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徐桢瑾 义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丁丰罡 左翠玉 金家明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也是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的摇篮。

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被誉为“新闻山”的延安清凉山，燃起了陕甘宁边区的一片新闻之火。窑洞内，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时代强音。

埃德加·斯诺是首位来陕甘宁边区深入采访的外国记者，撰写了著名的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为西方世界带去了当时第一手“红色中国”的消息。此后，更多的外国记者对延安怀着极大的好奇和热情纷至沓来，向世界讲述“红色中国”。

今年8月，我们前往延安，从一段段红色新闻史中，探寻延安时期我党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打开对外宣传窗口，通过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

一颗红星让世界瞩目

“斯诺是第一个给主席戴帽子的人。他拍摄了这张流传很广、毛主席也特别喜欢的照片。”延安市红星园副总经理兰艳指着“毛泽东头戴八角帽”的照片对记者说。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为国际社会所认知的标志性图像。

红星园专门纪念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代表的在抗战时期为中国作出特殊贡献的国际友人，“红星”取自斯诺的代表作《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笔下的那颗红星，不仅为中国带来光明，其闪耀的东方之光也让世界瞩目。

在1935年至1948年的延安时期，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了残酷的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新闻封锁政策，甚至诋毁、污蔑我党和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面对重重封锁，延安成为“未知之地”。

1936年6月，斯诺带着一系列疑问，在宋庆龄的联系和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穿过国民党的防线来到延安采访，成为第一位来西北苏区采访的外国记者。

在延安的3个多月时间里，斯诺完成了对中共高层、红军将领、普通战士和根据地民众的深度采访。其间，他与毛泽东进行了数十次彻夜长谈，毛泽东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自己的成长经历、革命理念和家庭生活。他采访了周恩来、张闻天、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记录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场景及日常趣事。此外，他还深入前线，采访了西征红军司令员彭德怀，搜集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手资料，并记录了战士们的生活细节。

离开延安返回北平后，斯诺将他在中国西北革命根据地实地采访的所见所闻，真实记录撰写成书，这本书正是《红星照耀中国》。

1937年，《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该书在伦敦一个月间连续印行5版，发行超10万册，在美国第一版销售量超1.6万册。

《红星照耀中国》披露的中共抗日主张、统一战线政策等内容，直接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认知和态度的转变。

1944年，美国军事观察组访问延安，称斯诺的报道“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同等重要”。此外，美国学者拉铁摩尔说：“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像火焰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原来还另外有一个中国啊！”

外国记者笔下的红色中国

斯诺的“破冰之旅”打开了中共与西方媒体打交道的大门。

在斯诺和《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动邀请下，一批又一批国际友人来到延安。

据统计，延安时期，先后有美、英、苏、德等10多个国家百余名国际友人来到陕甘宁边区采访、考察、学习、工作和战斗，其中有很多是新闻记者。

他们以忠实笔触记录延安的真实图景，创作出众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新闻报道、考察报告、回忆录及影音资料等现象级作品。这一活跃于延安的外国记者群体，也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关注红色中国的报道热潮。

1944年6月，延安交际处接待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带着在陕甘宁边区一个多月的所见所闻，参观团成员回到本国后，成为红色中国的生动讲述者。他们运用翔实的材料，广泛传播延安与解放区的崭新气象及人民军队的卓越战绩，用雄辩的事实向世界宣告——“这里就是中国的未来”。

来延安采访的众多西方媒体记者中，有两名著名美国女记者，她们分别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37年1月，史沫特莱应邀来到延安。在这里，她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采访，同时还采访了许多红军战士与边区群众。

她通过《纽约时报》《曼彻斯特卫报》等，首次向世界真实报道延安的民主实践、军民团结及抗战决心。1941年5月回国后，她还撰写了《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与斯诺的《西行漫记》并列为介绍中共革命的经典著作。

斯特朗曾先后6次访华，第5次访华时，她来到延安，与毛泽东进行了关于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入谈话。也正是这次谈话，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斯特朗将此发表出来，立刻传遍国内外。

在延安市杨家岭革命旧址的毛泽东故居门口，摆放着一张小石桌。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就是在这里会见了斯特朗并与她谈话。而今，“小石桌”的故事仍在被不断讲述。

借外媒发声与世界对话

为何要向世界讲述“延安故事”？一切皆有迹可循。

在毛泽东与斯特朗曾经交谈的那张小石桌前，延安大学教授、新闻系主任郭小良谈起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在延安开展国际传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很大的舆论封锁，这时候，我们需要向外界传播客观、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形象。”面对这一客观形势，中国共产党选择打开大门，将西方记者请进来，坦诚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郭小良说，据统计，延安时期，来延安采访的有来自不同国家的70多名记者，以英美国家为主。

延安时期开展国际传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主观因素，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宣传家，他既有丰富的新闻宣传理论知识，也有很丰富的新闻宣传实践。”郭小良说。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期间，申请了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听课，当时的授课讲师是《京报》主编邵飘萍和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硕士徐宝璜。

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个场景，邵飘萍向北大学生提问：“要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需要哪些基本素质？”毛泽东的回答是：“知识、博学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的……比知识更重要的，就是人的思想、立场还有职业操守。”他的回答也正是邵飘萍一生的新闻坚守。

在斯诺对毛泽东的采访中，毛泽东曾说，他在北大学习时，邵飘萍是他的老师。“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这一谈话也写进了《红星照耀中国》。

郭小良认为，毛泽东这段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学习经历，使他日后成为一名“宣传家”，并在延安时期选择用笔作为战胜敌人的又一锐利武器。

用金华之声讲好中国故事

延安时期国际传播产生的巨大影响，让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金华是浙江之心、开放高地，在国际传播方面有着独特资源和天然优势。其中，作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义乌，每年来义外商近60万人次，主要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无疑是金华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

2023年12月，义乌“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心成立，成为浙江省首个县级国际传播中心。近两年来，义乌“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心已累计发布作品2300余条，单条最高播放量达7000多万，海外总播放量破4亿。

义乌以商立市，国际传播也“以商传声”。“除了打造数字传播标杆，我们还构建了立体传播矩阵，一头面向海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头面向在义常住外商和来义采购的外商、外国游客。”义乌市融媒体中心国际传播工作部主任朱国进说，通过传播矩阵，更多的义乌故事、中国声音已从“官方讲述”变成了“全球共鸣”。

与此同时，30多期《创富潮》系列中英双语短视频作品全球播出，海外触达超5亿人次，成为“中国开放”的鲜活注脚。依托“小商品国家客厅”展示浙江中欧班列（义新欧）物流网络，吸引哈萨克斯坦等27个代表团考察，助力数十项商贸项目达成合作，实现了“传播力”向“发展力”的高效转化。

义乌是金华开展国际传播的有力实践与重要缩影。近年来，金华不断挖掘整合国际传播特色资源，放大金华国际传播声量。

去年10月25日，金华国际传播中心（JHICC）揭牌成立，标志着金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入全新发展阶段。金华国际传播中心搭建了“1+1+10+N”全平台矩阵，整合多元传播资源，首批设立浙江师范大学、义乌鸡鸣山社区等10个国际传播观察点，通过开展AI短视频制作、多语种内容分发等创新实践，力争打造长三角地区国际传播示范平台。

如今，在八婺大地上，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这一时代课题，正通过一个个生动实践得到精彩解答，金华也成了世界观察中国、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

无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讲好家乡故事、中国故事、人类故事，我们任重道远。

记者手记

追寻传播之光 讲好中国故事

走进清凉山，山峦的雄伟与窑洞的古朴交相辉映。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最强音的起点，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气。来到红星园，近400张珍贵照片生动地展示了百余名国际友人在延安工作和生活的场景。70多名外国记者写下的一篇篇报道，如同一束束晨光，穿透了迷雾，让“红色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熠熠生辉。

回到金华，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给了我们新的灵感和动力。义乌“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心和金华国际传播中心先后成立，让大家看到了国际传播领域的无限可能，也为我们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和更加多样的手段。

当今，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此次前往革命圣地，追寻传播之光，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做好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的信念和决心。

在移动互联网极为发达的今天，我们更要用好新媒体新技术，创新中国故事的表达形式，生产更优质的内容，让中国声音在数字时代实现破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