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映珍

东阳乡间管摘棉花不叫“摘棉花”，叫“捏花”。一个“捏”字，带着指尖的轻柔与珍重。老家虎鹿的秋阳底下，棉桃咧嘴，枝叶赭青，白胖的棉朵探出头来。两指一捏，轻轻一拽，暄软的触感便顺着指尖传到心里。

母亲在棉花地里忙碌，专挑那些开得饱满的“头茬花”摘。捏回来的棉花，她先摊在竹匾里，仔细挑去夹杂的碎叶和棉壳，再送去轧了籽。今年攒一蛇皮袋，明年又攒一蛇皮袋，只把雪白、蓬松的好棉絮留下，全是为了给我备嫁妆。她总念叨：“乡下人家没别的，被子厚实，小囡到了婆家不挨冻，日子过得就有底气。”

1999年，我出嫁。

母亲把攒下的棉花全拿了出来，足足给我做了十几床棉被。新被堆在堂屋里，红红绿绿，像一座小山。

做新被，头道工序是弹棉花。冬闲时节，弹棉花师傅骑着旧自行车进村，一路吆喝。母亲把师傅请回家，用长条凳和门板搭个台子。师傅腰间绑着一根弯竹竿，吊起大弹弓，左手持弓，右手握木槌，敲击牛筋弓弦。“嘭——嘭——”声音沉闷而有节奏。弓弦一颤，棉絮应声而起，纷纷扬扬，像落了一层新雪。屋里弥漫起一股干燥的棉花纤维味，混着淡淡的灰尘气。弹得蓬松如云了，再牵上棉纱，用底部光滑的厚木盘反复压磨，一床结实有韧性的棉胎就算成了。

缝被子是个大工程。母亲挑了个秋日，在院子里铺上晒谷子的地簟，叫上几个要好的阿嬢、阿婶帮忙。戴上铜顶针，纫上粗棉线。大针带着长线在棉胎里潜行，红绿织锦缎的被面，针脚只露一点，点到为止；雪白的纯棉布里子，针脚却要走得密实。

女人们坐在被子上，一边绗线一边说笑：“这百子图绣得真齐整，小囡到了婆家盖着，保准早生贵子！”阳光一烤，新被子上便蒸腾起一股好闻的太阳味儿，混着植物纤维的微甜。

再后来，我进了城，老棉被也打包跟着入了户。

一晃二十多年。城里的日子讲究“轻便”：空调恒温，盖的也换成了轻飘飘的蚕丝被、羽绒被。相比之下，母亲做的那些十斤重的老棉被，显得笨拙又多余。这些年，有的拆改了做垫被，有的给儿子做了小被褥，被面被里陆陆续续都拆换尽了，只剩下十几床旧棉胎，整整齐齐地码在衣柜最顶层。

前阵子换季，我搬来方凳爬上去，费了好大劲，才把这十几床旧棉胎从高高的柜顶搬下来。十几床十斤重的老棉被，搬上搬下，着实让我出了一身汗。

其中，只有一床还套着当年那面大红大绿的“百子图”缎子被。为了送去重新弹，我找来剪刀，挑开线头，把这最后保留的被面也拆了下来。看着依然鲜亮的百子图和底下泛黄、压得死死的旧棉胎，心里竟有些空落落的。

扔是万万舍不得的，那里面藏着母亲的心意。我翻出家里攒着的几个大袋子，有买蚕丝被留下的包装袋，也有儿子上学时，学校发棉被配的那种大行李袋，把旧棉胎一床床塞进去。袋子不够用，余下的便用力卷紧，找几根旧布条绕上一圈捆住，送到街角的弹棉花店重新弹松。

现在的弹棉花店，早听不见“嘭嘭”的弓弦声了。旧棉絮塞进机器，“轰隆隆”一阵闷响，另一头便吐出雪白的棉绒，接着过罩纱机、压胎机、电脑绗缝机。机器把老手艺变得安静、利落，可听着那轰隆声，总觉得少了点当年院子里“嘭嘭”声里的烟火气，也少了点人情味。

新弹的棉胎极占地方，我塞满汽车后座和后备箱运回小区。正往下搬时，碰上同小区的一个阿姨。她瞅着我怀里的一大摞雪白棉胎，眼睛一亮，打趣道：“哟，弄这么多，要嫁女儿啦？”

我抱着棉胎愣了一下，随即也笑了。

只是这一笑，竟笑出了二十多年前的光景。那时候，母亲也是这样，一床一床，在堂屋里为我叠起一座红绿相间的小山。

夜里，把重新弹过的棉胎套进新买的纯棉被套。躺进去，柔软，妥帖。人到中年，里里外外操持了一天，只有躺下来的这一刻，才觉得这身子骨真正属于自己。那床老棉被不轻不重地压在肩上，严丝合缝地贴着脖颈。它不像羽绒被那样轻飘飘地浮着，而是带着一种踏实的“重量感”，像个实在的拥抱，把人稳稳地托住，成了一个能让人卸下所有防备的安稳窝。

恍惚间，又是虎鹿的那个秋天。阳光落满肩头，母亲坐在院子里绗被子，粗棉线在棉絮里穿梭，发出细微的“哧哧”声。

岁月把旧棉絮重新弹得蓬松，却把母亲的背影，一点点压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