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子芳

编者按：楼子芳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馆员，台湾义勇队纪念馆顾问。他是最早研究台湾义勇队抗战史的学者之一，长时间来，持续推动有关部门重视台湾义勇队抗战事迹及旧址保护。今年已经91岁高龄的楼子芳依然关注台湾义勇队研究，不久前，他写下此篇文章。

初见研究成果

198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我发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抗日报刊》一文。在查阅资料过程中发现在金华成立过台湾义勇队，中共浙江省委文委负责人骆耕漠、邵荃麟主编的《东南战线》（1939年1月20日创刊于金华）第1卷第4期辟有“台湾义勇队特页”，刊载了台湾义勇队负责人李友邦等人的文章，对刚成立的台湾义勇队作了全面的介绍。当时各地开展党史研究，也无人知道有个台湾义勇队。我翻阅的报刊比较多，于是继续收集有关台湾义勇队的资料。

1990年，我申报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浙江抗日战争史》。作为浙江抗战史研究子课题，我进行了台湾义勇队的研究，并于1992年初撰写了《李友邦及台湾义勇队在浙江的抗战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结交了来杭的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陈在正教授。由他推荐，我的第一篇有关台湾义勇队的论文，参加1992年3月29日在台湾师大召开的“李友邦先生逝世40周年学术研讨会”。后来，会议组织者、李友邦夫人严秀峰女士告诉我，当时无法办理邀请我赴台的手续，论文是请人代读的。1993年，我又写了一篇《略论台湾义勇队的抗日活动》，刊于北京《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

199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各地纷纷举行纪念会或学术研讨会。我根据前两篇研究成果，整合成一篇比较完整的论文《论抗战时期的台湾义勇总队》，经浙江历史学会推荐，出席浙江省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又推荐四篇论文参加北京召开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结果只选我一篇，其他三篇均落选。这使我深深感受到选题非常重要，激励我继续研究。

因为同时收到北京和台北学术研讨会的邀请，而且同一时间召开，考虑到赴台机会比较少，我决定向北京会议请假，去台北参加“庆祝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两岸学术研讨会”。大陆被邀请的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武汉、广州等地31人，均为大学或研究院所的教师和研究人员，杭州大学历史系被邀的有我和系主任金普森两人。这是一次规模比较大的民间交流活动，两岸学者本着“两岸一家亲”精神，求同存异，共同讨论中国抗战问题。研究台湾义勇队的只有我一篇，引起同行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曾任《百年潮》主编）向我建议，可将台湾义勇队的调查撰写成一本专著，并附上一些档案资料，我接受了他的建议。论文同时收录于北京和台北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光明日报》摘要刊载，被我单位老师称为一篇“高级文章”。

赴金华调查遗迹

1996年是我退休第二年。我着手撰写专著《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觉得有必要到金华去做调查，以便深入研究获取更多的材料。

是年7月23日，我到金华调查访问，确认酒坊巷29号（原18号，现84号）为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无疑，房屋也保存完好，这使我大喜过望。次日，在堂兄楼芳兰陪同下，到金华城郊仙桥镇下牌塘村（现属赤松镇）和东孝乡尖头塘村、下于村调查，收获满满。次年10月19日，又是楼芳兰陪同，第二次到尖头塘村调查。这里有“清静禅林”，俗称大庙，旁有小庙，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在这里住得比较久。村党支部书记钱樟生说：父亲钱勇祥曾给台湾义勇队烧饭，而且随义勇队到了福建龙岩，1944年才回来。后来楼芳兰又一次代我去下牌塘村调查，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和遗迹的调查访问，他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接着，我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1996年9月18日，给中共金华市委宣传部写了一封信《应将金华酒坊巷18号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议》，提出应将该处列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2月，台盟浙江省委会以我的信为内容，在省政协七届五次会议上以提案方式，建议将原金华酒坊巷18号列为革命文物保护单位。省政协《联谊报》（1997年4月18日第3版）摘要刊登此信内容。

撰写《寻访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的抗战遗迹》，发表于北京《台声》1998年第11期。此文发表后，引起广泛的关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浙江电视台、南京电视台先后到金华采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来访，为台湾馆收集资料。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到金华调查采访后，制作了电视节目《同仇敌忾的日子——寻访台湾义勇队》，播出后影响极大。根据新发现的材料，我又撰写了《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抗战遗迹的初步调查》。

推动有关部门重视台湾义勇队抗战事迹及旧址保护。1999年10月25日，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省台办、省委党史研究室、台盟浙江省委会联合召开“纪念台湾抗日义勇队成立六十周年座谈会”，与会者近20人，共同追思台湾义勇队抗战史，缅怀义勇队将士们爱国爱乡的民族精神。在会上，我以《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题，介绍了台湾义勇队的抗战事迹。

得知台湾义勇队成立旧址尚存，许多当年参加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的老同志满怀激情，重访金华。81岁的严秀峰女士，在女儿李効群和儿子李建群的陪同下，第四次回大陆。2001年10月7日，她从杭州城站坐火车到金华，我陪同她先后到岭下朱、酒坊巷、尖头塘等地访问调查，金华市党政领导对她热情接待，使她感动万分。我事后撰写了《一个抗日女战士的故地重游——记台湾同胞严秀峰女士在富阳、金华的寻访活动》。她曾参加富阳东洲保卫战，与李友邦结婚后一直随队工作。

2003年7月，《抗日烽火中的台湾义勇队》在台北出版发行。

当时，大陆史学界研究李友邦及台湾义勇队抗战的只有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该校的陈正平著有《李友邦与台胞抗日》，我也算是第二家了。在台湾，有学者王晓波、作家杨渡等人发表过论文，不见有专著出版。笔者于1996年4月李友邦将军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开始编写此书，也作为对李友邦将军的纪念。在编写过程中，访问过不少原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的成员。

当年的老同志，特别感谢我为台湾义勇队和台湾少年团写出一部比较完整的抗战史。

参加金华举行的一系列活动

金华市委、市政府为弘扬李友邦将军及其台湾义勇队的抗战业绩和爱国精神，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我先后参加了“一会一书一馆”活动。

“一会”，指2004年2月22日出席在金华召开的“台湾义勇队成立65周年纪念会”。我陪同台湾同胞一起参观原酒坊巷18号，次日又陪同他们去下牌塘、尖头塘重访旧地。在参观酒坊巷时，原少年团团员黄莘发现一个印象深刻的台门（原36号，无新门牌号）。她告诉我：“这是当年李友邦及朝鲜义勇队金华通讯处主任李苏民住的地方，我多次在这里向李苏民叔叔学习朝鲜歌曲。”会后，我写了《金华发现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及朝鲜义勇队驻金华通讯处旧址》一文。

“一书”，指2005年《台湾义勇队在金华》一书的发行。

“一馆”，指2006年10月20日参加台湾义勇队纪念馆开馆仪式，我被聘为台湾义勇队纪念馆顾问。

2012年5月23日，又应邀参加金华召开的“台湾义勇队撤离金华70周年暨李友邦将军牺牲60周年纪念会”，我撰写了《从“解放台湾”到“收复台湾”——关于抗战时期台湾义勇队基本口号的演变》一文，同与会者交流。

我的体会

我认为一部完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必须反映台湾同胞抗日的史迹。研究抗战史，必须同时研究港澳台同胞、华人华侨以及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历史，才能深刻理解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民族，是一个坚持正义、珍爱和平、敢于牺牲、善于斗争的民族。这就是我研究台湾义勇队抗战史历时多年，并取得一定成果的原因。

李友邦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动员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在抗日前线的浙江金华建立台湾义勇队，成为抗战时期由在大陆的台胞组织起来的人数最多、时间最早也是最长的一支抗日队伍。台湾义勇队以台湾同胞为主体，同时吸收大陆同胞协助开展工作，台湾同胞与大陆战友并肩战斗，命运与共。李友邦发挥台湾义勇队的特色优势，带领队员在抗日宣传、瓦解敌伪军、战时医疗服务和战时生产等方面作出了卓著贡献。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帝国主义国家侵略史，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英勇斗争史。在日本强行侵占台湾的半个世纪里，台湾人民在强敌面前，始终以战斗来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殖民统治。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竭尽全力推行奴化政策，企图在台湾根绝中国文化，永远变台湾同胞为日本臣民，然而，日本侵略者万万没有想到，台湾同胞与祖国血肉关系是永远割不断的。以丘逢甲、刘永福、蒋渭水、李友邦等为代表的民族英雄，其英勇事迹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及殖民统治的组成部分。让我们永远铭记：台湾同胞的抗战史，是两岸共同的精神财富；推进祖国统一，是对先烈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