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金璐

今年24岁的许闻达来自泰国。他还在读高中时，就立志到浙师大留学。有老师听说他的志向，告诉他：“学校在金华，那里是著名诗人艾青的故乡，到时候你可以去艾青的故居看一看。”

许闻达如愿来到浙师大，读现当代文学课程时，发现课本里有不少艾青的诗，诗中对祖国的热爱和对人民的同情，让他感同身受：“我能在金华读大学真的很幸运，这里诞生了艾青这么伟大的诗人！”

在此之前，许闻达并不知道，艾青诗歌曾被翻译成泰语出版。在2010年艾青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中国作协宣布，艾青的诗作已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用日本学者、艾青诗集《芦笛》的译者稻田孝的说法，艾青“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

世界三位最伟大的 人民诗人之一

艾青在海外产生影响力，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早。据艾青研究者贺锡翔《艾青作品的外文版情况综述》一文，艾青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于1934年发表后，随即传到国外，被译成日文，在日本进步青年中产生强烈的反响。

艾青海外影响力是如何发展的？带着这样的好奇，我们在上海采访了艾青研究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杨四平。

“艾青诗歌的国际性，或者说被国外读者所乐于接受，早在抗战时期就发生了。”杨四平说。他把艾青在海外的影响力分为三个阶段：抗战时期，反法西斯斗争的中国抗战文学在苏、美、英、法等同盟国家得到了积极的译介、传播与接受，艾青诗歌不但为海外大众所接受，还进入海外学术研究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文学对外译介的体制和机制，艾青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之一；改革开放以后，艾青诗歌在海外获得了广泛而又深入的传播与接受，“艾青热”出现。

据杨四平介绍，较早较成规模地译介艾青诗歌的是英裔意大利学者罗伯特·白英。他在1947年编选出版《当代中国诗选》，其中艾青诗歌占了近五分之一篇幅。白英在序言里说，艾青是中国抗战诗歌的后期重要代表之一，“是健在中国诗人中最伟大的之一，也许就是最伟大的”。

世界上第一本研究艾青的学术专著《艾青评传》于1954年在苏联出版，作者是B·彼特罗夫，这甚至比国内出版的第一本艾青研究专著、晓雪的《生活的牧歌》还要早三年。

艾青诗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中国文学》杂志。在20世纪80年代，英文和法文两种版本的《中国文学》总印数在6万份以上，发行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1981年，《中国文学》主编杨宪益倡议出版“熊猫丛书”，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只出版了两本中国现当代诗人的个人专集，《艾青诗100首》便是其中一本。1982年，“熊猫丛书”出版艾青长诗《黑鳗》外文版，在海外产生了较大影响。

1983年，瑞典出版汉学家马悦然翻译的闻一多、艾青诗合集《死水与黎明》，内收艾青《透明的夜》《一个拿撒勒人的死》《煤的对话》《春》《笑》《他起来了》《骆驼》《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等20余篇作品。

当时，许多海外汉学家专门撰写研究艾青的学术论文；一些有影响的中国现当代诗歌外文选本选了艾青的诗歌，并对艾青诗歌作了高度评价；除了诗歌，海外还译介了艾青的《诗论》；海外汉学家在“中国文学史”谱系中对艾青的文学创作进行定位，如苏联汉学家H·费德林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中专门列有《艾青》一章，足见艾青在他心中的分量。

艾青在世界诗人中地位如何？美国文学评论家罗伯特·C·费兰特把艾青、希克梅特、聂鲁达并列为现代世界三位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说：“三位诗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诗代表了亿万人的心愿”“始终吹响前进的号角”“他们总是号召人们走向更加美好的将来”。苏联汉学家切尔卡斯基持同一观点，他认为，艾青与希克梅特、聂鲁达的诗作，“都唤起了这个世界上最需要的良知和人格、勇敢和英雄主义、善良和希望”。

他的诗“有可能融化在 任何一种语言里”

今年68岁的东阳人金明生，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个20来岁的毛头小伙子，喜欢文学，喜欢艾青。他仍然记得，有一天他跟几个搞文学研究的朋友聊天，对方说起，听说艾青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了。金明生得知此事，满心欢喜，打心底里为这位金华老乡感到骄傲，只觉得自己天天读的诗句，终于被全世界看见了。艾青本人则对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极为谦虚。据周红兴《艾青的跋涉》一书介绍：

1985年3月3日，西班牙学者阿尔弗雷多·戈麦斯给艾青写信说：“我在多种场合下，都在为您提名争取获诺贝尔文学奖，因为凭良心和公正地说，没有人比您更配得到它。如果您获得这项奖的话，对于我无限热爱的了不起的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高的荣誉。”

艾青在这一年4月给阿尔弗雷多·戈麦斯回信道：“在高兴地读到您热情来信的同时，您信中谈到的对我的评价，又让我深为不安。几十年来，我的心愿就是为哺育我成长的人民和祖国歌唱，直至生命的终结。这是我写作的唯一目的。您读过我的诗文，我想您会有此同感的。”

阿尔弗雷多·戈麦斯并非唯一对艾青作出如此高评价的外国友人。在艾青收到的一封封来自外国翻译者、文学评论家、读者的信中，在他一次次出国访问交流的过程中，在他参与的一个个文学研究会议中，他都能够感受到来自全世界的热情。

1980年6月，巴黎召开中国抗战文学国际研讨会，有欧美近百名作家、汉学家出席，大会分七个专题讨论，其中之一就是“诗人们：向艾青致敬”。

在会场的布告栏上贴着一位代表写的《致艾青》：

昔日在巴黎是画家，今日返巴黎是诗人。

五十春秋过去，心儿却永远年轻。

如今重新拿起画笔，画一艘大三桅船搏击暴风！

去吧！饱经沧桑的斗士，前进，在大海上，在浪涛中！

艾青在会上发言说：“这不只是对我个人的承认和尊敬，而且是对我的祖国及其文学的承认和尊敬。”

这一年8月，艾青还应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主持人、著名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及其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的邀请到美国进行为期4个月的写作与访问。当艾青参与该活动的一次宴会时，参会者纷纷来跟他打招呼：“能在这里见到您非常高兴！”“我写诗是受您的影响，我从学生时代就爱读您的诗！”“我找不到您的诗集，就手抄了一本！”一位诗人说着就背诵起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1985年3月12日，法国驻华大使马乐代表法国总统和文化部授予艾青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章时，致辞说：“在法国的朋友当中，我们为有一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艾青先生而感到自豪。”

1995年4月12日，葡萄牙总统马里奥·苏亚雷斯在北京为艾青授予葡萄牙自由勋章，以表彰他在促进中葡文化交流方面的突出贡献，他也是中国第一位诗作被译成葡文的诗人。艾青当时因病未能出席仪式，夫人高瑛在其委托下代为接受勋章。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艾青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的有力证明。艾青缘何在海外如此受欢迎？法国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法文版《艾青诗选》译者苏珊娜·贝尔纳的说法是：“如果艾青是最宜于对外介绍的诗人——大家知道中国的语言是多么难以译成外语——那是因为，这跟他内心的声音，跟他诗歌的真实和纯朴有关。诗歌达到了这种内在的程度，就有可能融化在任何一种语言里，只要译文基本上做到了表情达意就可以取得成功。”

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最近半年，浙师大人文学院研究生蒋梦莉在做有关艾青域外诗作的研究，她发现，域外诗作占了艾青诗歌很大比例，大约十分之一，展现出艾青对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

艾青自青年留学法国开始，足迹遍及亚、欧、北美、南美四大洲，到过13个国家和地区、几十座世界名城。他几乎每到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会创作相应的诗作。他把对不同土地人民的理解，都融进了诗句里。这些带着世界视野的作品，天然拉近了艾青和各国读者的距离，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他的诗里，读懂共通的情感与追求。

在《巴黎》《马赛》《芦笛》《老人》《马槽》等诗中，艾青写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现代工业给人们精神上和经济上带来的沉重负担；在德军攻占巴黎第二天写的《哀巴黎》一诗中，艾青发出了“而我所哀伤的/也就是你们啊……”的呼唤。

出访奥地利时，艾青在《重访维也纳》一诗里把过去的维也纳写成“一个孤孀”，她“坐在古老的转椅里/显得格外忧伤”；但是，现在，她却变得“容光焕发/随时都在歌唱”。

在德国，艾青写成《墙》一诗。诗中把柏林墙比为一把刀，“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它是“历史的陈迹”“民族的创伤”。诗人预言，这堵墙再高、再厚、再长，也绝不能挡住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挡不住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挡不住千百万人的意志和愿望。

在意大利，艾青来到大斗技场遗址，目睹当年奴隶主以奴隶们相互角斗残杀来取乐的历史陈迹，想起自己曾经读过的相关历史，不久后写成《古罗马的大斗技场》，成为继《在浪尖上》《光的赞歌》之后的又一力作。

这些域外题材的诗，不仅精准捕捉了不同土地的气质，更藏着艾青一以贯之的人文关怀：他并不以过客的眼光打量异乡，始终把自己的情感和当地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这种共情超越了国界与文化的阻隔，让不同国家的读者都能产生深深的共鸣，也让艾青的诗歌天然拥有了走向世界的感染力。

周红兴《艾青的跋涉》一书记录了这样的故事：1979年5月，艾青在慕尼黑参加德中友协为欢迎中国朋友而举行的集会，并朗诵了新作《墙》。在听懂了该诗内容的翻译后，一位妇人站起来激动地说：“另一个国家的人，如果不是真正的朋友，怎么能如此深刻理解我们民族的苦闷呢？”她还向艾青提出，希望能把这首诗的译文留给她。

从对被压迫民族命运的深切同情，到对自由与光明的共同追寻，艾青总是用最质朴真诚的笔触，写下全人类共通的情感与向往，这也让他的诗歌超越了地域与语言的限制，真正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