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所生活的地委大院，不少同辈人爱玩乐器，吹笛子、吹口琴、弹吉他……受此影响，我也喜欢上摆弄乐器，这给普通的生活增添了无穷的色彩与魅力。

我最早上手的乐器是笛子。笛子竹制，价格便宜，买得起。从《东方红》到《在北京的金山上》，吹笛子看似简单，要吹得好听其实不容易，更别说像《扬鞭催马运粮忙》等具有高难度技巧的笛子名曲，我只有欣赏的份，根本学不会，也识相，没去学。

同样是吹奏乐器，口琴那充满金属质感的声音更让人着迷。何时买来第一把口琴？记不得了，估计是在我读高中时。出地委大院前门，莲花井右侧解放路（现解放东路）上一家文具店里就有口琴卖。口琴十几厘米长，金属外壳吸引了一双双喜欢音乐的眼睛。如同吹笛子，吹口琴依然从音阶开始练习。吹奏简单、曲调好听的《东方红》，是入门必选曲子。从《东方红》到《我们的田野》，从吹单音到吹复音，技巧上去了，旋律也更美了。印象中，我曾换过一把口琴，大一号，音色绚烂如夜空中绽放的烟花。

那个年代，地委大院吹口琴的同辈人很多。夏夜纳凉时，大家合奏一曲，其乐融融。

我吹口琴有两三年时间，直到一种新的乐器在我眼前出现，让我彻底沦陷，欲罢不能。那就是另一种西洋乐器——吉他。一夜之间，地委大院袭来一股弹吉他风。这股风源自武超。

武超住隔壁小院，大我三四岁，时为金华农具实验厂工人。一天，循着优美的琴声，我来到武超家，只见他坐在凳子上，怀抱一把扁平葫芦状的琴，一手在琴把上移动，一手拨动着琴弦。在旁人的指导下，一串串或清亮或深沉的乐音飞出来，如山泉叮咚涤荡心灵，还似老者娓娓道来，美妙极了。他弹的琴，在外国电影中偶尔见过，就叫吉他，又名六弦琴。

从此，我与吉他结缘。

武超学弹吉他，有两个老师：叶卫勇和“毛驴”。叶卫勇是他读金华二中时的同学，在学校宣传队干过。“毛驴”家住地委大院医务室附近，个子高。我曾在武超家痴迷地听过“毛驴”弹奏，他低垂着头、微闭着那双近视眼，始终沉醉在吉他那优美的旋律中……

武超当年是我们这一片区的“孩子王”。他抱起吉他，有一种夜空中北斗星般的天然吸引力，更加上吉他独特的音色、自弹自唱这一潇洒的表演方式，给我们带来听觉和视觉上的惊喜，追随者如过江之鲫。很快，这儿那儿的住家中，不时传来吉他声。

当时学吉他，我不懂五线谱和调性，靠的是简谱，靠的是别人手把手教，一番苦练，掌握了基本音阶与和弦，就开始练习曲子。说“苦练”并不为过：一方面，要完整、流畅地弹一首曲子，是一个反复练习的过程，熟能生巧；二是时间一长，按弦的左手四个指头很快就皮肉凹陷、起水泡，一按上金属琴弦钻心似的痛，让人不禁“咝”地倒吸一口凉气，没有一点决心还真不容易坚持下去。弹上几个月，左手指内侧原本的细皮嫩肉悄悄变硬、生出老茧，按琴弦时便不疼了，游刃有余。

弹吉他，有些曲子记忆深刻，如《赶快上山吧勇士们》，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的主题曲，充满了革命的英勇气概和献身精神。上世纪80年代初，台湾校园歌曲飘过窄窄的台湾海峡，以其清新、纯朴如田野山林的词曲风靡大陆，《乡间的小路》《童年》《外婆的澎湖湾》等，自然成为我的弹奏曲目。

从工厂上班到读大学，从当教师到改行成为媒体人，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子，一把栗壳色普通吉他，跟随着我一次次搬家，陪伴着我的整个青年时代：多少个夜晚，一个人在家自弹自唱；发小朋友相聚时，怀抱吉他，亮出自己的小才艺……大学四年，我多次参加文艺表演，印象最深的是1981年9月底，系里举行欢度国庆迎新生晚会，我代表本班上台表演了电吉他独奏《红河谷》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还参加班里的器乐小合奏，获得大家认可。

武超后来回忆，金华那股吉他风，是一个上海人带来的。这个上海人带着吉他来金华工作，待了半年，他把这种新的西洋乐器弹奏得动听感人，直击心灵，一些人就跟着他学。而吉他弹得好、给我留下过美好印象的“毛驴”，上世纪90年代不幸患癌症去世，年仅40多岁。当年，我只知道大家叫他“毛驴”，这次从武超口中才知其姓李，名杭生。

岁月如同一把筛子，不经意间会筛去人生许许多多的过往。一个时期里，我工作忙加上旧吉他损坏没时间修，曾经钟爱的吉他，不知不觉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从笛子、口琴到吉他，曾经玩乐器的难忘时光，已定格成一张张人生永不褪色的底片，温暖而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