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潮海 赵荣俊

赵平生（1903-1990），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回义乌建立中共联络站并担任负责人。曾三次被捕，一度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44年重新入党。赵平生毕生致力于文化大众化事业，是中国文化大众化的引领者之一，其著作涵盖哲学、教育、语言、新闻等多个领域。

不负韶华 履践致远

1903年11月，赵平生出身于义乌一个贫困农民家庭。他自幼好学，但由于家境贫寒，在读完小学四年级后，即辍学在家，参加生产劳动。即便如此，他仍不忘学习，经常忙里偷闲到附近学校去旁听。其父赵朱禄知道他有志气、爱读书，遂外出严州、桐庐等地经商，助其考入绣湖书院（即县立第一小学）复读。1924年，他考入杭州第一师范，1926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他毕业后到绍兴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1月回义乌建立中共联络站并担任负责人。这一时期，义乌党的建设和秘密工作，在赵平生的领导下，开展得有声有色。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向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开刀。在这危急关头，在阜亨酱园联络站，赵平生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疏散外避的方针，尤其是党的骨干，为此，赵平生会后即离开义乌去了绍兴。

作为一名革命积极分子，在之后一段时期，赵平生先后三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1934年，第三次被捕出狱后的赵平生回到上海，苦苦寻找党的组织。1935年底，赵平生考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人员，1936年1月初，正式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报到，和周建人、舒重则等成为同事。赵平生的主要工作是编写《中山大辞典》词条，修订《辞源》正、续编合订本等。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仅剩英法等租界没有被日军控制，和内地隔绝，就像是一座“孤岛”。

身处“孤岛”的赵平生目睹国家的灾难、不幸，是绝不愿做亡国奴的，他振作精神，与好友周建人发起读书会，地点放在周建人在法租界四明村的家中，主要是谈时事、学哲学，在青年中举办哲学讲座，同时写进步文章在《译报周刊》《求知文丛》等进步报刊上发表。成立读书会，就要邀约一些志同道合者参加。赵平生积极介绍好友加入读书会，很快，参加读书会的有赵平生、周建人、江闻道、冯宾符、胡仲持（即胡学志）、胡愈之（即胡学愚）、梅益、麦园（即宋家修）、胡曲园、孙冶方、吕金录、陆缀雯、邵景渊等十余人。

1941年，他于上海“孤岛”时期发表了《论大众化》一文，系统阐述了文化大众化的理论主张与实现路径，强调文化教育必须深入群众、服务群众、唤醒群众，这一论述为其后一系列实践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到1941年底，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太平洋战争，日军全面占领上海租界，读书会被迫停止。

赵平生等人在积极开展读书会的同时，也在一些工厂中办起了夜校，举办报告会、学术讲座，赵平生、许广平等经常应邀作报告。

此外，赵平生还积极参与现代知识讲座。讲座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党的路线和政策为主。讲座的讲师人选都是当时有名的学者，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也有非党民主人士。教学内容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社会科学概论以及中国近代史。有关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当前形势则用专题报告形式进行。讲座虽只举办三期，学员只有800多人，但对中国的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

笃行不辍 潜心语文

据赵平生本人写的履历:“1942年3月，上海党组织安排送我到驻在苏北盐阜区的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5月，分配到盐阜区行署文教处工作。年底，日寇将大‘扫荡’，被遣散回上海，我不从，后到盐阜报社。”无意中，他成了《盐阜大众报》首任主编。

初到江苏盐阜，赵平生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担任盐阜区行署文教处科长兼编审室主任。1943年4月25日，经盐阜地委宣传部批准，《盐阜大众报》创刊，任命赵平生为主编、王阑西为社长。

在赵平生领导下，《盐阜大众报》坚持群众路线办报，大力发展工农通讯员，队伍不断扩大，从1944年的400多人，发展到1945年近2000人。为了培养工农记者，让他们能在工作、劳动之余做好记录，赵平生还专门在“速记”方面著有《简易速记法》一书。

很快，《盐阜大众报》就成了苏北抗日根据地颇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它在群众中扎根后，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广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对推动和保证战争胜利及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盐阜大众报》在中国报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迄今为止，新中国成立前创办的党报，仍然保留原刊名的仅剩下五种：《新华日报》《大众日报》《解放日报》《盐阜大众报》《人民日报》。《盐阜大众报》为其中之一，实属不易。

赵平生视传播和推广无产阶级大众文化为己任。《盐阜大众报》首次提出了“从大众中来，到大众中去”的新闻学新观点。该报一创办即开展了“写话”运动，第一次开创性地用“大众语”写作。

1948年，赵平生任教于山东师范学院、华东大学。为改变旧中国劳动人民“大半是文盲”的窘况，赵平生极力推动新中国的教育普及和群众扫盲工作。他认为“大众的进步或落后并不在于生性的聪明或愚蠢，而在于教育的好或坏”。他提出“两条线教学法”和“写话教学法”。

两条线教学法是指：第一条为认读线，认字、认读、阅读的提高、大量阅读；第二条为认写线，认字、认写、写话、仿作、习作、写作。两条线的交叉点是认字（识字），所以，赵平生同时提出了“拆拼识字法”，以更好地开展两条线教学。

在“写话运动”中，他还别出心裁地提出“语”“文”合一的观点，即话怎么说，文章就怎么写。这就是所谓的“写话教学法”。写话运动不仅在全国的解放区得以推广，也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和途径，使得扫盲运动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写话运动”的开展，直接加速了白话文的推广，这是破天荒的一场革命，将“读书由少数人书斋里的游戏，奇迹般地变成为众多人所必需的粗茶淡饭”。1954年10月，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不少知名人士参与其中，诸如丁西林、王力、吴玉章、吕淑湘、季羡林、林汉达、胡乔木、胡愈之、马叙伦、叶圣陶、黎锦熙、聂绀弩等，赵平生为23位委员之一。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赵平生任副秘书长。

当时他提出：推翻汉字不如改革汉字；主张保留汉字的形式；用拼音方式代替旧声符；保留部分表意文字，改革形声字；改革不容易认识的繁体字……实践证明，他的这些建议是很有见地的，泽被后世，影响深远。

宏阔的视野，敏锐的洞察，对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的确定，赵平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赵平生一生坚守信仰、躬身实践，其哲学思考、新闻理念与语文改革实践，深深嵌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脉络之中。他不仅是一位革命者，更是一位文化的播种者与思想的引路人，其精神与事业，至今仍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