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炎

台湾义勇队纪念馆，白墙黛瓦下，只见一尊半身铜像静静矗立，正是李友邦将军。他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仿佛在召唤着同胞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这座不足200平方米的单层老宅，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台湾同胞有组织参加祖国抗战的历史见证。60余幅泛黄的老照片和近百件珍贵文物，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岁月。

在展厅东侧的墙面上，两张李友邦与严秀峰的合影照格外引人注目。其中一张，李友邦将军身着戎装，目光炯炯视向前方；严秀峰女士身着深色服装，神情温柔而坚定。这对烽火中的伉俪，如穿越时空的见证者，向每一名驻足凝视的参观者诉说着那段血与火的岁月。

一

李友邦，原名李肇基，1906年生于台北芦洲乡（今新北市芦洲区）。彼时的台湾正深陷日本殖民统治的阴霾，少年李友邦的心中早已燃起反抗的火种。在台北师范学校求学期间，他毅然加入蒋渭水领导的“台湾文化协会”，投身于反日运动的洪流。

1924年3月，他与林木顺等志士袭击台北新起日本警察派出所，此举招致日本当局的通缉，迫使李友邦背井离乡，辗转奔赴大陆，踏上了更为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李友邦提出“欲救台湾，必先救祖国”的著名论断，将台湾光复与民族存亡紧密相连。1939年2月，他在金华组建台湾义勇队及台湾少年团。义勇队员臂章上的“复疆”二字，既是战斗的号角，也是不朽的誓言。

他们开展对敌政治工作，凭借流利的日语优势，翻译日军文件，审问战俘，瓦解敌军斗志；他们开展医疗救助，在浙江、福建等地设立台湾医院，以精湛医术为军民祛除伤痛；他们开展生产报国，恢复樟脑厂生产，自制战场急需的药品；他们开展文化宣传，台湾少年团以戏剧、歌舞巡回演出，用艺术点燃民众的抗战热情。

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一位来自杭州的富家之女——严秀峰，怀揣着同样的救国热忱，毅然投身抗战洪流。她的出现，为李友邦的复疆之路增添了一抹温暖的色彩。

二

严秀峰1921年出生于杭州一个富裕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多才多艺。父亲时常讲述岳飞抗金、花木兰从军等故事，在她心中埋下了家国情怀的种子。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战火蔓延，日寇的暴行深深刺痛了严秀峰。时年17岁的她，目睹山河破碎，毅然决定效仿花木兰，献身救国。

1938年初秋，严秀峰随表亲秦肇琪乘船抵达金华，经父亲旧友叶润华介绍，加入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这位曾穿绫罗绸缎的千金，如今一身粗布军装，在政工队宣传抗日。她组织妇女缝制军鞋、教孩童唱救亡歌曲，很快以“杭州花木兰”之名传遍营地。

1939年3月21日，日军第22师团强渡富春江。东洲保卫战中，支队司令赵龙文急需将突袭命令送至前沿阵地。18岁的严秀峰挺身而出，借夜色沿芦苇丛匍匐3个小时，途中装死避过日军巡逻队，最终完成任务。此役中国军队毙伤日军290余人，其中她传递的命令直接促成夜间歼灭37名日军。

严秀峰不会想到，金华将成为她与李友邦相遇的起点，更不会预见，两人的命运将如何交织成一段跨越海峡的烽火传奇。

三

严秀峰与李友邦在金华初次会面时，严秀峰正在参加“妇女干部培训班”。有一天上课时，一位身着军服的老师走上讲台，称自己为李友邦。此前，同学们就听闻了他组建台湾义勇队的英勇事迹，在这堂课上，他凭借精彩的讲述，赢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一日，曾与严秀峰一起在富阳投身抗战的好友张萌丰和沈子球夫妇前来探望。他们热情地拉着她一同前往台湾义勇队驻地，拜访李友邦，这便是严秀峰和李友邦的第二次见面。

两人深入交谈后发现彼此志同道合，互生爱慕之意。起初，严秀峰秉持“抗战时期不谈儿女私情”的立场，一度拒绝了李友邦。最终，李友邦以“结合我们的力量，一起为反帝抗日、收复台湾而努力不是更好”打动了她。1941年5月10日，两人在衢州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礼在第二台湾医院内举行。李友邦在婚礼上表示，“台湾一天不解放，我就一天不结婚……现在我找到一个理想的对象，一个革命的同志，一个漂亮的姑娘，我就改变主意了”。婚后，严秀峰正式加入台湾义勇队。

1945年台湾光复，李友邦夫妇返回台湾。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李友邦被逮捕，并被指控为“幕后操纵暴动”。当时身怀六甲的严秀峰强忍不适，四处奔走营救。李友邦被押送至南京后，严秀峰冒险渡海陈情，李友邦在拘禁3个月后获释。返台时，基隆码头有数千民众自发迎接，足见其民间声望。这段经历被严秀峰称作“生逢沙场、死别冤狱”的开端。

在台湾白色恐怖中，1950年2月，严秀峰被判15年监禁；1951年11月，李友邦被捕，1952年遭枪决。严秀峰在狱中得知噩耗后悲恸万分。1965年出狱后，她除为生计奔忙外，还努力为李友邦讨回公道。台湾解除戒严后，严秀峰用10余年时间整理李友邦的史料和著作，澄清历史真相，为李友邦昭雪。

严秀峰曾说，她在东洲保卫战中不顾生命危险穿越火线送情报，这是她一生最骄傲的回忆，“但所有的喜悦，都比不上我和友邦的相知和相恋”。

四

1965年严秀峰出狱时，5个子女中最小的也已14岁。遥想1952年丈夫就义时，幼子尚在襁褓、长女刚满1岁，15年铁窗让这位母亲错过了子女的整个童年。

严秀峰出狱后，做女红、养鸭艰难维持家计。后来她创办翻译社，生活逐渐改善。自1982年起，她系统性地在报刊上撰文，整理出版李友邦《台湾革命运动》等遗著，全力为台湾义勇队的历史正名。

1985年，严秀峰说服芦洲李氏家族七大房百余名成员，将市值10亿新台币的祖宅捐为古迹。这座1857年建成的闽南红砖厝，曾是台湾文化协会秘密集会地。

严秀峰于1995年和2005年两度应邀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的座谈会，追思丈夫及其他抗日先烈。她曾动情地表示：“盼有生之年，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包括李友邦将军在内的台湾乡亲的共同心愿。”

严秀峰于2015年6月14日在台湾逝世。其子李力群接力母亲的事业，担任芦洲李宅古迹维护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积极宣扬父母和台湾义勇队所代表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情怀。他经常奔走于两岸，并于2009年将父亲遗留的近60件物品无偿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散落于两岸的历史印记，诉说着李友邦夫妇及其战友的崇高理想与实践。正如严秀峰所言：“我渺小的一生，便是这伟大的时代光辉的历史中一粒微尘，但对于抗日卫国这段岁月，确是我与先夫李友邦先生毕生难忘的时日与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