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良 关春华

任何文明社会都追求道德，但是关键在于如何看待道德的本源与归属。中华文明相比于其他文化，更认同道德是个人乃至民族生命的根和源，成己和成人的一致性，也使得个人将他人、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结而具有空前的民族凝聚力。因此，在中国社会，道德能为社会发展的目标提供基于民族主体认同的内生动力，一旦道德被普遍启发唤醒，对社会的建设也定有实质成效。

诚然，“道德”是一个普遍性的概念，中国幅员辽阔，风土人物不尽相同，因此道德风貌也呈现出地域性特征，这都浓缩在城市文化这一能够彰显地域精神的核心理念的刻画上来。而城市文化的培育和提升，也能为城市的法治建设提供良性的精神资源。2002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来金华调研时，就对“城市文化”概念高度重视：“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气质，是城市的灵魂。要在继承和发展历史文脉的同时，积极创造、培育新的城市文化资源，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虽然之后不断得到深化发展，但也愈发凸显出金华在这一概念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2018年，金华市委七届三次全会通过《中共金华市委关于大力弘扬和践行新时代金华精神的决定》，正式将“信义和美、拼搏实干、共建图强”作为城市精神品牌，奠定了新时代金华发展的基调。

信与义： 诚中形外的立身准则

信与义，历来是中华文化价值观念的基本准则。据孟子所论，三代圣人已经以“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五伦教化民众，信与义就是其中两目。汉代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常之道”（《白虎通德论·五经》），至宋代整合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民国孙中山则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的新型道德规范体系。可以说，信、义作为德性的条目，融会于各时代的伦常体系，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重要内容。

我们可将信、义分而言之，但不能否认二者具有内在的相通性。“‘信’的真诚义，表现为一种基于内在情感的实有诸己，其意义的指向，略偏重在‘内’。‘义’是达到或实现‘道’的一种客观性行为准则，其意义的指向，则略偏重在‘外’。”换言之，“信”是主体的内在道德自觉，“义”是将这种道德自觉全幅贯彻实现的方式。人之所念所信，固然有主观性的一面，惟其与“理”相合，才能避免偏颇。而“理”既是客观的“天理”，也可内化为固有的“良知”，故主体由“所信”建立之道德自觉，必然发之用于外，若“所信”开出的行为与普遍的“道义”相印，方可谓之真信，也才能证成道德生命的最终圆润。

位于浦江的万年上山文化，是江南地区稻作农耕生产方式开启的证明，先民守农时、重协作、共仓储、不欺瞒，形成“与自然立约、与族人守信”的生存伦理，凸显了长江中下游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也是金华信义文明的起点。两宋之际，范浚以“君子存诚，克念克敬”（《心箴》）作为立身标准，并以布衣上书《进策》，体现了儒家士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道义担当，被尊为“婺学之开宗，浙学之托始”。其后，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力主将学问运用到实事实地，与维护朱学正宗而被后世尊为“朱子世嫡”的“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以及明朝的章懋、清朝的张祖年等，共同缔造了金华“小邹鲁”这一理学名乡的美称。这是对圣贤学脉自觉继承、积极实践的“因信称义”。明末兵部尚书朱大典面对清军南下，固守金华城池，最终自焚殉国，实现“破家从忠，婴城守婺”的承诺，清人亦称“浙东死事之烈，未有如大典者”。陈望道首译中文版《共产党宣言》，以“真理之信”践行对民族解放的承诺，是近现代金华“信真理、守大义”的代表。邵飘萍、何炳松直视民族危难，以新闻、教育救国，坚守道义、不畏强权，彰显知识分子的信义担当。还有舍己为人、孝老爱亲等事迹迭出的平民英雄，信义从精英文化转化为全民自觉的道德实践。这是将国家与民众命运肩负己身的“因信称义”。金华“负山带江，居浙腹地。其间闾井骈阗，有陂地以资灌注；疆域绮错，有津梁以达殊方”，便捷的地理位置，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明清之际，金华商帮秉承“诚信为本、以义取利、童叟无欺”的经商理念，将信义从家族、个人扩展到商业网络，形成“无信不商、无义不久”的商业伦理。改革开放后，义乌承继商帮精神，打造世界小商品之都。随着“义新欧”依陆出境，“义甬舟”依港出海，信义金华从本土走向世界，2025年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1.05万亿元，同比增长19.5%，成为全国第8座、全省第2座“外贸万亿之城”。这是护持传统并响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因信称义”。可以说，唯有“信义”二字，最能展现金华的经济、政治、文化面貌，是对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因子的自然流露与自觉践行。

和与美：

天人合一的和谐同调

再看和美。就字义而言，和美首先揭示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同调的境界。古代星宿分野的原则之一，便是使地各有所配，所谓“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城，皆有分星，以观妖祥”。金华的分野，正是婺女星。隋开皇九年（589年）“以其地于婺女分野，故以名州”，这是金华别名婺州的由来。明代宋濂通过测量与计算，以“郡之墟正上直于婺女耳”，将婺女星作为金华的专属，婺女亦有多次显灵解救金华生民于水火的传说。可以说，金华从古至今皆沐浴在婺女星的福泽之下，此不能单纯以宗教信仰所囊括，于其之外所映射的，更是金华先民基于天文观照下的人文精神的觉醒，体现出人与天地秩序之间的共生共存。今年，金华入选“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并已创成省级生态文明教育基地28个、绿色家庭88个、绿色学校208所，“万物一体”的和美理念已逐渐变为现实。

人与自然的和谐，必然促成人文社会的和谐。“和”不是强人从己或者屈己从人，而是异者不必尽同的美美与共，也即古人“求同存异”之旨。金华境内有主峰金华山，相传东晋道人黄初平在此得道，名列道教三十六洞天；金华山下有佛教寺庙智者寺，建于梁武帝时期；金华山上有鹿田书院，始建于宋，南宋大儒朱熹曾在此讲学。金华山可为古代儒释道相融相合的典型，此为不同文化之“和美”。面对朱熹理学与陆象山心学的分歧，吕祖谦力主“鹅湖之会”（1175年）为之调停，不偏不倚，此为同种文化内部之“和美”。浦江郑义门十五世同居、三百余年不分家，靠的就是以和持家、以礼相处，成为中国传统家庭“和文化”的典范，此为家庭人伦之“和美”。以信义和美作为金华城市文化的标签，可谓至当。

金华所倡导的“信义和美”的城市精神，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升城市文化内涵”的深刻贯彻，而且是对地区发展所孕育出的文化精髓与民众风貌的高度凝练，还是对《中庸》所标示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传统理想的现实践行。

（陈伟良系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关春华系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