，必经五六分钟，始能回复原状”的真实见闻……他的足迹遍及川、陕、青、甘、内蒙古五省，国民党统治下的最黑暗的乡镇、红军经过的最险远的村落，都是他足履所至、笔锋所向，这些旅行通讯最后汇编成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中国的西北角》。

著名社会活动家胡愈之在《忆长江同志》里写道：“他是国内报纸上公开如实报道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人。由这些报道汇编而成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后来斯诺的《西行漫记》一样，是一部震撼全国的杰作。”

西北之行后，1937年2月，范长江到达延安，在毛泽东的窑洞作“竟夜之谈”。这次长谈涉及“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抗日战争的战略”等重要问题。他在《我的自述》中称，“这十小时左右的教导，把我十年来东摸西找而找不到出路的几个大问题全部解决了”，并欣喜地表示“中国的出路，在我来说，是找到了”。

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夏衍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深入前线，宣传抗日，这一天，后来成了中国记者的共同节日。1939年5月，范长江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

此后，范长江的行囊里，多了两件东西：一个是出发的号角，提醒自己永远保持奔赴现场的热情；一个是前行的路标，警示自己莫忘“为民立言”的初心。

风雨同行

笔锋所向为家国

穿过陈列馆，步行百米，便来到范长江故居。范长江的雕塑屹立园中，他背手静立、眉眼含笑，仿佛在等待远道而来的“同行者”。

“他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他的新闻实践和爱国主义精神，一直鼓舞着后人砥砺前行。”刘仕巧说。

“人民的报纸要绝对真实，不说假话”“自由是真理的自由，人民的自由”。范长江在新闻实践中以“为民立言、为国担当”为核心，践行“人民为上、事实为本、使命为魂”的新闻理念，时至今日，仍是中国新闻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们的目光从四川省内江市，投回1700多公里之外的浙江金华，范长江的新闻之路似乎有迹可循。从金华走出去的“一代报人”邵飘萍，是范长江“神交”已久的新闻前辈，对他的新闻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先驱者，邵飘萍秉持“铁肩辣手”的办报理念创办《京报》，在乱世中针砭时弊，传播进步思想，最终为新闻理想和革命事业献出生命。邵飘萍在乱世之中举起“新闻救国”的大旗，主张报纸当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者”为第一信条，记者须“保有社会第三只眼之自觉”。

90年前，范长江的西北之行正是对邵飘萍“为未来之新闻界开一生面”新闻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身体力行的田野调查，确立了新闻记者作为“历史现场见证者”的独特价值，成为当代记者践行“四力”的榜样。

内江师范学院弘文楼前，青年范长江的铜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该学院长江新闻学院院长助理、范长江研究所所长刘佳多年来从事范长江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范长江和邵飘萍都是以笔为枪、新闻救国的革命先驱，他们用真实的记录为人民发声，将个人的新闻理想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她介绍，学院曾组织新闻学子沿着范长江西北之行的部分路线，重走成兰路，在路上体会采访的艰辛和爱国的初心。

时代回响

长江自有后来人

新时代正召唤着心怀理想、脚沾泥土、笔带真情、肩有担当的“范长江式”新闻人，他们在时代大潮中携笔赴山海、以文见初心，续写“长江自有后来人”的新篇章。

作为范长江家乡的新闻媒体，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多年来一直践行范长江深入一线、贴近群众、追寻真理的新闻初心，采写了大量肩扛使命、脚沾泥土、笔带真情的好新闻。

长江浩荡，激励后人。长江大课堂的荣誉墙上，贴着获得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的优秀新闻工作者的照片。以范长江名字命名的长江韬奋奖是中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最高奖，2010年起，该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每届评选20名获奖者。其中长江系列10名，主要奖励优秀记者、新闻评论员、新闻节目播音员（主持人）。

第17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四川省广播影视少数民族语言译制播出中心记者启米翁姆扎根牧区，采写了大量贴近草原民生、饱含民族温情的新闻报道。“我真切感受到，脚踏热土、扎根基层、践行‘四力’是新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获取自信和力量最有效的方法，通过走基层、进高原，我收获了更多的力量和勇气。”她说。

漫步于范长江新闻林内，一株株由全国20多家新闻媒体工作者亲手种植的树木已亭亭如盖，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记者手记

记者当如范长江

在范长江故居的雕塑前，我们久久伫立。一种深沉的力量撞入心底，同为新闻人的自豪感与使命感在胸中翻涌，一个念头愈发清晰：记者当如范长江。丰碑在前，何惧前路漫长；理想在胸，敢闯万难险阻。

范长江生平事迹陈列馆里，两件旧物触动人心。一件是缝满补丁的旧军毯，另一件是书页泛黄的《中国的西北角》。“这条军毯是范长江在新四军工作时用的，见证过抗击日寇的烽火，后来被他的妻子沈谱视作传家宝。”馆长刘仕巧的话语轻缓，我们不难想象，军毯的针脚里，藏着多少他在战场上冒险采访的故事。

90年前，26岁的范长江为弄清“全国人民关心的大问题”，孤身北上开启西北考察。这段历尽艰辛的行程，何尝不是当代记者践行“四力”最鲜活的典范？不正是我辈新闻人追寻理想的“船”与“桨”吗？

“新闻记者不是有一支笔就可信口开河，也没有天才记者，唯有终生不断刻苦学习，向博与精的路上迈进。”范长江的这句话，至今仍在新闻人的耳畔回响。现在，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采访工具更先进、传播方式更便捷，但这份为国为民的初心、刻苦学习的执着、求真务实的底色，从未过时。

如今，范长江先生的新闻火炬已经交到我们手中，做“范长江式”的记者，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深入现场的采访里，写在每一篇传递温度的报道中，刻在每一个新闻人坚守理想的初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