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赵如芳/文 张辉/摄

每天，都有南来北往的游客前往陕西延安鲁艺文化中心，参观“新中国文艺的摇篮”。沿着一段开满鲜花的坡路往上走，能看到一排排窑洞，它们是革命文艺家馆，艾青馆位于第一排。

干净整洁的窑洞里，艾青与劳动英雄吴满有坐在炕上的油画占了一面墙。画面中，年轻的艾青脸型瘦削，手里拿着纸张，吴满有的脸上满是笑容。另外两面墙展陈了艾青从1910年出生到1996年去世的资料，分为三个部分：来延安之前的艾青、延安时期的艾青、离开延安后的艾青。

艾青在延安待了4年，延安记住了他的一生。

6月，记者来到延安，真切感受艾青在这4年里发生的重大转变。

踏上延安的土地—— “流浪儿子”回到了“娘”的怀抱

延安老城北，位于兰家坪的马列学院旧址，一孔孔窑洞静静矗立，木质门窗看上去饱经风霜，洞顶的绿草随风摇曳。

上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这里是开展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场所，紧挨着的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简称“文抗”），多位作家住在这片窑洞里，那时这里叫蓝家坪。如今，“文抗”旧址并入马列学院旧址。

这里的两孔窑洞，曾经属于加入“文抗”的艾青。

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重庆的艾青等进步作家受到恐吓和监视。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艾青化装成国民党官员，与另外4位作家前往延安。一路上经过47次检查，1941年3月8日，他们有惊无险地抵达延安。踏上这片黄土地，艾青感慨地说：“我这个‘流浪儿子’终于回到了‘娘’的怀抱！”

一句话，饱含了9年的辛酸。自1932年法国留学归来，艾青在多个城市间流浪，还遭受过监禁。抗日民主根据地延安，向渴望安心创作、憧憬光明自由的他敞开了温暖的怀抱。

在延安，艾青是被尊重的，他的创作很自由。“我在延安只管写文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清楚当前最大的敌人是法西斯，要争取民族解放，所以写了《希特勒》《古石器吟》《强盗和诗人》，“我要用这脱落了毛羽的鹅毛管/刺向旧世界丑恶的一切”。他积极融入西北生活，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与多个阶层接触，写下《雪里钻》《毛泽东》，“他的脸常覆盖着忧愁/眼瞳里映着人民的苦难”。他热衷参与文艺团体，当选“文抗”候补理事，与严辰、王禹夫等创办《诗刊》，还成立延安诗会，关注美术创作，思考作者和作品的关系，认为“伟大的艺术品必须蕴蓄一种东西，这就是一个时代为了选择自己的代言人，而托付给作家的东西”。他接到父亲离世的消息后，没有回老家，写下《我的父亲》《少年行》《村庄》，将对家人、故乡的复杂情感揉进诗里，希望“我的那个村庄也建造起小小的工厂”。他在延安痛快呼吸，感受明媚自由的日子，写下《时代》《给太阳》《太阳的话》，写下《黎明的通知》：“我从东方来/从汹涌着波涛的海上来/我将带光明给世界/又将带温暖给人类……”

在气象一新的解放区，在“娘”的怀抱，不再流浪的艾青是如此兴奋乐观，如此憧憬未来！

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

6月，杨家岭革命旧址绿意盎然，国槐高大茂盛，一个个旅游团慕名而来，进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旧址参观。旧址中间摆着陈旧的木桌木凳，边上放了几张陈旧的长木凳。1942年5月，就在这个简陋的会议室，召开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艾青全程参加，并三度在讨论时发言。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进入相持的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面临重大转折。一批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后，在创作上存在分歧，部分人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倾向。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应该解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等问题，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他约谈了丁玲、刘白羽、萧军、艾青等文艺界人士。

“1942年春天，毛主席多次接见我。最初他来约我‘有事商量’，我去了。”

“他和我谈了‘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老实说，我当时并没有看出有什么严重性。我很天真地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

“接着他来信说：‘前日所谈文艺方针的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在‘反面的’三个字下面加了三个圈。”

“我没有收集什么反面的意见，只是把自己的意见正面提出了。”

“他看了我的意见之后来信说：‘深愿一谈。’在谈话中，他提出包括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等问题。我根据他的指示进行了修改，以《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为题发表了。”

1978年，艾青撰文《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回忆了他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的交往片段。

《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创作于1942年4月23日，艾青认为，文艺工作的立场是为中国民族解放斗争谋取胜利，为中国的广大的劳苦人民获得生存的权利，进而为全人类在明天能取得自由、劳动、和平、幸福的永久的保障。

当时，有作家受到批评，艾青写了《了解作家 尊重作家》一文，在文章最后引用了李白的两句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

1942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此后在5月16日、23日也举行了座谈。其间，朱德精辟地解释道：“艾青同志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们的韩荆州是工农兵。”艾青第一次听到文艺为工农兵的论点，此后一直铭记在心。

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认为革命文艺家要自觉地歌颂群众的革命斗争，文艺家要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

这个会议成为党的文艺工作的里程碑，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对艾青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工农兵打成一片——

“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里，延安文艺纪念馆庄重朴素，大门呈窑洞造型，旁边有文艺工作者吹响号角的浮雕。步入现代气派的展厅，延安文艺座谈会和会后的文艺气象是重点展陈内容，在“聚焦英模”板块，艾青发表在《解放日报》的长诗《吴满有》，以及他与边区劳模索木尔的合影非常醒目——艾青穿着旧外套，双手挽着索木尔的胳膊，微微笑着。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艾青迅速转型，足迹深入西北基层，与工农兵打成一片，文艺创作比以前更接地气、更加大众化。

当时，“街头诗”运动在延安轰轰烈烈地开展，艾青积极投入其中。“有一段时间，整天都可以看到他（艾青）出没于文化沟口的街头艺术台上，手里拎着一卷诗稿和浆糊，满头大汗地跑来跑去。”1942年中秋节，在《街头诗》创刊时，艾青写下《开展街头诗运动》一文：“把诗送到街头，使诗成为新的社会的每个构成员的日常需要。假如大众不需要诗，诗是没有前途的。”如今，这句话被张贴在延安文艺纪念馆“街头诗”展陈板块。

1943年2月初，延安文化界为欢迎劳动模范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举行座谈会，艾青决定采写吴满有的事迹。几天后，他前往吴家枣园，与吴满有坐在炕上面对面聊天，在他家住了两个晚上，之后写了简洁明快的叙事长诗《吴满有》，歌颂了这位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解放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发《吴满有》，并发表了社论，《新华日报》予以转载，新华书店还发行了《吴满有》单行本。

为了体验生活，艾青还去“三边”——定边、安边、靖边采风。回来后，延安已开始“整风运动”，艾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当时，文艺工作者利用流行于陕北农村的秧歌创作出秧歌剧，受到群众欢迎，艾青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常带领队员下乡演出，他也上台演配角。“延安风特别大，演第一场还有头有脸的，到第二场时，艾青满面就成了一个黄土包子了，嘴里塞满沙子。”程光炜著的《艾青传》，记录了艾青在秧歌队演出的一幕。了解了秧歌剧的唱腔、乐器、服装、剧情，艾青对这种艺术形式有了深刻的认知，1944年，他写下《秧歌剧的形式》一文：“秧歌剧是今天最好的宣传工具之一……从剧本的内容到形式，从秧歌的组织到演出，都是最富有群众性的东西。”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当年5月27日，他给胡乔木写信：“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几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艾青后来撰文回忆：“在一个晚会上，我遇见了毛主席，他说：‘你的文章（《秧歌剧的形式》）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我知道这是对我的鼓励。”

艾青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突出表现，获得了多方认可和表彰。

1944年10月，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开幕，艾青在这次大会上获中央直属机关“模范工作者”奖状和中共中央党校“为人民服务的模范”奖状。

1945年1月初，延安召开“边区群英大会”，在授奖典礼上，艾青等文艺界16人被授予甲等奖。中共中央党校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选举总筹委会写了评语，题为《甲等模范文化工作者——艾青同志》，重点列举了艾青的三大事迹：写《吴满有》，由写小资产阶级转变为写劳苦群众，影响大后方的青年向往延安；积极参加秧歌活动；写《秧歌剧的形式》一文，给秧歌以恰当的估计，提出若干正确的意见。

1945年初至8月，艾青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任教。如今的“鲁艺”文学系旧址里，艾青的名字出现在文学系第六届师生名单里。教室外面，萱草花开得正艳，集体向着太阳舒展腰肢。

1945年8月10日晚，艾青终于听到梦寐以求的声音——日本无条件投降。他激动，兴奋，连夜写下《狂欢的夜晚》，记载这一特殊时刻：“这是伟大的狂欢节！/胜利的狂欢节！/解放的狂欢节！/这是中国人民/用眼泪换来的欢乐/用血汗栽培的花果……”

1945年9月20日，中秋佳节，艾青要带领华北文艺工作团奔赴河北张家口，要与当地文艺工作者一起战斗。当艾青和团员们走出“鲁艺”大门时，桥儿沟的大街上站满了延安的父老乡亲和“鲁艺”师生。在响彻云霄的欢呼声、祝福声中，艾青深情地看了一眼延安，离开了这个让他结束流浪、成长转变、收获满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